三、引进与改造西方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是一个 “开放的时代”,随着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西方的科学和学术文化思想，也大量地不断地涌了进来。欧游后的梁启超，在学术活动中，本以国学研究为己任，但对西方的科学方法，并未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而是积极主张输入和提倡，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和运用。
1919年，他在 《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就写道：
“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要用那西洋人 研 究 学 问 的 方 法 去 研 究 他，得 他 的 真相。”[8]86尔后在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又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 （指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9]111.
近百年来，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求实的探求究竟的科学精神以及与此相表里的科学方法也盛行起来，并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使社会科学各门类也相继成为独立的学科。梁氏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学术研究中需要吸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重西方的科学精神，来改变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等等的弊病。“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2]8梁启超虽然对我们某些不正的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并积极主张输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但同时他也反对沉醉西风，盲目崇拜，以桃代李和全盘西化。他说：西方“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虽然，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8]28所谓只能作供词证词用而不能作判词用，就是说西方的某些理论框架和具体方法不能代替结论，结论还必须依据我们的材料，切实研究和分析研究的问题，才能得出。这就是说，必须以研究我国的学术文化问题为立足点来研究西方的方法论。不仅如此，梁氏还进一步指出，两种文化思想的结合，起着一种化合作用，产生一种新质，能促进整个文化思想的发展，对全人类都有利，并非是那一方得利，而是互补互利。所以他要求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 “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35这些论述，都是相当深刻的，是很有道理的。他后期积极主张输入西方的科学精神来研究本国的学术文化的具体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
梁启超运用与改造西方的科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西方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来整理和总结乾嘉学派的训诂法和考证法，使之成为思辨性很强的新的考证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如上文所述。二是运用了当时风行于西方的文艺心理学、心理分析法、进化论、因果律、比较法以及归纳演绎法等等，给研究的命题、范畴以新的评价，赋予新意义和新价值。譬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的进化论和心理学很时髦，很风行，这两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各门类中来。美国的占晤士 （今译詹姆斯）和法国的格柏森把心理学研究和进化论结合起来，创立了 “人格唯心论”和 “直觉创化论”学说，一则从人的心灵、品格和意力说明人格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人格的制约；一则从人的心力即情感和意志的自由流转和变化来说明社会的实相。两者都强调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受人格的影响和直觉的创化，他们都是主观唯心论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种学派，但他们对心理因素的分析确实是很深刻的。欧游后的梁启超，受此两家的影响很大，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提出了历史都是 “人类心理所构成”,必须 “深入心理之奥”才能发现历史真相的见解。他用以研究 “史迹集团”的八项具体方法，其中有五项都是用来研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包括英雄人物和元凶巨猾）以及人物集团、党派和社会心理。对历史上主要人物的心理分析，特别是对人物集团、党派和全社会共同心理因素的分析，来说明历史上某些事件的成因和影响，确实能揭示出某些问题的部分真相，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所容易产生的一些差错，但是不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和他的决定作用，就很难揭示事情的实质，不是在重大的疑难问题面前却步，就是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
同样，在诗学研究中，如对屈原和杜甫的研究，也着重研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人格以及人格和情感的艺术表观，以此来评价他们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梁氏认为 “极高寒的理想”和 “极热烈的感情”是屈原头脑中所含有的两种矛盾原素，体现了屈原的人格，而 《山鬼》一篇则是用象征的笔法表现他人格的作品。屈原的人格，和当时楚国恶社会不相容，他既不能放弃理想，降低人格，迁就恶社会；又无法摆脱极强烈的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情感，超脱社会，超脱于观实，于是拿着性命和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对屈原的研究作了如下的小结： “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观，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生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80这就是屈赋价值之所在，这是用新的方法对屈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人格和情感是心理学的两个重要的范畴，人格是相对稳定的比较隐蔽的心理特质，而情感则是流动着的经常变化比较外露的心理因素，人格派生出情感，情感体现着人格。从人格和情感等主体因素入手研究文学的特质和内涵，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在 《屈原研究》中，作者对屈原的基本的人格、个性和表现出的情感，把握得比较准，并且密切地联系作品进行剖析，所以时有精到的见解和能使人首肯的评价。但是对屈原人格的形成和情感的产生，则无法说明其原委，只好归之于情感的神秘性和人格的偶然性作无力的解答了。《情圣杜甫》也是从情感和人格入手来研究杜诗的价值，说杜甫的情感 “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将他的徽号从 “诗圣”易为 “情圣”.说 《佳人》一诗是杜甫人格的象征人格的写照： “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亢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39但是杜诗中所表观出来的那种广阔深沉的爱憎情感和对人生的执着与追求，是很难和这位独善其身、遗世独立的绝代佳人的人格相契合的。显然，杜甫的人格还另有特质在，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写杜诗情感的内容、性质及表情方法的熟练和多样，以此评价出杜诗的价值。总之，这两篇作家专论都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接受与运用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性和审美价值，具有创新意义。
运用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和研究方法，从创作的主体入手来揭示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特点和审美意义，建立了以 “情感”说为中心的审美理论和真、善、美相结台的审美尺度，是梁启超后期诗学研究中的中心论题，拟另文予以评述。这里还须指出的是移植西方的文艺心理学于传统诗学，在我国文论界，梁启超是极少数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以及辛苦耕耘所取得的成果，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予以总结。
除进化论和心理学的方法外，梁启超还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 “同中观异”与 “异中观同”;引进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区分中国诗歌情感的性质和表情的特点；援引佛经里的因缘果报的理论，从多层次多侧面来阐述因果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然，梁启超对待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并不全是吸收和运用，也有批判、剔除和扬弃，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强权主义者的理论，不能促进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只能带来更大的恶果，是非科学的，是不可取的。
四、方法上的创新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中，不但运用和改善了传统的方法，引进和改造了西方的研究方法，还不断地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方法上进行创新，此即所谓 “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例如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提出一个划分 “史迹集团”（近似旧史中纪事本末法）的方法，来研究某一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因缘果报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揭示这一事件的实质。这确是一个微观深入的重要方法，是因果律具体应用中的一种创新，是从旧方法开发出来的一种新方法。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曾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批评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详细地搜集这-专题前因后果纵横联系种种材料，加以整理归纳和具体论述，显示出这一专题的实相并评论其价值，至今读起来，感到很实在，又很有新意。
又如梁启超在 《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创立了一种统计研究法，这种方法 “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3]69.他运用了这个方法统计了 《汉书》 《后汉书》 《新唐书》《宋史》《明史》五部正史列传人物的籍贯，写出《历史人物地理分配表》，从而推论出历史人物地理分布上此消彼长的若干规律。梁氏认为这种方法应用面很广，可以应用它研究文化史的各方面的问题，应用这个方法，可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从一个较大背景上，看出全社会活动变化的全貌，是 “观其大较”的宏观的研究方法，“实为 ’求共‘之绝妙法门”.这种宏观的研究方法，在我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也是可以适用的。这里需要着重评介的是梁氏在传统诗学中诗法研究上的创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观的情感》是他在传统诗学研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