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从一级学科上升为学科门类,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一级学科,依附于文学门类之下的尴尬格局。一个学科门类的独立,标志着一个独立的知识生产领域的形成。毕业论文,作为艺术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果,毫无疑义地表征了艺术学这个学科门类知识生产的典型范式。以毕业论文改革为抓手,重新塑造和建构艺术学学科知识生产的独特范式,对于艺术学学科门类走向真正独立,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根本意义。
问题提出
一、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高度缺失
长期以来,现代艺术学的知识生产,分离为两种典型形态或范式:一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二是艺术理论家撰写的艺术理论或艺术史。尽管艺术家撰写创作笔记或创作心得,构成现代艺术发展史的优良传统。然而在现代的实践性创作笔记和艺术史书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鸿沟,这就是:前者写就的文本多不会呈现给观众,同时也不符合于学术性文本的写作原则。另外,绝大多数艺术史著作与艺术创作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艺术史著作只不过是理论术语系统化的操演。摘一段新近的《世界电影》中的文字以窥视对于此类状况的强大批评声音:“顽固的研究班文化坚持使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并生硬地搬弄理论术语,从而远离电影制作(艺术生产)的创造性过程,大概无望与之修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召集人曹意强教授指出:艺术学科是由艺术创作、艺术史论、艺术本体问题研究三套马车的组合。左边的马是艺术创作,右侧的马是指艺术史论,处在这两翼当中的马是艺术本体问题研究。艺术本体问题研究,即探究艺术创作机制,研发艺术新媒介等。从事这翼研究者必须具备创作经验,才能发现艺术内在的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方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艺术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分离和艺术学对文学学科门类的依附,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就在于,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高度缺失。
二、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遭遇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构成艺术学主要力量的创作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按照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生的要求执行。这导致创作类学科研究生的主要精力被分散到了毕业论文撰写与毕业作品创作两个方面。通常是,写完毕业论文后,开始作毕业创作,因此毕业创作急就章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到了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又因强度很大的毕业创作实践所冲击,毕业论文又被很大程度地遗忘。另外,因为花费大量时间找工作,致使毕业创作或毕业论文投入不足,而未能顺利毕业的同学也大有存在。
由于这些情况,导致毕业论文假、大、空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同时,研究生对自身的毕业创作也缺乏深度的认识。作为艺术学学科的最具分量的学术成果,无论毕业创作抑或时毕业论文,这种现象,毫无疑问都不能让对热爱艺术学学科的艺术家和学者们满意。
学术文类:创作志的提出
期望所有的艺术家都花时间来开展针对艺术本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艺术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为世界贡献更多的艺术创作。同时,要求理论家增强创作经验来丰富创作认识,也显得有些无理。然而,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长期搁置,这必将成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致命弱点。那么,应该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又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呢?
一、学术文类:创作志
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以及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区别于画院、歌剧院,他们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将其总结、积淀为可供传授的知识系统。高等艺术院校,作为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主体单位,责无旁贷。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高端,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研究生,作为艺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艺术学本体问题的研究的主体力量。
毕业创作,是研究生艺术创新的根本体现;毕业论文,是研究生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针对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缺失和毕业论文与毕业创作遭遇的现实困境,改革创作系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分离模式,毕业论文不另起炉灶而与毕业创作高度结合,以此深化研究生对毕业创作的理解,促进理论研究关注艺术创作本体问题。区别于传统毕业论文,这一合二为一的理论研究成果,应该列为艺术学学科最重要的一种学术文类与写作体裁。
这一现代学术专论可命名为“创作志”。
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的完成,基准时限为一年,提供了传统创作笔记、创作草图、创作心得等短暂、散落的艺术本体研究所不能及的时间保障,为保证创作志这一具有深度的学术成果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提出来的是,创作志的提出与倡导,并不意味着研究生都必须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写作,而是为毕业论文从毕业创作生发这一写作类型提供一个基本的规范和参照。对于其他艺术史与艺术问题感兴趣的创作者们仍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
二、相关概念比较
1、创作志与民族志
值得指出的是,“创作志”的提出,受益于人类学学科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启发。通常而言,“民族志”指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
研究者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考察的过程,相当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撰写的研究报告,类似于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因此,如同人类学“民族志”一样,它不仅意味着独特的研究范式(创作志方法),同时也意味着独特的学术文体(创作志体裁),它是艺术学学科独特的知识生产过程与产品的合体。
当然,二者的区别可能更大于二者的相似之处,由于“民族志”经历的历史转变使其呈现出丰富的面貌,甚至出现了“逆民族志”;但为方便比较,我们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志为代表,兹简要列表1。
2、创作志与图像志
图像志(Iconography)这个术语为希腊语的eikon(图像)和graphein(书写)这两个词派生而出,意即“图像书写”或“图像描述”。这个术语是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为代表的图像学(Iconology)理论的核心。帕诺夫斯基将图像学分析分为三个阶段,即:一是前图像志描述,二是图像志分析,三是图像学解释[深义的图像志解释(图像志的综合)]。
图像志作为艺术作品分析方法,当然与研究艺术创作的创作志有紧密联系,二者关联,简要列表2。
三、开篇之作:我的七张画
邵大箴先生是最早系统化论述美术专业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相互联系的理论家。他在为周楷等先生主编的《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一书作序指出:
如何检查一个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的水平?一般来说,看他的毕业创作和他的毕业论文,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作为创作系的毕业生,他答辩时提交的论文应该结合自己的毕业创作,或者选择与毕业创作有关的论题,或者从自己的作品出发,阐述与本人学习专业有关的艺术史论方面的问题。……这种探讨含有理论色彩,但是从创作实践者的角度提出来的,它具有联系实践的品格,与纯专业理论的文章有所区别。……衡量论文的标准应该是:理论把握水平与深度;联系实际的程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品格;文字表达能力。
对于创作系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要求,他指出与本科生的主要区别只在于论述的深度。他在文章中举例指出,陈丹青的毕业论文就写的是自己的毕业创作《西藏组画》,题目就是《我的七张画》。
邵大箴先生对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从陈丹青的这篇论文,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即使是研究生,毕业论文也可以是写自己的毕业作品的,不一定要宏篇大论,写大的理论问题。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也可以引申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来,关键是看你怎么写,看你具有什么样的修养和水平。
在经过三十年的学术积累之后,如今再看陈丹青的毕业论文,或有多不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但这篇出现在“文革”之后1982年的毕业论文,实可谓是今日“创作志”之开篇大作。
四、重要转变与意义价值
创作志的提出,弥补了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缺失,实现了如下两大重要转变:
1.研究主体:从分离到融合创作志的书写,打破这种艺术创作与文本表述的主体分离,创作者是经过学院系统学科知识训练的学子,用画笔进行研究;书写者是具有长期创作实践体验的青年艺术家,用文本进行表述;这二者同为一人,实现了创作主体与书写主体的合二为一。
2.研究对象:从他者到自身创作志的书写,不是以遥不可及的著名艺术家、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是以自身艺术创作为关注焦点。创作志区别于其他人文学者对艺术【表1】
创作的研究,艺术家表述的是本人的艺术创作(自我性);创作志给与作者相当重要的角色,让他出现在关于艺术考察、艺术创作的陈述中,对自己的思考作出解说。作者的暴露成为创作志写作实验的深刻标志。这两大转变,对于艺术史而言,具有两重重要意义: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地记载现实状况的创作志,等于为未来的艺术史书写提供了历史文献或第一手资料。第二,打破长期以来艺术创作的神秘化倾向,把创作、技艺的经验,形成为积淀,总结出规律,变成为了一种可供传授的知识系统。
“创作志”写作
对于反复强调如何开展“创作志”写作的重要意义而言,对于创作者们而言,他们恐怕更关注于“创作志”如何书写。本章节讨论对于“创作志”写作至关重要的选题、内容、结构与表达诸问题。
一、选题
现代学术专论写作,“第一步即为选题,选题为专论之决定性基础,选题完成,则志趣之方向、研究之范围、形式之需要、资料之取舍、工程进度之安排,大致全有一定依据……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切研究学问之工作,均以选题为起步”。创作志的研究对象很明确,以研究生的自身(毕业)创作为考察对象,但是研究什么问题或主题,却没有予以什么限制。但研究问题从研究对象生发,自毋庸置疑。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和研究问题的开放性,因此,构成创作志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样一幅创作作品,如何生发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议题?题目的呈现形式,是否有一定的形制要求?毕业论文来自于毕业创作,因此,创作志选题首要关注的是创作选题。以同学们分别以少数民族为创作素材、以农民工为关注焦点,和一些同学关注青春期的自我情感表现等为例,我们来讨论创作志的选题和呈现形式。第一种方法是简单直白的陈述,如:**少数民族题材油画创作研究。这个选题题目清晰,但问题意识不明确。由此引出第二种选题表达方式,如“滑动的所指:**少数民族题材油画创作研究”。
这种题目形式,为创作志书写所鼓励。滑动的所指,揭示了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研究的主题在于:在不同的历史语境、由不同身份的艺术家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油画作品,完全传达出了不同的意义。滑动的所指,则提示了研究采用了符号学为基本方法。与此相似,关于农民工和青春期题材绘画创作,可做如下选题:“文化表征与社会结构:**农民工绘画研究”、“青春残酷:**绘画创作研究”。第三种选题方式,是将自己的绘画创作作为缘起,开展艺术史书写或艺术问题讨论。题目由此可能呈现为三段式表述如:“滑动的所指: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油画创作研究——从**艺术创作谈起”或者“迫近与疏离:农民工题材绘画语言研究——以**创作为中心”,这种书写模式,把自身的艺术创作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和艺术问题相关联,此种探索,也值得嘉许。
归结起来,创作志写作,选题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选题由创作选题生发,由小见大。
第二,选题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可发展性。
第三,选题注意资料与时间等限制因素。
二、内容与结构
如果把内容比喻为血肉,则结构即为著作之躯干。一部著作之生动,不仅在于内容叙述生动,而更在于结构安排之技巧。内容与结构安排,既是清晰呈现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必要,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形成的关键。
从内容角度,过程记录、作品描述、议题分析三部分构成创作志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过程记录与作品描述两部分,与考古报告之发掘经过、遗址描述相类,除了语言描述外,可辅以必要的图表资料相互印证。对于作品描述,也可借用形式分析、图像学理论或中国传统绘画理论资源。创作志前两部分,语言表述无需矫饰,唯尚平实。创作志第三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选题是对作品的深度阐释,也有部分选题是对某个学术问题的展开,这是创作志写作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把创作志的写作比喻为艺术史的书写的话,则前两部份大致相当于史料,第三部分相当于解释。史料为史学研究素材,即为治史之始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辩。[4]20世纪初,更有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一时为史学界所宗。史料主义所“宗奉的信仰即史料是客观存在,史料自身可以代表历史,史料可以替自己表达历史意义,史家不可解释,如此方才是合乎科学”。[5]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考古学,长期以来信奉的正是这一理念,所以,考古学者以考古报告的撰写为立身之本。考古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史料文本。对于史料主义以及与之并生的事实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史学界早有检讨,并逐步形成新的史学思潮,王尔敏对此作了简要梳理,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历史家赋予事实的用途与意义,除非历史家给予加工的解释,一切资料都不可能有价值。历史重建的过程,控制着事实之选择与解释,如此方有历史事实出现。其二,历史家之任务,一方面发掘少数有意义之事实,使之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弃非历史的事实。对于历史家而言,历史事实并不存在,除非由史家来创造他们。其三,已建立之新的历史思想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义是:历史是用现在的眼光,依照现在的问题来观察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记录,而在评价,否者他就无从知道该记录些什么。其四,新建立之史学信念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即在史家心灵中重演他所研究的过去。
历史依赖于解释。对于历史“解释”,余英时先生对其两大用法作了辨析:在两派哲学中“解释”虽同样存在,但却具有极大的差异,不可不辨。
玄想派的“解释”一词我以为在英文中是interpretation,而批评派则当是explanation。Explanation(亦可译成“解说”或“说明”)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这种解释乃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绝不容分割。离开了这种解释,则历史学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只能流为一种流水账了。Interpretation则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中看出了“世界精神”、“理性”、“自由”等是也。这种解释很难说有什么客观性,因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往往不清楚“解释”有这两种区别,以至于以为史事之考订及整理与“解释”可以分为两事。说这种话的人,其本意极可能是指interpretation而言,但显然会引起严重的误解。
创作志的结构,符合于博硕士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结构之起首,即导论或引论部分,通常要回答为什么研究(包括研究缘起、实践现状及其述评、研究现状及其述评、研究意义等)和如何研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解决办法等)两大问题,对全局作一鸟瞰。
结构之收尾,即结论部分,语言虽然简明扼要,却为全部研究精髓之所在,最为重要。引论与结论之间,正是如前所述主体研究内容,依据研究内容繁简分章列节。
结论之后,乃为附录。创作志的附录,大致可包括作者艺术年表、创作术语、图录(创作草图、资料图片等);注释;参考文献;后记等等。根据研究需要,作者学术经历或艺术年表,既可以作为创作志的主体内容,也可以附录的形式呈现,这则要依据于作者所要研究的议题而定。创作术语除了关键术语在创作志主体内容部分作界定与阐释外,可和其他涉及自身创作中的专门用语一并索引于后。
三、表达策略
艺术创作的独创性表达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的熟悉场景陌生化,从而让人们在艺术品与日常经验的并置中产生惊奇、震颤、沉醉等审美经验,并由此抵达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批判和质询。而创作志的书写,首先在于能够识别这种“变熟为生”的艺术表达策略,再通过文本表述的模式,“变生为熟”,将图像或物象符号转化为可接收的学术语言;在这一“变生为熟”的过程中,又充分发挥文本表述“变熟为生”的力量,与艺术创作的“变熟为生”形成共振,从而增强创作志的表达力量。
传统艺术史的书写,缺乏丰富和具有深度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而创作志书写,通过某种规范化的学术文体,将来自田野考察收集文献资料、访谈录音、影像资料以及初步形成的创作笔记、手绘草图、模型与照片等整合在一起,为艺术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研究资料。
基本类型
作为一种学术文类,创作志大致可以提供以下基本类型作为参考:
一、纪实性创作志
作为一种纪实手段,通过构筑某一特定的创作个案来表述某一特定文化中人们对艺术创作的体验与认识。纪实性创作志特别适用于包含田野采风、社会调查、图文分析、研讨交流等具有较多环节的艺术创作。通常而言,纪录性创作志的书写,多以创作过程为经,以创作要素为纬,历时展开。依据时间线索,又分为如下亚型:
创作日记——按照生活史的记录方式,记载以创作作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种过程。创作日记可与艺术史书写中的艺术家传记这一体裁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对艺术家关键创作时期的一个重要篇章。
创作周期——创作周期与创作日记紧密相连,但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借助深究某一具体个人的创作生活来揭示艺术家的创作观,而在于揭示任何个人都经过的典型阶段和事件。
戏剧性事件——可以吸收有效的小说的叙事技巧,把对社会结构基本原则和文化意义范畴的抽象分析性探讨与对社会生活中单独时间的浓厚表述联系起来。
展览仪式——通过对展览,这一艺术创作最为重要的集体和公开的言说载体进行预设,来组织整个创作过程。
纪实性创作志的优点在于,具有清晰的时间脉络和事件过程;不足之处在于,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事件罗列,从而沦落为创作个案的档案留存。纪实性创作志置作者于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的视角,对文本和事件作出客观的描述而不作出价值判断和文化阐释。新闻类题材和纪实性文学的写作方式,为纪实性创作志的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
二、心理型创作志
将精神分析学方法改造为创作志研究方法,以传达一种潜藏于身体之中的隐秘的文化体验。
精神分析学方法之于艺术创作,提供了诸如“艺术本能”、“力比多”、“创作潜意识”、“原型”、“格式塔”等一批具有中心词意味的词群,其“价值远远不止于创作动力学或作者发生学,而是更深层地关涉人类文艺生活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在心理依存关系。”心理型创作志,适用于抽象、表现、行为等相关风格的艺术创作研究,大致可作如下类型划分:自我情感表达型——以处于苦涩的青春期的自我所遭遇的情感、心智和无意识等问题为集中关注点,通过对自我的情感表现传达一种普遍的社会镜像。
社会情感表达型——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迁的历史潮流。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关注某一社会个体或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大学生创业(失业)群体、外籍留学(务工)群体等等,通过多种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深入体验某一群体的生活、情感与认同,揭示潜藏于公共文化形式之下的心理过程。同时,文本把自我认知和表达这一过程的情绪和态度的转变暴露给观众与读者,形成双重的情感表达。
心理型创作志的优点在于,把不仅把揭示隐藏于公共文化形式之下的社会群体的心理状况,而且把作者的情绪和认知变化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由此就具有了一个客观的报道者和一个主观的表述者的双重身份。长期以来,作为天才的艺术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天才的艺术家如何认知、思考和表达,就成为让人甚为着迷甚至着恼的问题。心理型创作志的书写,由此具有对天才的艺术家去魅化的重要功用。当然,心理型创作志的书写,如未能有效控制,容易陷入对个人情感和心绪的无止境和无休止的表达,而显得絮絮叨叨;对于群体的心智和情感表达,如未能准确的深入解读,也容易形成误读。来自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固然是心理型创作志的理论资源,但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所描绘与表达的是处于中国本土的研究对象,尽管今天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我们仍然要避免机械地采用源于西方的社会经验理论来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武断的解读。
三、问题型创作志
问题型创作志不是对艺术创作作面面俱到式的记载和描述,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围绕问题组织材料和书写文本。作为独创性的艺术创作和学术论文,毫无疑问都应该对某一学术问题的进行了回答,只不过二者的表述形式不同而已。对于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问题型创作志也可提出艺术本体问题型和社会问题型两大基本类型作为写作参照。
艺术本体问题型——该类型集中关注艺术本体问题,如材料的张力、绘画技法与语言的运用、绘画图式、图像谱系、艺术场域等等。中国以谢赫为代表的“六法论”、西方以沃尔夫林的“五对概念”为代表的形式分析方法等构成了艺术本体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资源,分别发展出如气韵生动、骨法用笔、随类赋彩以及线描与涂绘、平面与纵深、封闭与开放等不同的概念体系,形成内闭式文本分析。
发端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对艺术形式问题研究影响至深,诸如能指、所指、编码、解码、文本、叙事等关键词成为艺术史书写的重要词汇,并推进了艺术创作研究走向精密化和具体化技术路线。社会问题型——该类型是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有力体现,通过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问题,发挥艺术对社会的反映、批判和治疗功用。该类型创作志的书写,绘画语言服从与绘画主题,绘画主题成为组织写作素材的中心。
“成教化、助人伦”,强调绘画的社会功用,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奉行的文艺政策所推崇与强调。现实主义的表现传统也为当代艺术所借用,发展为对社会征候的质询与批判。问题型创作志的优点在于,以自我创作为个案,揭示社会或艺术本体某一问题,这种写法往往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或现实价值。这种打破面面俱到的写作方式,因此显得比较有力。写作的难点在于,如何从个案研究、具体问题研究上与更宏大的历史脉动和社会变迁形成呼应。问题型创作志的写作,针对具体的社会或学术问题,需要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不同的理论资源。
四、阐释型创作志
阐释型创作志是在对创作过程和作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试图将读者和观众纳入到文本的写作之中,对作品创作行为或艺术作品进行理论阐释和对话。如果说纪实型创作志的写作方式在于描述;心理型创作志的写作方式在于表述;问题型创作志的写作方式在于论证;那么,阐释型创作志的写作方式则在于暗示与对话。
阐释型创作志大致可以提供如下基本类型作为写作参照:一是唤起型。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文本的具象描述和对内容的深入探讨、分割或概念化处理,而是其唤起的特质。这一唤起,不是对于世界观的一般特征的感悟,而是基于艺术创作和语言表达的双重陌生化所引发的,产生的对于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疏离,形成的对于与特定的人、独立的事件和特定的艺术创作者以及他们的主体之间的历史性相遇的相关的具体特征的理解。
二是对话型。通常而言,艺术创作把所要表现的对象视为一个他者,而今,艺术创作将表现对象视为合作者、交流者,创作志书写将表现对象视为对话者,因此对话型创作志可能会策略性地强调大量引述访谈等实践,由此让不同声音、不同观点在创作志文本中同时展开,从而将创作志文本转化成不同视野的展示和互动。
阐释型创作志不对一个对事件或作品的采取静态的结构主义阐释,而是致力于揭示因读者和观众的引入,所形成的艺术创作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文化形式特征的流动参数,阐释型创作志写作由此需要更高的表述技巧。符号学、接受美学以及民族志的对位法和合作文本,是阐释型创作志的书写的必要的理论资源。
结语
从艺术内部开展理论研究,将散落的创作笔记整理上升为具有艺术史意义的学术成果,架起创作实践与艺术史书写之间的桥梁,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期待和践行的努力。然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些理论实验日积月累,必将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构乃至取代传统艺术史书写的宏大范式。
在怀揣这一理论梦想的同时,我们却时时要对创作志书写保持一种警惕,那些由于希冀博取好的学分而杜撰的创作经历和为了彰显自己艺术观念而回避或遮掩教师风格或艺术赞助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等等。我以为,从创作志提出之初,就高度强调创作志书写的学术伦理,至关重要。
高居翰曾言:要了解中国的艺术须谨慎使用古文献著录,他甚至引用了其美国同行的说法:“很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但却不过分相信它们”(take them very seriously but not believe them),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中国艺术研究的现阶段,就是一方面要重视著录、画史,一方面须以批判的精神去对待它们。
我们期待,今日书写之创作志,不仅能为未来世界艺术史的书写留下宝贵资料,其书写本身同时也构成了新艺术史书写的最引人注目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