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尽管社会资本已成为城市社区研究的热点，然而社会资本的测量却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 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加总，它的取得是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维持，例如从事社交活动，寻找、维持共同的爱好等[21].总的来说，社会学家更加关注个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嵌入性、注重考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结构等特征及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认为社会网络能够帮助个人扩展机会平台[22,23].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一方面，农村移民基于亲友和“老乡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网络对其就业、城市日常生活有重要作用[17];另一方面，城市新生代移民正积极地利用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努力融入本地社区，打破分异的社会空间格局[20].刘志林等人的研究则从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多元化等方面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社会网络结构的多元化 （而非社会网络的规模）对流动人口的城市住房机会有显着影响[24].
另一方面，政治学家通常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如Putnam[25]和Fukuyama[26]等人更加关注社会组织中的公民参与、信任等因素。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诸如信任、共同价值、社交网络等，基于它们促进合作提高社会效率。Sampson等人的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和信任，可以有效减少社区犯罪，增强居民社区生活的安全感[27].在城市低收入社区研究中，学者更多是结合上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两种观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促进社区融合和居民自身发展的，社区居民间的信任，所具有的共同的理念，邻里互助的程度以及社区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28-30].
参照上述文献中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定义，本文从社会信任与共同价值和社会网络结构两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首先，社会网络是从客观层面测量居民在社区内部的邻里交往关系。基于已有文献对于中国城市社区内部社会网络强弱关系的划分[24],在具体测量上，本文假设“受访者在社区经常见面打招呼的邻居数量”为居民所具有的弱关系数量，而“受访者在社区能称为朋友的数量”为居民实际具有的强关系数量。其次，社会信任与共同价值主要是从主观层面上对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包括社区内的邻里相互信任 （mutualtrust）、共同价值 （shared norms and values）、互助意愿（reciprocity） 以及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 （trust to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四个指标 （图 1）。邻里信任及邻里共同价值使住户产生基本的安全感，是保证邻里间正常交流活动的前提。而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和邻里互助意愿则通过增加住户的主体意识和社区支持提升住户的社区归属感。与国外社区中居民通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不同，中国的社区管理仍然主要处于以居委会为中心的行政权利向邻里社会介入的模式[31].因此，本文用“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来衡量居民对居委会社区管理工作的信任程度。在具体测量上，受访者分别被要求按照1-7分的标准，对“我觉得社区内邻居之间相互信赖”、“我觉得我的邻居跟我的观点想法差不多”、“遇到困难，我觉得居委会是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以及“遇到困难，我能够找到我的邻居来帮忙”四个陈述进行打分，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情况，7分表示完全符合情况。将以上四个指标加总取平均分得到居民在社会信任与共同价值上的总分。
2 研究设计与模型
2.1 调查地区及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0年12月到2011年2月间开展的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状况和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状况的调研，为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与相关城市规划政策提供研究参考。问卷既包括住房基本情况、社区环境、社区邻里关系情况等客观指标，也包括住户的主观满意度指标。其中满意度指标包括住户对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生活便利程度、邻里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具体满意度共25问，同时询问住户对于所居住社区的总体满意度。按照1-7分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或者越接近实际情况。
问卷调查采用了分阶段系统抽样方法：第一步根据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的分布、建成时间、类型、人口构成等原则选出9个代表性的中低收入社区。其中，四个小区来自西城区 （原宣武区） 的白纸坊和陶然亭街道，五个小区来自海淀区的清河和青龙桥。样本涵盖了所有类型的中低收入社区：市区外围的流动人口社区，国企下岗职工居住的单位社区，保障性住房住户以及未改造和已改造过的内城老旧社区。在每个调查社区中，根据社区居委会提供的居民住址按照系统抽样的原则抽取受访居民；在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社区，采取配额抽样方式，保证样本对于社区流动人口同样具有代表性。9个调查社区的基本情况表1所示。
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形式，调查者与受访者进行一对一交流并由调查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填写问卷，每次访谈约45分钟。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491份，受访者平均年龄50.2岁，样本家庭平均人数2.9人。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1658.6元。根据2011北京市统计年鉴，2010年全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相当于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2422.8 元，可见本文调查样本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调查家庭中，58.0%的住房为自有产权，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6.4 m2,平均居住年限为18.2年。
2.2 模型及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考察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中低收入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居民对小区的总体满意度，分为1-7七个级度，级度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由于调查对象在部分级度上的样本量较小，因此将满意度的七个级度进一步调整为不满意 （对应原级度的完全不满意、基本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中立 （对应原级度的中立） 和满意 （对应原级度的比较满意、基本满意和完全满意，采用次序Logit模型进行分析。
自变量为社会资本的六项指标，其中“信任与共同价值”包括邻里信任、共同价值、对社区组织的信任以及邻里互助意愿四个维度，同时基于各指标得分加总求均值后得到“信任与共同价值指标”综合得分；社区网络关系包括“在社区内见面打招呼的邻居数量”（弱关系网络规模）和“在社区认为是朋友的邻居数量”（强关系网络规模）。
由于信任与共同价值的四个指标、社会网络的两个指标间都显着相关，为了防止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具体指标逐一代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上六个维度和居民满意度可能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具体影响程度上略有不同。
此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住房条件[1]、居住区位及交通可达性[11,12]以及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32]等指标对其居住满意度都会有显着影响，因此本文将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其中，住房条件包括是否具有住房的自置产权以及住房面积两个指标；居住区位指标主要考察居民所居住社区是否为内城社区。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居民的年龄、户口状况、工资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指标。本文所用变量及其定义见表2.
3 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基本特征
为了对样本的满意度和社会资本情况有个初步了解，本文首先对数据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图2是总体居民满意度水平的分社区分布。从满意度水平所占比重来看，对于现居住条件居民选择满意的有 321 人，占整体样本的65.4%,选择不满意度的有 75 人，占整体样本的 15.3% （见图2）。不同社区的居民平均满意度水平差异较大，在1%的置信水平上差异显着。其中，大有庄的满意度水平最高，满意的比例为81.0%,骚子营的满意度水平最低，满意的比例为50.9%.在总体信任与共同价值上，调查样本的平均分为5.06分，而就具体四项维度来看，样本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最高，得分为5.32,其次是邻里互助意愿 （5.15）。样本在邻里共同价值和邻里信任上的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为4.88和4.86.这样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在遇到困难时，中低收入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依赖要高于向邻里寻求帮助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低收入居民对社区邻里间的心理认同较低。就居民的社区社会网络来看，尽管居民在社区内经常见面打招呼的人数均值为63.95人，但能称得上朋友的仅为7.82人。可见，调查样本居民社区交往的程度相对较浅。
进一步考察九个社区的总体信任与共同价值水平分布可以发现，半步桥在社会信任与共同价值上得分最高，骚子营最低，但这种差异并不显着 （图3）。就弱关系网络规模来看 （见图4），总体样本在社区内经常见面打招呼的人数均值为49.5,九个社区中毛纺南在弱关系网络规模上数值最大，福州馆最低，并且这样的差异在统计上显着。这样的差异可能与两个社区的性质有关。毛纺南社区建于1980年代，社区居民大多数为北京毛纺厂、清河毛纺厂、清河制呢厂的员工。而福州馆则建于2000年，属于新老混合型社区，社区居民构成多元。一方面，封闭的单位社区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居民在社区内居住时间长，也有利于扩大社区交往范围。就强关系网络规模来看，调查样本在社区内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数均值为7.8,相比弱关系规模要大大减小，九个社区在强关系网络规模上的差异同样不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