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所居住的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是居民对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作为一个内涵相对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居住满意度既与住房条件、社区硬件设施等客观条件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住户的住房期待与需求，受到诸如收入、年龄等个体因素的影响[1].近年来，由于西方城市发展所出现严重的贫困集聚和社区隔离等问题，邻里关系与社区融合成为学者的关注重点，社会资本的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对城市低收入社区的居民归属感和居住满意度的研究之中。大量研究证明，社区邻里状况是住户评价社区环境时最重要因素：邻里网络关系、互动及信任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社区融合，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2,3].一方面，社会网络的维持以及邻里间的信任和共同的理念，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生活安全感；另一方面，邻里互助以及居民的社区参与，则通过增加社区归属感来影响居民的居住满意度[4].也有研究指出，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被动迁居而导致原有社区积累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被破坏、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因被动迁居而受到负面冲击，进而影响其日常生活质量和长期的社会融合度[5,6].
相比于西方城市，中国城市社区在高速变革时期面临独有的问题。在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分层、人口流动等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从传统的以单位大院为基本单元所形成的同质性空间转向了单位社区、门禁社区、国际化社区、城中村等的异质化空间格局。不完善的住房市场结构、规划、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城市居民在住房机会获取上的分层与差异格局[7,8];而社会分层加剧则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贫困集聚现象的出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低收入邻里社区[9,10].同时，城市重构与空间分异也在微观尺度上对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在住房、就业、通勤、日常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空间可达性产生负面影响[11-13].
为了应对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也开始关注城市重构与居住分异背景对社区邻里关系、社会互动及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张文忠等人在以北京为案例的宜居城市研究中，从居住环境评价的角度入手，考察了北京市居民对安全、环境、设施、出行及舒适程度等居住环境不同方面的满意度[14].但其中，社区邻里关系仅被作为舒适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之一，并没有提升到社区建设的层面加以探讨。事实上，国内学者的多数研究仍然侧重于探讨住房客观条件以及住房空间因素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例如通过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出居民住房满意度和住房空间分布的正相关关系[15].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探讨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的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归属感等社区社会资本问题[16,17].研究表明，在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浪潮中，一方面，住房商品化和以居住小区为单元的住房建设模式导致了城市社区内部邻里交往和信任的弱化；另一方面，旧城居民的社会邻里结构和社会网络由于被动搬迁和有限选择而受到严重破坏，并最终导致居住满意度的降低[18,19];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城市和农村之间持久的阶层差别”导致了农民工和城市人口在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上的巨大差异[16,20].
总的来说，已有研究中仍未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系统完整的测量指标体系，对居住满意度的分析多侧重于对居住环境、住房设施等客观硬件条件的评价，而对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因果机制的探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因此，本文旨在结合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理论观点，构建适合于中国城市转型背景的社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对九个中低收入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展开实证探讨，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城市转型中的社区变迁及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实现宜居城市和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