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发展，城镇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规划的重要性，正积极寻找小城镇建设新的突破点，如何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中合理利用这些遗产、如何调整原有的规划、如何发展等现实问题却困扰着它们，亟待上级规划管理部门的技术指导。但上级规划管理部门却忙碌于所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无暇顾及小城镇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城镇规划管理的无奈与无助。随着城镇之间文化、信息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交流的频繁，从城镇管理者到普通百姓都在这场交流中相互模仿，由此形成了类似于大中城市“千城一面”的“千镇一面”的病态，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拆迁安置纠纷、土地矛盾、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环卫条件差、城镇建设混乱、城镇传统风貌破坏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依赖于城镇规划管理部门去解决，但总因种种现实问题而难以得到化解。随着城镇发展，规划变得愈发重要，在进行建设前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规划设计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设计，但这些设计成果对照城镇的现实情况，往往会出现诸如规划定位有悖于城镇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规划布局有悖于现实情况，规划道路有悖于地形地貌、城镇历史等诸多问题，由此使得规划变得徒有其表。面对上述规划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病态，我们应该反思，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城镇发展历程中，小城镇对地域城乡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财富的迅速积累、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我国广大的小城镇建设却出现若干影响发展的难题，对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该如何解析？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背景下，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之一的小城镇规划管理又将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如何加强小城镇的社会管理，以实现小城镇建设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2 文化生态学理论概况及其启发
2.1 理论概况
20 世纪50 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最先把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系统性、动态平衡性的生态学理论延伸到社会科学有关政治、道德、宗教、哲学和艺术等价值观念形态的人文科学领域，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并创立了“文化生态学”.此后，文化生态学积极吸收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及系统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为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文化生态学的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其中，对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同时，除环境之外其他因素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而且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
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 （ 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 ） 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首先，对于文化，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在结构上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而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既是人文环境的主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其次，文化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它们是由一个社会与其环境互动的特殊适应过程造成的，并认为一种文化的各种结构，如技术、语言、社会和风俗特点，对适应过程的反应是迥然不同的。同时，不同整合层次的社会系统深刻地影响着生物、文化与环境因素的互动。
2.2 启发
综上所述，城镇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是由城镇中的人群及其文化群落、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是四个发展因子，其中，文化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起着核心的作用。而城镇规划管理是协调与引导这四大因子的关键所在，也是一种文化，是以合理配置城镇物质与非物质的资源、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空间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包括以城镇物质形态为对象，通过一系列的规划运行机制与控制机制，推动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进化。在城镇文化生态进化的过程中，文化基因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会发生变异，一方面会促使文化与环境进行双向适应，引发文化多样化，提升城镇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文化基因变异的畸形化，使得文化与环境的不适应，由此影响到城镇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因此，文化基因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对话对城镇建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小城镇规划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3 文化生态解读规划管理病态
3.1 规划管理理念的滞后削弱了城镇文化的适应性
文化生态学通过整合的思维理念与研究方法，从人、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了文化的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找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与模式。
面对城镇规划管理，同样需要整合的思维理念，只有综合考虑城镇的人口、居住模式、产业关才可能掌握城镇与社会、文化及其环境的关系，寻找城镇发展可能的途径。但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城镇规划部门的思维方式则往往是更多地从某一个点出发，使其看不到城镇其他众多因素，由此必然造成城镇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城镇环卫问题突出、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管理理念的孤立而滞后，缺乏一个整合的管理理念。在城镇体系中，城市文化是以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文化发展的产物，而城镇文化往往带有农耕文明的乡土气息。在今天经济、技术和信息交流频繁的时代，这两种文化因其差异性必然引发城市文化中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信息技术等入侵城镇，而城镇居民也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向往着高楼大厦、小汽车、时尚而现代的家庭设施等，乐意接受这种城市文化，这是文化差异性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大量的城市文化入侵中，城镇文化基因却发生了变异，使城镇文化朝畸形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对于城镇上一级的规划管理而言，因受传统的规划管理思维方式的影响，难以摆脱用城市的眼光去审视城镇的问题，对城镇发生的一系列规划建设事件，如居民负债建造层数超过 6 层、面积近 2000m 的自用住宅 （ 实际使用只需 2 层 ~3 层 ），对此管理者表现出更多的只是费解，规划管理部门时常用“忙于事务，无暇顾及”的借口来应对城镇的需求。究其原因在于规划管理理念落后，难以应对快速的发展需求。基于此，城镇发展处于一种凌乱的建设状态之中，削弱了城镇文化与环境的适应性，使得城镇规划管理部门在处理一系列问题时变得被动而无助。而其根源在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使得规划管理者自身的思维理念滞后于文化的发展。
3.2 规划管理重心的偏移造就了城镇文化多样性的沦丧
美国人类学家博克 （Bock） 认为：“多样性的价值不但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一种文化如同一种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据此，城镇文化多样性是促使城镇文化系统平衡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确保城镇持续发展且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一个城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随着岁月的流逝，其文化底蕴也越发厚重而丰富。而在这一过程中，城镇文化会不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在进行抵抗、调整及融合的过程中，诞生出新的文化，这是文化生态不断满足城镇居民生存和生活需要的进化历程，也是实现文化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城镇规划管理既要认同地域文化，又要尊重外来文化，要通过规划的引导与控制的手段去鼓励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此实现城镇的繁荣发展。但是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城镇规划管理更多是关注其外在的诸如酒吧一条街、特色商业街的建设以及建筑造型、色彩和材料等，而非文化本身的先进性，由此使得其关注视角变得狭窄而静止，使文化变得单一而非多元，因此在狭窄而静止的视野下，内外文化、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过程被抛弃了。
在一系列的规划引导与调控中去“复制”雷同的功能定位、相似的布局方式，甚至一样的建筑造型等，以此来实现所谓的“城市面貌”.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规划管理机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城镇上级规划主管部门带着“城市”的而非城镇地域本身的尺度去指导城镇建设，或者在面对城镇复杂问题时采用简单划一的方式处置，以至于城镇得不到应有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城镇的“现代化”需求，城镇政府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城镇拆旧建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往往因城镇规划管理者本身专业素养不足及其管理机制残缺而导致了城镇原有文化基因被破坏，文化物种被丢弃，形成了“千镇一面”,这是城市与城镇规划管理的双重悲哀。在外来文化的入侵过程中，城镇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抵抗性，会对外来文化进行一定的改造，这是文化生态适应性的体现。但在改造中，因外来文化的入侵不是以交流与对话的方式逐步进行渗透、交融的，而是在规划管理者的引导与控制下强行进入的，所以是少数人群主动式地驾驭了这场入侵运动，由此必然发生一系列文化基因的变异，其变异的外在结果必然出现建设的无序。从文化生态层面去解析，问题的根源在于规划管理重心的偏移丢失致使单一文化取代了城镇原本多样性的文化，破坏了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