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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健康心态培育的政府职责探究
【引言】新时期农民工良好心态构建政府责任探析引言
【第一章】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不良的主要表现
【第三章】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塑造中的责任缺失
【第四章】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塑造的政府责任分析
【结语/参考文献】政府塑造农民工正确心态的责任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
1.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共计八篇三十一章，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全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在第三篇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且用三章十节的篇幅分别从完善落户政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建立健全市民化推进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贯穿于《规划》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当前，中国社会最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自然是兼具“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因此，今后推进我国的市民化，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将是推进农民工群体进城落户。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就成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背景。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在于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目标在于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培养合格的城镇居民。也就是说，市民化的核心和落脚点都是“人”.因此，个体及群体的良好社会心态的培养应是未来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将会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一，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超过农民工总数的 60%,并且这一比例仍处于逐年增长的状态，新生代群体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其二，从市民化意愿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向往城市生活，较之其父辈有较高的融入城市的需求和动机。在此背景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序市民化，需要满足的不仅是该群体物质层面的需求，更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应该是该群体当前的心态状况。因为，良好的心态才能造就良好的城市居民，这自然也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日益重视良好社会心态的培养和塑造。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因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下，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准确了解和把握该群体社会心态现状，充分认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态既存问题，促使政府能最大限度地履行职能、承担责任，着力塑造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良好社会心态，对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处境、合理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尤为重要。
2.研究背景
具体来说，该研究选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背景：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众多，党和政府极为重视。根据《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 2.69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66 亿，16-32 周岁的占比超过 60%.约 1.2 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举足轻重，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出国家对于该群体的关切。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方兴未艾，学术界进行了较多探讨。农民工代际更替基本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普遍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在于实现该群体的市民化，且学者们前期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较多有益的参考。
第三，群体心态研究欠充分，政府在该群体良好心态的塑造中责任缺失。群体心态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决定着个人及群体的行为取向，对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学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态专门的调查研究较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态状况及存在问题不清晰；国家在有针对性地化解该群体社会心态问题、塑造群体良好社会心态方面，存在职能缺位的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服务供给方面付之阙如。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当前，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心态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复杂多变的特点。正确界定社会心态的内涵和现状，科学分析社会心态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转化机制，探讨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途径，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具体来说，社会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性的重要表征。该群体社会心态的优劣及调适不仅关系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也关系到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顺利推进，决定着能否较好实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总体目标，从而直接关系到中国城镇化/市民化的水平和质量。
因此，本选题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深化研究，运用已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重点分析在有序推进市民化这一总体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期望这一视角出发，厘清当前政府在塑造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良好社会心态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以期尽快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的生活处境与社会心态状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顺利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三）相关研究综述
伴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过程。对于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适应和正在适应的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的未来和归宿如何，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从城市急剧扩张引起的农民“被动市民化”,到新老农民工的市民化，学者们的研究存在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对策的诸多不同。下文将对涉及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1.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他在对深圳、杭州等地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与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分化，即年长和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存在明显差别。基于此，他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①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其一，年龄在25 岁以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其二，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此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界定，时间节点始终是最外显、最直观的一个要素，但不同的学者在强调时间的侧重点方面有所差异。同王春光相似，邓大才也将年龄作为区分农民工代际情况的标准，他将农民工群体分为三代，第一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外出务工的农民，第二代打工者是指 90 年代外出的农民，2000 年后外出的打工者为第三代打工者，第二代和第三代打工者构成新生代农民工。
①还有部分学者更加重视初次外出务工时间，并以此将之作为区分新老农民工群体的标识。在简新华、黄锟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90 年代初次外出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
②学术界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概念界定后，围绕着该群体的群体属性、自我认同、社会融入、生存状况、权益保护、未来出路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一部分学者试图进一步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杜书云、张广宇③，2008;杨春华④，2010;张立驰、邓希泉⑤，2011）。有的学者更多强调该群体的弱势地位特点（王思斌⑥，2002;张春龙⑦，2011）；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张敦福⑧，2000;李强⑨，2004）；有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开展调查（王春光⑩，2001;刘传江、程健林、董延芳11,2009）；有的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何燕东①，2008;高洪贵②，2010）；也有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境及解决策略进行研究（韩雪松③，2009）；还有的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刘传江、程建林④，2008） 等等。
2.社会心态
对社会心态这一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早时期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学者兴起对社会心态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相关研究者从马克思哲学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试图厘清物质层面、社会存在层面的变化对民众思想层面的影响。程家明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对社会心态进行界定，认为社会心态是指社会主体的心智状态及其发展过程，是与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相联系的范畴，表示社会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以及它们的作用⑤；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心态虽与社会心理有所联系，但并不等同于社会心理，它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群体具有的共同性的、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⑥；还有的研究者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状态，认为社会心态是一定条件下社会群体主体的情绪、情感、态度等心理状态。⑦20世纪末学术界对社会心态的研究特征明显，主要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当前学界对社会心态的界定中，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特征越发显现，哲学色彩逐步淡化，比较具代表性的有杨宜音、马广海和胡红生三人。
杨宜音从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的角度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①基于此概念界定，她指出，社会心态不同于“国民心态”,也不等同于社会心理；社会心态虽和民意、民心、舆论等较为接近，但后者只是前者的表达和表现，不是社会心态本身。马广海指出，社会心态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 第一，非学术意义上的社会心态，如“民心”、“民意”等； 第二，哲学或社会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大致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概念；第三，基于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心态，主要涉及当前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感受和评价等。马广海认为，杨宜音对社会心态的界定没有包含社会心态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也没有对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进行区别分析。在此基础上，马广海将社会心态界定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②不同于杨宜音和马广海的社会心理学视角，胡红生则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对社会心态进行界定。他认为，“社会心态是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在其特定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作用下，经由以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社会群体为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包括各种情绪、感受、认识、态度、观点等多方面内容的、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共同性心理状态和发展态势。”③同时，他指出社会心态不同于个体社会心理。这一界定与外国学者Echterhoff等强调社会心态的共享现实性有共通之处，他同样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不同于物理的客观现实性，共享的现实性是依据人们与他人体验到的世界内在状态的共同性而形成。④杨宜音、马广海和胡红生三人对社会心态概念界定中关注到了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等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都认为社会心态具有动态性、即时性等特征。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则在于关注的视角存在差异：杨宜音、马广海采用的是社会心理学视角，特别是注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心理学两大学术传统中寻找研究框架，而胡红生主要是从社会认识论角度对社会心态进行讨论。
3.社会心态的测量
社会心态的测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它需要根据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设置测量的维度和具体指标，有些还需对测量工具本身进行评估。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这一领域研究还很缺乏，尚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
王俊秀、杨宜音等根据他们对社会心态的理论理解和实际经验，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方面，即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
其中，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又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尊严感、归属感、社会支持感、社会公正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则包含个体或群体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亲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①。根据上述指标，王俊秀等对2010年的中国国民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测量，并形成了首本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马广海不仅对社会心态进行概念界定，而且还对社会心态的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马广海认为，社会心态应包括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维度。社会情绪指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情性反应或评价；社会认知指社会成员对某一社会心态对象所形成的某种共识；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社会行为意向指行为的准备状态。根据对社会心态的这一操作化定义，马广海利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所获得的资料，对与我国阶层分化相关联的社会心态问题进行了重点考察。②除了上述学者对社会心态的外延做出的理论分析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现实调研的需要出发对社会心态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参考杨宜音、马广海等人的定义，龙书芹在一项关于转型期中国人社会心态及其阶层差异的研究中，将社会心态操作化为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任和社会认知三个维度，并将每个维度细化出不同指标，如社会信任的指标就包括房价的涨跌、国内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等。③而马向真对中国当前社会心态的调查则直接从社会价值、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四方面展开。①朱新秤等对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测量，主要是从个人信仰、人生价值观、个人发展倾向、人际关系和婚恋观、金钱观和对大学生活的感受六个方面进行②。
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研究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面临的诸如就业、社保及市民化等问题，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对于该群体的基本情况有充分的把握，其基本情况大体可概括化为物质生活状况与思想意识状况两方面。其中，思想意识状况很大程度上可由该群体的社会心态所反映。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情况的研究还有待丰富。
从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2.69亿农民工的主体人群，了解和把握其社会心态十分重要且必要，当前已有的一些研究，绝大多数对于该群体的心态状况持不乐观的态度。王同信、翟玉娟基于对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多数缺乏务农经历，在对乡村产生距离感和陌生感的同时，却又无法融入城市，面临被乡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危机，谈及未来多数人都比较迷茫。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一独特的生活境遇也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王春光和史柏年着重分析了边缘化危机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并指出不确定的未来归属感易导致“游民化”的社会认同。④久而久之，由于乡村纽带的弱化，又缺乏同“城里人”的常态交往，新生代农民工会形成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和心理结构。⑤许传新通过对成都市青年农民状况的调查，从“三强两低”五个方面，即相对剥夺感强、社会差异感强、社会距离感强、身份归属感低和生活满意感低，总结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特征，并认为“三强两低”的现状属于负面心态，易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工作及生活中的不良心理反应。
①刘启营开展了对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问卷调查，通过对该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与主体意识以及个人发展等的考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上良好，但在部分领域不健康的心态也在滋生和蔓延。
②而在他的另一项研究中，刘启营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六个层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相应划分为六个方面：生存感；安全感、风险感、压力感；归属感、参与感；公平感、尊重感、满意感、幸福感；自我发展感。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现状存在生存压力感较重、缺乏安全感和城市归属感、成就感和公平感弱等方面的问题。
除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问题进行定性描述外，也有学者试着探究其不良心态形成的主要机制。陆元兵也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不良心态较为普遍，并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不良心态产生的原因，分别是身份认同危机（城乡的双重排斥）、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生活和工作双重压力）、制度性歧视（主要是户籍和社保制度）、工资待遇低（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以及劳资关系失衡（缺乏组织和话语权），最后提出政府应成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主体。③除了上述因素外，孙红永的研究还表明社会阶层低下、受教育程度低也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良社会心态的形成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5.政府责任研究
政府责任研究发端于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学者费斯勒和凯特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对政府责任进行界定，认为政府责任主要包括：第一，对法律负责，忠实地遵守法律、政策与命令；第二，行为符合道德准则。⑤公共管理学者斯塔林对政府责任的基本价值进行了探讨，即“回应、弹性、能力、正当程序、责任和诚实”.⑥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政府责任即行政责任，主要是强调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所要承担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张国庆指出，行政责任是政府及其构成主体行政官员因其公权地位和公职身份而对授权者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所承担的责任，行政主体不仅要对消极的后果承担责任，也要对积极的义务承担责任。
①张成福强调社会回应的重要性，认为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
②国内学者在开展政府责任的研究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例，大多从宏观理论上展开讨论，指出政府在此过程中责任缺失，表现在诸如制度和政策供给不足和政府职能错位③、政治参与不通畅和政府监督责任缺失④等，提出的相应对策也较为宏观和抽象。
6.对相关研究的评述
从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以及更加具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进行了颇为丰富和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廓清社会心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把握整体社会及主要群体的社会心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处境、化解社会不良心态以及引发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的关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后续研究和讨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综观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社会心态的研究仍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在对该群体的界定方面，当前学术界基本上争议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以及政府文件中，对其概念已基本达成一致。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早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该群体的特征展开，之后的研究侧重于关注该群体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主要集中于生活、就业、社保、市民化等物质性方面。其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关注到该群体的心理状况，直接关注其社会心态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第二，关于社会心态方面的研究，在基础的概念界定方面，学术界仍没有达成一致，由此导致了对社会心态的测量及操作化定义方面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尽管从繁荣学术的角度，这种现象未必不是好事，但对于科学的认知及把握社会整体及某些群体的心态状况，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目前，对于社会心态的界定和操作化定义方面，以杨宜音等学者的观点为主流，但在指标的设立方面仅仅达到一级指标，并且缺乏针对某一群体的心态测量去检验和发展多层级指标，较多的研究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实证性不足。
第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其一，从数量上看，目前针对该群体社会心态的专门研究十分有限，仅有的一些研究仅仅将新生代农民工心态不良作为一个预定结论，进而探求不良心态的表现及形成机制；其二，从研究成果上看，由于社会心态概念仍处于争论与发展的过程中，仅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学者，要么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定性推演，从理论上探讨其心态状况及如何调适，分析缺少定量支撑，缺乏说服力；要么无法运用具有效度的指标体系对该群体的社会心态进行定量测量，致使研究结论无法客观有效地反映该群体真实的心态状况。
第四，专门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态的研究本就欠缺，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即群体心态不良的表现和形成机制，较少有研究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良心态的调适问题。且仅有的一些对策研究往往基于理论阐发，从政府主体单向政策供给的角度谈对策措施，缺少计量支撑，更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真实期望的考虑，致使相关对策措施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不足。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试图在总结、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情况，并且在相关学者已提出的一级指标基础上，发展出更为详细的二级、三级指标，通过扎实的实地调研，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力求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把握该群体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下，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和期望，探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形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良好社会心态过程中应当履行和承担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四）基本概念界定
1.新生代农民工
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他在对深圳、杭州等地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与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分化，即年长和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存在明显差别。基于此，他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此后，学术界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2010年2月1日的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对“新生代农民工”首先做出界定。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占到60%.
一方面，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农民不是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①综合学者的研究和官方的界定，结合本次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以社会学学科视角，从年龄、职业和社会身份三大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做出界定。从年龄来看，他们出生于1980年1月1日之后；从职业来看，他们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从社会身份来看，他们户籍在农村，属于农村居民。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城市中务工或经商的农村劳动力。
2.社会心态/良好社会心态
《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②具体而言，心态是对特定环境中人们某种利益或要求的反映，是对人们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心理状态、思想趋势和行为倾向。学术界对社会心态的定义，较权威的是杨宜音和马广海的研究。
杨宜音通过对社会心态的研究框架的讨论，对社会心态做出了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她认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③而马广海则在此基础上，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对社会心态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它属于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
本文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采用杨宜音和马广海的观点，即社会心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笔者将社会心态划分为两大层面，即意识层面和行为倾向层面。其中，意识层面具体细化为三个指标，分别是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以及社会价值。
在对社会心态界定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是指该群体成员具有较为正向的自我及社会认知、具有较好的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信任感、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并能适时的帮助他人、对于社会问题能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在维权及利益表达方面能够采取比较理性的行为。
3.政府责任
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汉语大词典》中对于“责任”的解释有三个方面，即使人承担起某职位和职责；做份内应该做的事情；若做不好份内应该做的事情，进而应承担的过失。②因此，责任的基本含义是担负某一职责的主体，有义务完成与其身份相一致的事情，如果无法完成，则应接受相应的制裁或处罚。
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研究中的政府责任主要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合理运用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有针对性地关注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环境，为该群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其基本权益并对其利益诉求予以积极回应，化解该群体不良的社会情绪，疏导其非理性的行为选择，逐步塑造该群体良好的社会心态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
（五）研究设计和基本框架
1.研究设计
乐正先生在其着作《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研究（1860-1910）》中提出，社会心态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两条关系链，其一是“社会--群体--个人”相互作用的关系链，其二是“观念--态度--行为”逐步转化关系链。①综合以上两条关系链，社会心态研究主要需涉及思想系统和行为系统，因此，本研究将社会心态划分为两大方面，即意识层面和行为层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一级指标，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所获资料，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态状况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了解和把握被调查对象心态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前提下，利用已有相关资料及后续访谈调查，进一步掌握该群体在外出务工期间存在的主要需求以及对政府所持的期望，有针对性、较为微观地提出当前政府在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中，在调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方面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状况及该群体对政府的期望情况，笔者选取了在北京和广州两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两市经济水平较高，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之一。有学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 0.95‰的数据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入省份前 3 位的是广东、浙江和北京，分别占比 59.4%、10.2%和 5.1%.②因此，北京和广州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好的集聚性，有利于确保调查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第二，两市产业结构完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分化情况较好。根据深圳市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抽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③两市在上述三行业均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职业分化度较高，有利于提高调查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总体的研究设计和思路如下图所示：
2.论文框架
本文的论述分为六部分：
在引言部分，笔者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调适这一研究主题，并对相关概念、目前研究的现状进行界定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奠定全文论述的基础。
第二部分，基于本次调查的样本，对新生代农民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年龄、知识水平、婚姻状况等基本人口学特征以及外出时间、土地拥有情况等。
第三部分，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现状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当前该群体主要存在的几种不良社会心态及其表现，即边缘化心态、被剥夺心态、迷茫焦虑心态、底层认同心态以及无能为力心态。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塑造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良心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作为不当产生了较显着的负面作用，主要有相关政策的落实与监督不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诉求表达的渠道不畅、户籍制度导致的公民身份不平等。
第五部分，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及对政府的期望，分析当前该群体良好心态培育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新生代农民工良好心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需求的有效满足，这有赖于政府对其期望的积极回应。
最后，小结部分对全文的论述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归纳，并指出了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希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事实与经验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