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4)

　　许多国家在实现工业化时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加农业生产，某些国家以损害农业来实现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中，忽视了城镇化与农业的均衡发展，例如韩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陷入城镇化与农业异步发展困境，后通过实施“新农村运动”来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的均衡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人地关系，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人少地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在此国情下发展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节约农业劳动力，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实现了城镇化、工业、农业的同步均衡发展。亚洲地区如日本、韩国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耕地面积少，日本韩国走的是精工细作的农村合作社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根据自身国情也达到了城镇化、工业、农业的均衡发展。各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虽不一致，但最终均不能跳出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农业同步发展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下，依据国情走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来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均衡。
　　
　　第二，空间均衡，指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与城乡均衡发展是城镇化空间均衡发展的两个维度，但制度的外力作用会影响城镇化空间均衡状态，如收入分配制度、城市偏向政策、区域发展战略等制度性因素的外生力量，将会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区域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源自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Williamson（1965） 在Kuznets（1955） 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的倒U型发展理论，他提出均衡与发展呈非线性关系。众多的平衡理论与不平衡理论都一致认同区域非均衡发展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导向区域均衡一体化发展，区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是从失衡向均衡过渡的历程。
　　
　　从国际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进程都经历了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过程，即由区域间城市化的非均衡到均衡发展的历程。以美国为例，首先是东北部、中大西洋和滨湖五州地区优先发展，然后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南部发展。日本也是先发展经济基础雄厚的东京、横滨地区，然后带动其他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战后的波兰，在城市化水平低于30%的基础上首先恢复原有基础好的南部工业区和大城市，然后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推进，在20世纪80年代城镇化水平达到80%以上。中国城镇化区域非均衡发展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一致，也即是呈现东强西弱的城镇化区域发展格局，未来中国城镇化区域发展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空间均衡的第二个维度是城乡间均衡发展。城市偏向理论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过度偏向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如印度和中国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压低农产品价格，榨取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第二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农村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获取资源很少，城乡福利差距逐步扩大，社会阶层矛盾加剧。城镇化发展在区域和城乡间的失衡状态，导致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资源配置不均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阶段分化等问题，其实质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
　　
　　第三，匹配均衡，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这里匹配的含义没有数量关系，特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其实质是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城镇化仅表现在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而没有带动城市人口的增长和集聚。人口迁移理论阐释了人口城镇化的行为动力机制，即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原因，人口城镇化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是相匹配、同步发展的最优化结局，而存在政府主导力量时，受土地利益驱动政府干预的城镇化，市场机制失灵，由此导致人口和土地城镇化不匹配的失衡发展状态。市场与政府双重合力下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状态存在互动机制，人口和土地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均衡或者失衡格局可以从制度成因、行为机理、动力机制三个层次来解析，当政府主导力量大于市场力量，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处于非均衡状态，即高速扩张的土地城镇化没有带动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陷入造城运动和空城状态的困境。
　　
　　第四，三个均衡之间的关系。空间均衡是从空间的角度，从区域和城乡两个维度来解析城镇化的空间发展状态； 结构均衡是从产业的角度，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来解析城镇化与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均衡状态； 匹配均衡是从人地关系的角度，从人口与土地两大要素出发来解析其均衡状态。三个均衡表面上看没有数量上的关系，但实际是相联系的，三个均衡都与人口、土地、制度这三大要素相关联，城镇化进程是围绕人口、土地、制度三大要素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制度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同时影响和决定着三个均衡的均衡状态。
　　
　　五、城镇化失衡发展成因理论分析维度
　　
　　根据城镇化三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城镇化失衡发展特征，本文接下来从制度约束、行为决策、动力机制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城镇化失衡发展成因、机理及突破。
　　
　　第一，制度约束，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制度变迁对城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城镇化失衡发展的制度成因。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等制度层面来分析制度对城市化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户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开始，城乡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人口流动制度、土地制度都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路径。制度的变迁和演变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制度主要通过人口和土地两大要素在区域城乡间、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起作用，即制度通过限制人口流动和土地配置来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均衡状态。
　　
　　第二，行为决策，从农户微观决策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来分析城镇化失衡发展的微观行为机理。农户与政府行为决策围绕着人口和土地在空间、在产业的配置而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均衡状态。农户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意愿和行为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主导了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通过探究农户和政府的意愿、行为、动机，阐释城镇化失衡发展的成因，分析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微观机理。
　　
　　农户和地方政府行为决策影响城镇化三均衡发展的微观机制在于： 农户的迁移决策和土地经营权决策，其意愿影响着人口和土地在产业间区域间的流动，进而影响着城镇化的均衡发展状态。地方政府基于GDP考核机制和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推动土地还是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行为决策，决定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格局，农户与政府行为目标如果达到一致，即会促进城镇化三均衡发展，在农户与政府存在冲突博弈的情况下，将会打破三均衡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