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2)

　　二、西方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及思考
　　
　　（ 一） 人口迁移理论及反思
　　
　　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是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Ravenstein,1885） ,他认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并对迁移机制、迁移人口结构、迁移空间等特征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着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刘易斯（Lweis,1954） 在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模型中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将一国经济分为两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差距而引发了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刘易斯模型无法解释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时仍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现象，后来托达罗（Todaro,1969） 采用预期收入①解释了此类现象，他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阐释了劳动力基于比较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行为。但托达罗模型没有解释市场不完善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忽视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和增加生产的作用。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学说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家庭迁移学派、双层劳动力市场理论、移民网络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分别从社会网络、政治干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以及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跨境迁移行为进行论证（ 赵敏，1997）。
　　
　　上述人口迁移理论从各个角度对人口迁移行为进行归纳，但也存在事实与理论相违背的情形，我们在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时应具体结合每个国家的背景和相关制度政策。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但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却与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相违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过大将妨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 二） 农户行为理论及反思
　　
　　根据农户行为和动机可将农户行为理论划分为四大经典学派，即马克思学派、恰亚诺夫学派、舒尔茨学派和黄宗智学派（ 王爱丽、李圣军，2008; 王庆明，2015）。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下农户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各异。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户行为与动机凸显出社会化小农特性，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是货币收入最大化。舒尔茨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充分理性的，在传统农业阶段，即在投入现代的生产要素之前，就已经对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农民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 西奥多·舒尔茨，2013:4）。农民从农业及手工业、商业方面利用那些可以在总量上得到边际劳动单位最高报酬的机会，如果有利的市场形势在报酬方面对从事手工业、商业比对致力于农业更为有利，农户更乐于以手工业、商业建立基本均衡。制度化的“过密化”、“内卷化”农业主要体现在农业从业人员的休闲时间，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①而外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迫使农户依赖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 黄宗智，2006; 黄宗智、彭玉生，2007）。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阐释了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其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Friedman,1957:20-37）。
　　
　　农户行为理论对农户的代际特征和变化没有过多研究，而新生代农户在行为特征、思维方式、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持久收入理性预期、理性小农理论已不能解释新生代农户的行为。新生代农户行为和需求呈现多元化，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的需求，精神层次和发展层次的需求在增加，也需要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农户的行为特征和代际差异。
　　
　　（ 三）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及反思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Northam（1979:1-99） 提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他把城市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国家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逐步发展工业，工业化水平处于早期阶段； 第二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30%,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一个拐点代表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70%以后的成熟时期，基本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转型，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这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拐点，拐点后城市化发展趋于平缓。
　　
　　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发展水平是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S曲线理论无法解释巴西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水平并不与之匹配相适应，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城市化发展难题，曹宗平（2014） 运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论证了巴西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象，那么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并不能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失衡状态，S理论是一种“城市化有序机制”下的理论，如何来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即城市化在无序状态下的失衡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和指导。
　　
　　（ 四） 城市增长理论及反思
　　
　　城市增长理论模型从静态的单中心城市AMM模型①到Brueckner（1987）、Capozza & Helsley（1989） 的动态城市增长模型，再到新经济地理FKV模型，②城市增长理论更关注城市的集聚现象，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增长，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导致了一系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Button（1976） 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业化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张。Chenery &Syrquin（1975） 建立了世界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比较发展模型，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在减弱，服务业起明显的主导作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假设一个地区有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经济，当一个地区增加多样化产品时，人口规模也变大，进一步推动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增长理论从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增长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通常采用GDP、人均收入、失业率、人口增长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增长，城市规模大多采用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鲍莫尔、奥茨、理查森为代表的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侧重研究集聚经济对城市累积增长的效应，埃戴侧重最优城市规模的确定，而巴顿认为并没有单一的城市最优规模可言（ 周文，2003）。
　　
　　中国城市增长更多与政府行为相关联，新城区崛起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增长，传统西方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城市增长理论是否能解释政府导向下的城市增长，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