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西3市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两个以上城市共同的支柱产业（ 见表3）。阳江与珠三角城市江门相邻，两者第一大产业均是金属制品业； 粤西阳江与粤北云浮相邻，其共同的支柱产业为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与农副食品加工业。
在粤北山区5市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均是3个以上城市共同的支柱产业（ 见表4）。
（ 三） 区域间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区域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亟需完善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社会经济交往上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均持续发展的过程。珠三角的资本、技术、原料、能源和劳动力基本上属于外源型，而由于“两头在外”,其市场辐射也直达海外和内地省份。尽管珠三角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珠三角和广东省内其他区域实际上分属各自游离的区域经济系统，相互之间的关联度非常低（ 徐印州，2013）。2002年，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确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就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山区发展、对口帮扶、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实施扶贫开发“双到”、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粤东西北区域振兴发展等做出了重要部署，建立了广东省推进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联席会议制度和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了省对粤东西北区域激励型财政机制，建立了广东省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目标责任考评制度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成立了促进粤东西北区域振兴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立和完善了粤东、粤西、粤北三大区域工作协调落实机制，上述区域间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初步解决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粤东西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4-2013年，粤 东 西 北 人 均GDP增 长 率 分 别 为11. 43 % 、13. 84 %和12. 66 %,均 超 过 了 珠 三 角8. 07 %的增长率。由于区域间城镇化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亟需完善，从2005-2013年广东粤东、粤西、粤北三大区域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显着低于珠三角区域，广东四大区域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正增长，珠三角年均增长率是粤东的2. 97倍、粤西的43. 29倍和粤北的1. 77倍，但粤西和粤北山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 见表5）。
（ 四） 重城轻乡的制度安排，导致广东城乡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
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 均可 支配 收入33090. 0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669. 31元的2. 84倍，21个地级市中的广州、佛山、珠海、江门、惠州、肇庆、湛江、阳江、韶关、清远、梅州、河源、汕头、汕尾和揭阳等15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均在2倍以上（ 见表6） ; 湛江、汕尾和河源3市的市辖区与全市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之比均超过了3. 11倍，阳江、云浮和梅州3市的市辖区与全市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之比均超过了2. 31倍； 肇庆、河源、梅州、云浮、湛江、韶关、茂名、阳江、揭阳、汕尾、江门、惠州等12市市辖区与全市人均床位数之比均超过了1. 5倍，尤其是肇庆超过了3倍，河源、梅州和云浮超过了2倍。
（ 五）“四化”发展缺少协调机制，导致90%以上地级市“四化”发展不协调
目前，中国“四化”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够，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不足，三是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不力，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 （ 新华社，2012）。广东各市和区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缺少协调机制，导致90%以上地级市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不协调。2004-2013年，广东21个地级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只有中山和阳江（ 见表7） ; 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有中山、阳江、惠州和揭阳；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有中山、阳江和湛江；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有中山、阳江、惠州、揭阳、东莞和潮州。北部山区“四化”发展严重不协调，其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和移动电话用户年均增 长 率 分 别 为1. 12% 、7. 03% 、 - 0. 09%和12. 61%,尤其是河源市，分别为- 1. 00%（21个市中 最 低 ）、24. 49%（21个 市 中 最 高 ）、6. 48%和12. 92% .
三、广东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及制度创新建议
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为此，加快广东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应以“规划引领+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目标责任考核制为保障”的发展模式，通过建立和实施政策引导式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示范带动式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和融政策引导式与示范带动式制度创新为一体的创新体系，逐步破解发展难题，加快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