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与调控政策(5)

　　刘燕妮（2014）从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五个维度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刻画，她利用1978-2010年的数据发现，不同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向效应，而区域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转型对增长质量产生了正向效应。
　　
　　从三次产业的关系来看，在结构转型期，农业虽然仍会发挥重要作用（盛来运，2014），但它对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实现的，比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超过农业增长本身。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一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占比先上升后稳定，服务业占比则逐渐上升，它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主要是取代了农业份额的下降，此时，服务业崛起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赵娜（2014）以创意产业为例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创意产业可以培育成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全新的增长方式、产业间的融合以及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为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了新的推动力，最终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口结构问题，它与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可以说，工业化进程中人口结构变迁与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郭剑雄，2014）。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红利从根本上讲还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大的变化。老年化与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使人们担心中国是否正在失去人口红利这一传统的增长引擎，它甚至引发了对中等收入陷阱（陆旸2014）、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等问题（胡翠，2014）。应对人口红利问题的一大法宝是争取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开发既有劳动者的生产率潜能，特别是对于日益短缺的农民工来说，这不失为企业缓解用工荒问题的一个良策。要开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还需要其他一些配套的措施，比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钞小静，2014），否则事倍而功半。当然，人力资本积累也有一个合适的度，过分地强调它，也未必能增加社会福利（刘伟，2014）。
　　
　　最后一个问题是城镇化，它与劳动力转移问题密切相关，政府对其经济引擎功能寄予了厚望。王必达（2014）等利用1997-2012年的数据发现，我国目前还处于刘易斯第一阶段，剩余劳动力仍大量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仍大有可为。广义的城镇化除了人口城镇化之外，还包括土地城镇化。近年来，土地城镇化的经济增长 贡献在提 高，而人口城 镇 化的贡 献 率在下降（郑鑫，2014）。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刘铠豪（2014）等认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能产生正向影响，但由于统计上不足，其作用可能被低估了。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调控政策
　　
　　目前经济仍在不断探底，在区间调控的新思维下调控政策也在转型。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调控思维、需求管理、供给调节、产业政策等维度进行了分析。
　　
　　（一）区间调控的新思维
　　
　　西方经济学经典教科书认为，一国经济调控主要围绕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目标来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四个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环境问题，它正成为调控政策目标体系的一个新成员（李梦洁，2014）。但上述目标通常又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菲利普斯曲线就刻画了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潜在冲突，争论更是由来已久。既然“新常态”不再是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而是注重质的提升，那么，这些目标就要统筹兼顾而不能偏废，这对传统的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这是其一，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的作用，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综合发力，调控思维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新的调整。
　　
　　方福前（2014）认为，要重构我国的调控体系，必须在改革的大视野下进行，它包括调控理念的转型、调控目标与调控架构的优化等。就调控理念来说，我国调控政策一直都是建立在“可控性”的信念基础之上，而“可控性”的信念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况且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政策工具和相关经济参数的控制能力不断衰减，要做到“可控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能再沿袭过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下那种“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维惯性，而是将资源配置的决策权真正地交给市场。区间调控思维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它并不要求经济增速时刻符合计划的要求，只要不突破底限，就可以交给市场来处置，其间，可以兼顾物价稳定、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其他目标，而不必为增长速度锱铢必较。只有当速度快要跌破容忍底限时再进行干预，且干预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减少微观干预。
　　
　　当然，区间调控并不一定就是被动的“只守底限”的调控模式。近年来，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受到三次冲击，相应地，政府 也进行 了 三次“下 限 保卫战”.刘树成（2014）认为，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的余地。为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再刺激”的循环怪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调控方式，由应急式救火转向规划性应对。
　　
　　（二）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拳
　　
　　在本轮经济下滑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比如，经济增速下降与就业形势向好并行、通货紧缩抬头但工资上涨压力犹在，这些新现象都对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作为需求管理的两大支柱，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刘伟（2014）认为，在当前的政策体系中，为更好地处理总量调控与结构升级的问题，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以宽松为基调，并与产业政策、区域发展目标相结合，货币政策则稳健偏紧，并以定向降准等“微刺激”政策为主。这样既能从总量上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又能尽可能地促进结构转型与升级。
　　
　　刘元春（2014）认为，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预调和微调方面都要强化。具体来说，货币政策要保持定力，在避免全面宽松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加大定向宽松的广度和力度，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加强预期管理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至于财政政策，为了给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可以适当提高宽松的力度。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的加速下降，政府必须研究储备政策和应对预案，并加速构建社会安全网，比如，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对冲宏观经济恶化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类似地，祝宝良（2014）也认为，在当前经济回升势头不稳固的情况下，有必要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并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激活社会需求。至于货币政策，则左右为难。过紧，则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可能会触发潜在的金融风险；过松，则不利于“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不利于为转型升级争取空间。因此，货币政策最好还是中性的，在稳健的同时，依相机决策原则适当进行预调和微调。
　　
　　（三）产业政策与供给调节
　　
　　诸多学者认为，“新常态”下单纯的需求管理已难以满足经济调控的需求，供给调节应登堂入室，甚至超过需求管理而成为主流（刘伟，2014）。有学者指出，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之所以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不合理的供给调节政策才是根本。比如，产业政策扭曲了投资结构，并诱发供求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手段来刺激居民消费，或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支出，虽然能解决需求不足的一时之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解除各种抑制性的供给调节政策，降低社会资本的进人门槛，通过市场调节作用来改善社会投资的流向，并带动供给结构的优化（徐朝阳，2014）。
　　
　　改善供给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与改造，比如美国TMT产业带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研发与需求的匹配度，改善了产品的供给结构。结果是制造业促进服务业、服务业又反过来改造制造业。换个维度看，这也是新型工业化的本质内涵。反观我国，我国提出新型工业化概念已久，但实践还相对不足。张月友（2014）发现，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非但没有互促，反而出现了遏制现象，即所谓的“产业互促悖论”:中国工业化阻碍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也没有反过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升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中国制造业主要依托国际代工的模式来实现，对本国服务业的依赖并不强，研发、销售等服务环节仍保留在国外。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服务业也确实不发达，难以对制造业形成有效的支持。要改变这一情况，还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利益上的引导，强化制造业与本土服务业的关联度，另外，就是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弥补生产服务业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