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驱动力与调控政策(3)

　　类似地，很多研究者发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太可能通过技术贸易的形式实现技术上反超（苏志庆，2014）。技术反超根本还是在于自己，要苦练内功，实现自主创新，这与教育和研发投入密不可分。有人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兼顾技术模仿、自主创新和教育投入的增长模型，结果发现，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水平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进一步增强。相应的，中等教育则通过促进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随着垂直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也将进一步放大。需注意的是，1,而是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教育政策来配合，才能更有效地推动适合于本国的技术创新策略，并驱动经济增长（郝硕博，2014）。
　　
　　另一些研究专门考察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郭晗等（2014）通过构建一个结构时变弹性的生产函数，将资本结构、劳动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纳入增长框架，运用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这一时期的要素弹性动态特征后发现，近年来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是由资本存量增速下降所导致的，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减缓了这一趋势。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改革红利
　　
　　与古典和新古典理论不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本存量的增加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只要制度供给有效，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绩效的提升。从静态维度，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从动态维度，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一个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根本上还是制度鼓励了增长。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提出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来撬动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及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严成梁（2014）利用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市场化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增长越稳定。市场化水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等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一般认为，目前我国体制变革的弹性正在不断弱化，原有体制变革方式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体制变革已进入“深水区”,只有敢于进入“深水区”,尝试新的模式，并加大变革的力度，中国才有可能再一次享受到“改革红利”（黄信灶，2014）。
　　
　　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讨论具体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它通常是通过一种调节的方式来对其他变量发挥作用而产生间接影响，这也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思想内核。比如，现在人们高度重视环境问题，但强化环境规制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会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有研究表明，当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时，更严格的环境规制非但不会阻碍增长，还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并带来质量与增长的双赢结果（李树，2014）。另一个例子就是土地制度，它能对经济的长期均衡产生影响：自由、无约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促进土地集中，诱发社会差距扩大，多数人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显然，尽管它能促进增长，但不利于发展。相比之下，限制土地所有权流转，但允许使用权承包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既能保证长期发展的效率，也能保证社会的基本公平，避免因社会差距扩大对长期社会总体进步的负效应（陈昆亭，2014）。可见，制度有时候要在增长与发展之间做出权衡。
　　
　　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强调正式的制度安排，还强调其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道德、宗教、社会规范能的作用，它们统称为交易治理机制。有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比较了二者的利与弊。“皇权不下县”,历史上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主要是依赖非正式的关系型合约来维持社会经济的运行，虽然它会限制交易规模，但也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关 系型 合 约越来越难以维系，成本急 剧 增加，并导 致 经济陷入 停滞（谢 东 水，2014）。以史为鉴，建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交易治理机制，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其他的人为干预机制包括政府干预不能取代其基础地位。
　　
　　（五）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周期
　　
　　政治经济学似乎是一个古典的概念，但实际上，中国尚未穿越政治经济学周期。“政治先行”特色明显，经济服从于政治。利益集团等字眼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频频见诸报端。相较于制度，政治是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当我们一脸严肃地谈论政治话题时，总回避不掉它对经济的影响问题。比如，反腐属于政治范畴，但它对经济的影响已有目共睹。
　　
　　诸多研究表明，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的停滞都与利益集团的阻碍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魏福成（2014）等在一个无限期、内生化的政治竞争框架内，考察了经济发展条件与利益集团权衡的问题，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摆脱利益集团的阻碍，是实现经济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我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们如何影响经济波动，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比如，基于197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有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波动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密切相关，党代会召开前的年份，各省名义GDP增速较平时下降3.3个百分点，而其后，GDP增速又会高出2.6个百分点。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党代会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加强，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速双双下降。党代会之后，相关压力的减轻使得政府监察力度减弱，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和偏向于投资建设的财政支出增加，使得经济增速回升（梅冬州，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