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借地区域与中国租界的法律对比分析(3)

　　（ 三） 区域环境的原因
　　
　　中国租界与租借地的区域环境也有所不同。租界的环境是城市，而租借地的环境则是农村。这同样成为这两种区域法制差异的又一个原因。还是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的区域环境为例。
　　
　　开埠前，在上海县城以外，也是农村。那里有大片的农田、荒地，被描写为阡陌田野、芦苇纤道，一派农村的景象[21].由于上海租界被开发为居地和商贸之用，原来的农村环境迅速城市化，城市化的区域环境很快形成。上海租界的人口、产业、城市建设等都突飞猛进，率先成为中国的近代城市，据统计，上海租界的总人口持续攀高。1855年上海租界的人口为20,234人，1865年为148,809人，1900年增为444,318人，1937年增至1,696,259人，1942年上升为2,440,053人[17]90 -91.平均年增长为27,800余人。这样的人口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区域中实属罕见。近代的各种产业在上海租界纷纷落户，率先于中国其他区域实现了近代化。这些产业包括了工业、商业、金融、建筑、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卫生等等与近代城市配套所需的各种产业。与此同时，上海租界的城市建设也接近同时期西方国家的水平，租界里的居民开始享受近代城市的生活。宽敞的肩带马路、新式的煤气路灯、遍及居民住宅的自来水、新式电车和公共汽车等都展现在人们眼前[22]2.上海租界也因此而率先于中国其它区域成为近代化城市区域。上海租界的近代城市环境，需要有相应的法制来呼应，于是上海租界区域法制的法律内容就具有城市规划等一系列的规定。
　　
　　威海卫租借地区域环境与上海租界不同，是农村环境，而且没有将其发展成为城市的规划与措施。威海卫在成为租借地以前，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农村地区差不多，也是个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村。那里有许多低山丘陵区和沙地，农民们只能以种植粗糙的谷物和地瓜之内的根类农作物为生，吃的也是以玉米、高粱、地瓜类杂粮为主。那里的基础设施也不发达，路面多为沙土覆盖，基本没有排水系统，每当下雨道路边泥泞不堪。卫生条件非常差，卫生公共设施十分陈旧且缺少管理，整个威海卫很脏乱[2]286.被英国管辖以后，只是把威海卫作为军港定位和建设，目的是为了牵制占据了胶州湾的德军和占领了旅大的俄军，保护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没有把其建设成为现代城市的规划，更没有相应的措施。那时的英国政府尽可能地以最低的成本管理威海卫[23].于是，威海卫租借地的区域环境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农村环境，没有机会发展成为城市环境。在那里，依然有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10].对于这一农村的环境，其法制也就与上海租界城市环境的法制不一样，因为法制的需求不同。事实也是如此，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中就有一些关于开拓政府荒地、建立和运行村董制度等的规定，以适应威海卫租借地的农村建设，发展农业。上海租界区域法制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区域环境的不同同样导致了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
　　
　　由此可见，形成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了这两种区域不同的性质、地位、环境等，可以说是多因一果。正因为如此，这两种区域法制存在差异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而非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结果。
　　
　　三、值得关注的相关问题以及从中可获得的启示
　　
　　与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相关，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它们是进一步理解这种差异的另一些侧面。从中亦可为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 一） 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所造成不同社会面貌的问题
　　
　　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直接造成了这两种区域的不同社会面貌。继续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为例。上海租界逐渐率先成为一个近代化区域并带动上海的华界，以致整个上海在中国率先建设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同时，上海租界歧视华人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上海租界区域法制是中国大地上最早的近代法制，其先进性首先被上海租界周围的华界所感受，随之而来的是借鉴。于是，上海华界就着手移植租界的区域法制，使自己的法制也开始近代化，这在20世纪以前就已开始。1898年上海华界颁行了《沪南新筑马路善后章程》就是如此，它所规定的车辆捐照、夜间行车点灯、禁止驰骋、定时倾倒垃圾、不准随地大小便、不许堆物碍路等一系列内容，都取自于上海租界的规定，是这一规定的翻版[24].近代的区域法制规范、建设了整个上海，以致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方的纽约”[22]2.在这样的大都市中，并非人人都平等，华人是被歧视的对象。在1928年以前，华人与狗一样，都在被禁止进入公园之列，华人因此而受到侮辱[1]525.上海租界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带有瑕疵的近代城市化社会。
　　
　　威海卫租借地则是另一种社会面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军港，同时广大地域的经济、社会都仍很落后。威海卫租借地的军港建设达到了近代水平。为了保证军港的安全，港口的卫生得到了保证，威海卫租借地港口的船舶要清扫，水域和岸前要保持清洁，受感染的船只及时地消毒和净化[2]176.卫生检疫在海军水域也同样进行，检疫地点由海军指定，但不能占用军用重吃水船舶的检疫锚地，船长还需按规定、听从指挥[2]171.军港海面上的舢板船有序地穿梭不断，繁忙运输。这是一种小型船舶，其航舵较大，悬挂于尾部下方，还能通过锁链进行提升和下放。它们是那里的主要水上运输工具，特别是承担着从陆地上到刘公岛的运输任务。虽然，那里有班轮，但班次有限，舢板船仍不可缺少，常有几百条舢板船昼夜服务[2]207.海盗在那里没有市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捕获，以海盗罪加以严惩[2]163.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威海卫租借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没能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社会经济没有根本变化，大量的村民依然过着较为传统的农村生活。社会发展情况也不尽如意，广大民众仍然生活在农业社会中，到1930年时还是如此。那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王家桢到威海卫农村去体察民情，还惊讶地发现，当地的男人依然留着前清的长辫，女子还裹着小脚[2]138.威海卫租借地的面貌还是一种变化不大的农村面貌，与上海租界的城市面貌相比，也是差异明显。这种面貌的差异正是它们不同区域法制产出不同结果的一个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