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氏根据他的“世界历史”观念建构了一个“世界哲学”的范式，在其所着的《大哲学家》一书中，他将世界着名的哲学与宗教人物分成三大类---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原创性的形而上学家，从而为当代世界的人们如何思考世界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哲学史范本。雅氏该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他提供了一套关于哲学的类型学知识，而是在于他以真正“世界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轴心文明”以来的哲学思想成就。在该书中，他虽然还无法了解中国哲学中思辨型的哲学家如朱熹、王夫之等人，但他不再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视野来考察人类三大主要文明中的哲学思想，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来从事哲学思考提供了一个世界主义的思想视野。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民族共存的时代，每个民族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然而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却又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每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也是五花八门，甚至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然而，人们又在呼唤着一种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对话的文明底线或曰平台，从而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冲突，乃至于战争。因此，在这样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呼唤一种新的“世界哲学”在精神上是可以理解的，在现实上也有它的合理性。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在寻求自己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并要求参与到新世界的秩序调整与重建的过程之中，因此，当今“世界哲学”的精神图景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勾画，而不能停留于已经出现的各种描述层面。
作为一精神性的观念，“世界哲学”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即设想有一种现成的“世界哲学”形态存在于某个地方，然后由少数思想的开矿者将它从某个神秘的地方开采出来。毋宁说，我们如何根据新的“世界历史”的要求，去努力通达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一种能为“世界历史”之中的人们相互交往，相互接受，同时又保持各民族独特性的生存方式提供一套新的哲学观念。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世界哲学”的问题，即站在人类社会一体化（Globalization）同时又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大趋势的历史背景之下，来思考人类已经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诸问题。在笔者看来，如下两组共十个方面的问题将是世界哲学需要面对或将要面对的。
第一组：全球伦理、全球政治与人类不同文化的关系问题，可分为五个问题：
1.趋向一体化的人类能否达成，如何达成相互承认而不是相互敌视的伦理底线？如能达成，这一伦理底线的具体表述应当如何？要不要坚持一种宗教文化背景？
2.仅就目前的世界状态而言，联合国的权力究竟应该有多大？能否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联合政府？或者根本就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
3.与此问题紧密相联，“国家主权”的限度究竟何在？
4.每个单一的民族是否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与需要？自由人联合的万民联合体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究竟是中国道家所设想的“小国寡国”状态，还是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周天子的联邦社会？抑或还有其他的形式？
5.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活世界的事实，如何能达成一个相互认同的基本文明共识，在相互对话中，达到相互的理解与退让、妥协，而各美其美，然后进一步美美与共。
第二组：全球生态、环境与科技伦理问题，也可分为五个问题：
1.全球的贫富悬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的环境恶化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由哪些民族国家来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的责任，从而显得更加公正？
2.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如何协调？
3.克隆人的技术如何控制？当人类果真能廉价地运用克隆技术，不断地克隆自己，从而让人接近不死之神的时候，人类是决定用科技的手段保持人的自我复制，还是坚持人的自然繁殖、自然的死亡呢？
4.如果坚持自然的繁殖，哪一性别来承担人类的自我生产的重任？女性主义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5.当我们今天的人类已经知道地球总有一天会灭亡，那么，地球上的人类要不要延绵？如果要延绵，又当如何延绵？这一问题看似遥远，其实在最深层的意识上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科技政策。人类在宇观与微观两个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两个无限的世界里的探索，都与人类的长久延绵的隐秘的渴望联系在一起。
应当说，“世界哲学”的内容远比上面所能想到的更为丰富与复杂。仅就上面初步涉及的十个方面的问题来看，“世界哲学”的问题就已经与国别史时代里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问题意识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了。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哲学”也将越来越呈现自己的清晰轮廓。除上述提到的黑格尔、雅斯贝尔斯之外，20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又提出了“新万民法”的政治构想。这一“新万民法”的构想其实就是一种带有西方法哲学传统印记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而中国的部分学者尝试以“天下”为核心观念而构造出一个“新天下观”,也是一种带有中国精神特色的“世界政治哲学”.全球宗教学界提出的全球伦理的设想，对各大宗教、各大文明传统中的金规则、银规则进行分析，试图建立起世界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些部门哲学的种种努力，都应该看作是“世界哲学”的具体表现。
就笔者的理解来看，“世界哲学”的诸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求通”的问题，一是各民族文化、伦理、政治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问题，二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合乎自然法则，又合乎人的目的性的沟通与利用的关系问题，三是科学与人文，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的问题。
而“求通”的过程中，人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都因之而扩大。人，就其存在与实践的历程来看，就是一个不断拓展自己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感性的活动者。笔者从“求通”的哲学理想来思考“世界哲学”问题，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传统来思考人类的社会实践问题，尝试着接续易哲学、先秦道家、经过明清之际改造过的宋明儒的哲学传统，特别是谭嗣同所发展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仁通”哲学，以“通性”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尝试建立“通之道”的哲学思想体系，试图对当代人类社会的诸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给出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考。
笔者认为，“求通”之“通”,其在哲学观念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要求我们对“通性”,即“通”之得以可能实现的“通之道”进行抽象的哲学追问，将“通”的过程、状态与可能性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寻求各种有形存在、有形与无形存在、无形存在与无形存在之间的链接、感通与交流的动态生命；让人类始终保持着慎终追远，在无限的宇宙中与宇宙的无限相遨游的梦想。
所谓“通性”,即让不“通”的变成可通的，让已通的保持通畅性的某种势或力量。就其主体能动性一面而言，这种势与力量当然主要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心力”.而这种“心力”,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与理智混合组成的一种主观性的能量。就其客体而言，当然是某种材料、能量、信息之间具有的可融合性、可交流性与可通性。因此，“通性”即是主体之人的“心力”利用适当的材料、能量与信息编码，实现人与客观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交流，从而让人类始终保持与宇宙的无限相遨游的自由意志。
“求通”的哲学与“求道”的哲学目标不同。俗语说，此路不通，死路一条。这就表明，有道有路并不能保证道路畅通。而唐代诗人李商隐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表明，没有有形的道与路亦可以“沟通”,如何沟通？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因为“通性”,或者说，主体之间要求“沟通”的渴望，使得原本无路、不通的状态之间有了可以沟通，并且实现了“沟通”的“灵犀之道”.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正因为“通性”,使得没有道与路的地方有了可通之道路；而一旦丧失了通性的道路则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者是一条废弃的道。道与路具有可通性，但未必能实现“通”的目标。现代城市高楼大厦的公寓房里面各条走廊都是“通”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与人与之间是不通声息的。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可通性。两个主体之间没有可通性，虽咫尺亦天涯。两个主体之间有通性，虽天涯亦比邻。
求通之“通”是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宇宙、历史、社会、他人之间的一种自由交流、交往的一种渴望与现实活动的描述，因而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活动、恒久延绵的一种渴望与活动本身的思想揭示。不是因为人与物都有现成的可通性，而是因为人与物、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的“通性”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通道的两个主体之间具备了建立通道的可能性，并根据“通性”程度的大小，渴望通性的内在要求的强弱，这种通道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大小也因之被决定。
道路从来不能自己开辟自己。恰好相反，正是蕴藏在人性中的“通性”不断地开辟着道路。在“通性”面前，宇宙间何处不可以成为通道？而通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那种让一切看似没有通道的地方开辟出种种形式通道的，不正是蕴藏在人性中的“通性”么？这种人性中的“通性”就其先验的特性基础而言，是一切实体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部分敞开性；就其历史性而言，则是在漫长的生命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一种习性。而当人类进入群体的生活类型之后，则是其生活习性，社会历史的实践性慢慢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文性。
“求通”的哲学要求我们学会通盘思考地球与人类的边界与可沟通性问题，从而来思考每个民族国家、种族、地区、单位、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与可能性的问题。这种思考不是要取消人类在近代以来所发展出来的个性自由、平等、正义等观念，而是要站在类的整体性与沟通性的高度思考每个人的个性自由与平等、正义诸问题。就目前人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是要消除各种观念之间的不通、隔阂问题，如各大宗教传统之间的隔阂与不通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敌对与相互斗争的问题，各地方文化与利益之间的不通与隔阂问题。
从哲学的形而上学角度看，“求通”哲学所讲的“通性”颇类似传统汉字“术”的原初意义---“邑中之道”,所谓的“通性”,即是在无限的宇宙与无限的人世之中的一条“邑中之道”,因而它也是起点但不是唯一的起点，而是任何一个可以作为起点的“起点”.“通性”所呼唤的是所有作为起点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起点---“邑中之道”,以自己的有限性为起点，同时打开自己的有限性，以便与无限外部世界中万有的“邑中之道”相连结。“邑中之道”即地方性，也即是中国古代汉语的“一曲之地”或者是“曲”本身。而当“邑中之道”与其他地方性之道联通起来，就由地方化变成了全球化，故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是可以贯通起来的，这也即是老子借古人之口说的“曲则全”.“一曲之地”因为与外部世界保持良好的沟通性，因而具备了拥有大全、享受大全资源的可能性。
求通哲学所讲的“通性”不再追求任何现成的道路，而是依据自己的目标来调整自己，克服并跨越自己眼前的障碍，从而在看似不通的地方找到或打开一条通道。就此点而言，“通性”的哲学呼唤的是一种不断依靠主体的自由意志从事探索、开辟、游于无穷的实践性哲学。这一实践性的哲学甚至不以占有、拥有为自豪，而主要以开辟、探索为旨归。这种“通性”的哲学当然要关怀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对于种种形式的不平等、非正义现象予以揭露与批判，以互通有无、相对均衡的生存状态作为人类世界的基本生存样态。“求通”之“通”不同于“求同”之“同”,“通”从原则上反对以一个绝对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威为中心的“统”,“通”也不是洪水决堤式的泛滥与不加控制的核泄漏式的扩散，“通”当然也不是各种形式的渗透与渗漏；“通”是主体的知、情、意、欲所形成人的目标在可控的条件下的实现、通达，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理解、领悟、承认、接受、和谐共处。“通”是永远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的“通达”或“实现”,没有永恒不变的“通达”与“实现”的状态，因而“通”之道需要主体在实现了“通达”状态之后不断地修持、保养，从而保持固有通道的畅通，并以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美学方式不断地开辟新的通道，通达新的境界。
五、结语
人的感性社会“实践”,其静态的结果之一就表现为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不断拓展。哲学史上旧的哲学体系一个接一个的崩塌，其重要原因就是知识视野不断扩展所引起的思想基础的变化。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引起的一系列竞争，创发了一系保护竞争的制度，人类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呈加速度的方式在增长。信息爆炸、知识爆炸是当代社会知识界人士每每感叹的现实。知识视野的扩展速度远远快于思想视野扩展的速度。
如何在不断扩展的新知识视野里从事哲学思想的创造，则是当代哲学创造的一个艰巨的任务。任何固守一隅，固守一个传统、一个学派的学人，都很难从事哲学的创新。本文尝试从知识与思想的双重视野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条件，也算是对我们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的呼声的一种个人的回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