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状态下，人的生产与生活“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
马克思反复地说道：“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 类 的 存 在 物 …… 他 才 是 有 意 识 的 存 在物……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人类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人的存在方式才第一次进入比较完满的状态，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目标来追求，因为一旦把这种社会形态作为目标来追求，就有可能导致新的“异化”现象，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对历史发展次一阶段说来是必然的环节……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造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就是强调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既是人类主观与客观思想打交道的桥梁，也是检验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概念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实践”概念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1.“新仁学”.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而言，其核心思想“仁学”在当代需要做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根本的文化心理，或曰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的底座、根基。
我们可以接着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问题，在当代可以继续提问：“人而不仁如专家何，人而不仁如干部何，人而不仁如艺术家何？”甚至可以提出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人而不仁如人何？”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人，他何以能成为一个人？这即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关于普遍的人的观念，他如何自处与待人？
孔子讲：“仁者爱人。”反过来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人时才能配得上称之为人。爱人当然包括爱自己与爱其他任何人。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知道爱自己，关键的是要爱别人，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需要能以对待人的基本要求去爱陌生人。故孔子讲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泛爱”思想在当代更要大力提倡。
“以人为本”的新人本思想，既可以继承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又与中国传统的仁学思想传统相结合，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的思想贯穿于其中，在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逐步落实人的各项权利，并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合理的社会正义环境。这便是我们要讲的“新仁学”.从原则上说，当代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这些思想原则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所坚持的“人本思想”是不矛盾的，其具体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是带有阶级属性、政治属性的人民，而不是与禽兽相区别的、抽象的人。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从原则上说是“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它虽然没有抽象的、普遍的爱人思想，但不反对“以人为本”的思想，至少可以兼容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当代的“新仁学”思想就可以依托传统的“仁学”思想，吸收现代西方以来发展出的新人道思想内容，尤其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内容，建立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新仁学”思想。
2.自由意志。人应当如何才能成为人、才能成为各种类型的人？这是中西哲学都给出了十分丰富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哲学领域里大多属于人性论的理论范围。仅就现代西方文化所推崇的基本观念而言，承认人具有自由意志（其通俗的表达即是：人是自由的），是现代西方文化给人类提供出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遗产，而且也是现代伦理学、法哲学的思想原点。如果不承认人具有自由意志，我们就无法对人在伦理、道德、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实施赏罚，因为，当代法律对于失去自我行为能力的人是不追究任何民事与刑事责任的。而人的自我行为能力的背后就包含着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理论预设。对于自由这一思想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抽象地讨论人的自由问题，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了重新的解释，将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
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虽然不用自由意志的概念来讨论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但中国传统中儒家有关“匹夫之志”、道家有关“任性”、“适性”问题的讨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里涉及了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孔子讲“匹夫不可夺志”,就是尊重每个普通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观念。庄子哲学、魏晋玄学讲任天性、任情的思想，也是在讲尊重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至于唐宋文人诗歌中出现的“自由”概念，如柳宗元诗中提到的“欲采萍花不自由”的问题，就是以诗歌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与向往之情。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就必须接受并综合这一现代文化的思想遗产，将人具有自由意志的这一源自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纳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并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志、性、情的思想传统结合起来。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强调圣人教化百姓，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在文人、士人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一种重视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传统。现当代的中国文化主要强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自由、自觉的劳动，强调的是在遵循人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自由选择与自由创造。中西古今有关尊重人的自由的思想传统都可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经过合理的转化，成为我们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营养。
3.社会“实践”.马克思曾经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何去改造世界，就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观世界打交道，人的理想与观念性的东西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成功了，就成为是正确的东西。因此，认识的结果是否具有真理性，即人的主观思维是否与客观实践相符合？“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离开实践的思维来讨论认识的真理性，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高度肯定社会实践对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检验的重要性，他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不过，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时局部的、暂时的成功，可能带来一些更大的灾难，故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内容，本身就需要历史过程来检验，同时也需要富有远见的科学理论来监测、调控，从而让人类少犯错误，尤其是不要犯极其低级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念，要求我们“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gegenstndliche]活动。”因而包含了直接的物质生产与劳动、社会政治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等，特别是实验室里的活动。
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是指在具体的可控范围内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当然包括精神的研究活动内容。因此，这一“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就是与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取与验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的人类活动。这一系列的人类活动既要遵循一些基本的人类原则，如人道的原则，更主要的是一种探索未知的科学研究活动，因而是一个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身的广泛认知活动，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教的道德践履活动不一样。传统儒家的道德实践，主要是按照已有的道德规范来做事、做人，像宋明儒讲的格物致知，特别是王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思想，都是狭义的道德实践。仅仅停靠传统儒家讲的“格物致知”、道德践履，还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的社会实践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内在包含有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的内容，但远远比道德实践的内涵要丰富得多。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要求人们既要按照一定阶段里的道德要求来做事、做人，还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未知世界，真正是通过格物---研究物的活动而致知---获得新的知识。但是，中国传统儒家讲的“成己成物”,“尽物之性与尽人之性”,经过现代的解释可以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就是要求人在自由自觉地的劳动过程中，通过与客观世界打交道，实现“尽物之性以尽人之性”,“成己成物”的理想性目标。两种“实践”观念所提供的思想视野交融在一起，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社会“实践”观念的理解，进而也为思想的创新、创造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源。
四、“世界哲学”与“求通”的哲学理想
今日的世界，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各个民族而言，都已经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知识视野与思想的视野。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哲学”的问题日益被提到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们面前。
何谓“世界哲学”?“世界哲学”这一概念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世界哲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对于“地球村”时代的当今世界而言，是否会有一种类似世界政府一样的观念设想，而提出一个“世界哲学”的概念来？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从“世界”这个概念说起。
在我们的哲学史里，有古希腊哲学，有古印度哲学，有中国哲学。很显然，在地域文明时代里，“世界哲学”仅是一种反映各特定地域的哲学思想的无机之整体。因为，作为一个实存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在国别史的时代里基本上在人们的精神之外，人们至多有一种想象中的“世界”观，如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下观”等，而每个民族在实际生活中似乎都习惯于将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作是天下的中心,并没有一个真实“世界”让有他有切身的、感性的感受，以“区域”代替“世界”是国别史时代各主要民族在空间意识方面的思维特点，不独中国人如此。进入人们精神视野里的“世界”,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并逐渐向世界扩展的结果。由于近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社会产生，然后以殖民的方式向东方、中亚、阿拉伯世界输出，因此，早期的“世界哲学”主要是从欧洲人的哲学观出发而建构出了第一轮的“世界哲学”的精神图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以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形式建构出的最早的系统性的“世界哲学”.他认为，按照哲学的普遍性要求来看，哲学只能从古希腊开始，最后回到德意志精神那里，成为它的完成形态。他认为，“世界精神”在开始阶段表现为精神与自然的合一形态，是哲学出现之前的一般状态，而东方人的精神与自然是合一的，而且，“这种直接合一的境界就是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因此，哲学不可能从东方开始，而只能“自希腊开始”.
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又从新的角度系统思考了“世界哲学”的问题，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通过“轴心期文明”的概念，将“世界哲学”的基础奠定在古希腊、印度与中国三大轴心文明的基础之上，而他所说的“轴心期”即是指“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中”找到“历史的分界线”,即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
而这一时期的文明则称之为“轴心期文明”.雅氏认为，从“轴心期文明”出发，未来的人类历史必将走向统一。而他所说的“统一”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只是一种“崇高的人性统一”,而这种“人性的统一”是不存在于任何现成的、僵化的制度之中的。他说：“这个崇高人性的统一不存在于知识和工具的传播中，不存在于帝国权限和征服的范围之中，不存在于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禁欲主义和对近卫军进行强迫训练的极端产物之中，不存在于制度和决定的稳定与持久之中，而存在于最清晰深刻的意识和显示本质的光彩四射的瞬息时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