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读到的对先秦人性论之争的最经典的概括，是由王充作出的，他说：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 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之乱也……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孙卿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论衡·本性》） 根据王充的概括，先秦有四种人性论： 性有善有恶论、性善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恶论。论者们对此都很熟悉。不过，很多人都未注意到，在王充的概括中，性有善有恶论是最早出现的，也是被最多的人赞成的。今天有些论者想当然地以为先有性善论，后有性恶论，最后才有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这种想法肯定不符合历史的实情。
王充的概括似乎是历史的定论。但也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以为《荀子》书中所有篇（当然包括《性恶》篇） 都是荀子写的，没有把荀子本人和《荀子》这部书适当分开。第二，没有注意到《荀子》之《礼论》《劝学》等关于性朴论的说法。第三，没有看到道家尤其是《庄子》关于性朴论的说法。
本文试图以《庄子》与《荀子》为中心，阐发被很多人遗忘了的性朴论。
一、《性恶》是荀子后学所作
以荀子为性恶论者的基本依据，无疑是《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但是，在先秦子书中，以某子命名的书，并不一定全为某子所写。冯友兰说过："从古代流传下来，号称为先秦的着作，其中有很多诚然是伪作，例如《鬼谷子》、《鹖冠子》之类。但是有些篇章，如《庄子》、《荀子》中有些篇章，说它们是真固然不对，但说它们是伪也不适当。像《庄子》、《荀子》这一类的书名，在先秦本来是没有的，所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如《逍遥游》、《天论》之类。
汉朝及以后的人，整理先秦学术，把这些零散的篇章，按其学术派别，编辑起来成为一部一部的整书。其属于庄子一派的，就题名为《庄子》，其属于荀子一派的，就题名为《荀子》。他们本来没有说《庄子》这部书，是庄子亲笔写的，《荀子》这部书，是荀子亲笔写的。本来他们也没有意思这样说。后来的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就在《庄子》这个题名下，加上庄周撰，在《荀子》这部书的题名下，加上荀况撰。再后来的人，就信以为真。"[1]321冯先生之说很有道理。
《庄子》是庄子学派的代表作，而《荀子》是荀子学派的代表作。绝大多数论者早已赞成： 《庄子》一书的《内篇》是庄子本人写的，而《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写的。但是，现代论者大多不关注《荀子》一书中哪些是荀子本人作的，哪些是其后学作的。本文对其极为关注，尤其强烈关注被后人看得很重要的《性恶》的作者究竟是他本人还是其后学。
唐代学者杨倞在给《荀子》作注时，早就认为该书并非全部都是由荀子所写。他把《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这几篇放在书的最后，认为它们是荀子弟子所作。杨倞在注《大略》时指出： "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2]485他在注《宥坐》时又说：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用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2]520杨倞的看法已得到大家的公认，因为只要一读《大略》《宥坐》等几篇，就会明显感觉到，它们在写作风格、表达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都确实不同于该书的其他篇。汉代的刘向在编《荀子》时，也是把这些篇放在后面的，他应该也意识到了它们的特殊性。不过，有很重要的一篇即《性恶》，在刘向的编辑中排得比较后，而杨倞却把它提前了。这一很重要的细节几乎没有被现代学者所注意。
在刘向的编辑中，排在最后的 9 篇是： 《宥坐》《子道》《性恶》《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赋》。《性恶》是第 26 篇，排在《宥坐》（第 24篇） 《子道》（第 25 篇） 之后，而在《法行》（第 27 篇）之前。显然，这三篇都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的记载（《宥坐》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论，《子道》主要记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法行》主要记载曾子、子贡、孔子的言论） ,而不是荀子自己的论说，与第 23 篇《礼论》及之前的论说文明显不同。刘向把在后人看来如此重要的《性恶》夹在不很重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难道是随意为之的吗? 刘向这样编排《性恶》，是否意味着他已意识到《性恶》跟《宥坐》《子道》《法行》等一样不出自荀子之手?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不妨把杨倞的编排与刘向的编排作一比较。看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可以很容易发现两者的不同。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也对两者作了对照。杨倞把刘向所编《荀子》之篇目的先后顺序作了一些调整。杨的编排与刘的编排之最突出的不同是： 杨把《性恶》排序提前，从第26 篇升至第 23 篇。杨倞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旧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议论之语，故亦升在上。"[2]434杨倞的话可以反推： 刘向应该是把《性恶》看作非"荀卿议论之语".也就是说，从这种编排的变动可见，杨倞肯定《性恶》是荀子自己写的，而刘向则认为它出自荀子后学之手。
在刘向放置于最后的 9 篇之中，《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大略》《尧问》6 篇不是荀子所作，早已获得公认，人们对此不会有疑问。关于《赋》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但更多的论者认为它是集体的作品，不是出自荀子一人之手（荀子可能也写了其中一些，但还有其他人写的） .这类似《诗经》的情况。
至于《君子》（杨倞认为，当为《天子》，后世传写误为《君子》） ,其中的尊君、赏罚得当等思想，与韩非子一脉的思想一致，故很可能是出自这一脉的荀子后学之手。《君子》中的话： "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 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显示了鲜明的韩非子之学的精神。不过，韩非子赞成连坐，而《君子》反对连坐。这表明了韩非子一脉内部的分歧。总之，刘向把这 9 篇放在《荀子》一书的最后，显然与他对它们的作者的看法有关。
从形式上看，在刘向所编的《荀子》一书的最后9 篇之中，《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5 篇是对话体，《大略》是语录体，《赋》是诗赋体，只有《性恶》和《君子》是论说体。对话体占了多数，而语录体和诗赋体是很特殊的。另一方面，这 9 篇之外的 23 篇，多是论说体（只有《成相》除外） .如果刘向认为《性恶》和《君子》这两篇论说文是荀子作的，他应该会把它们放到前面。大量的论说文都编在前面，而唯独这两篇编在后面。如果不把这两篇看作荀子后学的作品，怎么解释这一独特现象呢?
从总体上看，刘向的编排比杨倞的编排更合理。
在刘向的编排中，如果把最后 9 篇排除，那么，荀子本人的作品就是从《劝学》始至《礼论》终，共 23 篇。
首尾两篇都很重要，首篇为纲要，终篇为总结，很好地突出了荀子之重学与重礼，这两者是荀学最有特色的议题。这 23 篇的顺序大体上是： 从个人（《修身》《不苟》《荣辱》等） 到国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等） ,到天地万物（《天论》） ,附之以思维方法（《解蔽》《正名》等） .这个思路很顺，很清楚，也很有系统。如果刘向真的把《性恶》看作荀子本人的作品，那么，他将其编排在最后九篇之中实在难以理解。
相比之下，杨倞的重新编排则似乎失去了刘向编排的优点。在杨的心目中，如果他也像刘一样认为首尾两篇都很重要，首篇为纲要，终篇为总结，那么，他当然很看重《性恶》。在现代人看来，《性恶》当然太重要了。但是，荀子真的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吗? 如果它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其他篇中从未说过人性恶或暗示人性恶呢? 重礼的思想在《礼论》之外的很多篇中都有显示，重学的思想在《劝学》以外的很多篇中也同样都有显示。如果《性恶》真的是荀子本人写的而且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在他那么多文章中单独只在一篇显示人性恶呢? 如果把《性恶》看做不是荀子本人的作品而是其后学的作品，则可以合理地排除这些疑问。
从刘向所处的汉代到杨倞所处的唐代，经历了八九百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逐渐得到了公认，而荀子后学作《性恶》的事实则被遮蔽了。那时的人不用标点，作为书的《荀子》和作为人的荀子，都是同样的写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把《荀子》中所有看法（包括《性恶》的看法） 都作为荀子的看法，就这一点也不奇怪了。
杨倞是专家，与一般人不同，他看到了《荀子》中部分篇不是荀子写的，但是，他也跟一般人一样接受了作为性恶论代表的荀子。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这种说法很精要、很对称，而如果说孟子主性善，荀子后学主性恶，这就不精要，也不对称了。显然，精要、对称的看法比不精要、不对称的看法更容易流传开来。不过，在这里应该看到，不精要、不对称的看法才符合历史的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