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与促进路径(4)

　　3.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和中介变量，继续完善货币政策的功能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这需要货币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除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和债务置换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之外，传统的信贷和利率传递渠道也正在发生显着变化。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金融脱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银行的信贷资金在社会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货币政策很难再通过影响银行信贷对社会上的资金供应量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我国的利率仍然处于较强的行政管制之下，虽然利率的放开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利率的市场化仍然需要较长的时期，所以利率的传递渠道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对资金的供需影响不大。进一步来讲，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应根据金融的实际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重新设计，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功能，从而使其与财政政策一起为供给侧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三） 改革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扩大就业，更加注重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财政政策中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视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内容，但是要真正实现公平，还必须对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进行改革。
　　
　　1.改革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得广大老百姓能够共享央企发展的红利
　　
　　以公有制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只有在国有企业中，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央企在快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却将大量利润用于提高企业内员工收入和福利的提高，使得我国行业间和人民群众内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显然与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背道而驰。我国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来讲是归全体人民所有，无论是国资委还是企业的经营者乃至企业的内部员工都是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其在获得必要的劳动报酬之后应将剩余的收入上缴国库，并由国库按照特定的方式将这部分收益归还给全体人民，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和国有企业的优越性。笔者建议： 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占有使用的公共资源征收必要的资源税，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资源的保护和环境的治理；另一方面，大幅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将这部分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全体人民的基本福利。此外，加强对央企的价格规制，坚决杜绝垄断定价，避免由此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2.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工会与企业之间的工资协商制度，使得工人能够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目前，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群体： 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对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有效治理： 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教育，增加技术培训的内容，积极建立高校与企业的对接平台，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大学生自主创业。对于农民工而言，则应该主要采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方式来进行消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大中城市，不但给这些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较大困难，而且给我国的交通运输和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也不利于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于本土城镇化，在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下，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来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于城镇下岗职工而言，鼓励其通过自我创业的方式实现再就业是最佳的途径，对此，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方式对下岗职工的创业进行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政府要提供工资集体协商所需要的政策环境、社会氛围与技术条件[9].对于那些并未失业的工人而言，通过加强工会的力量来使其在与资本的谈判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是有效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的核心举措，可真正使工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切实减轻贫困。
　　
　　3.采取切实措施反腐败，提高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程度，使更多居民能够通过财产性收入来共享发展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运动式反腐的方式来治理腐败，这一方式虽然能够对腐败形成一定的震慑，但是往往治标不治本，运动一过，腐败又死灰复燃。因此，我们应该建立起反腐败的制度框架，特别要引入基层群众对于腐败的监督，并且对于腐败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败坏行为进行严惩，切实发挥应有的震慑作用。此外，收入分配的非货币化也是扰乱我国正常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原因，而且成为腐败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应严格提高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程度，这样才能有效发现并抑制腐败。此外，随着土地、住房商品化的深入推进，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又一重要来源，住房也成为新时期财富的最重要象征，对此我们不应该予以否定，但应该本着公平的原则，使更多居民尤其是农民能够通过拥有财产并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减轻相对贫困。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允许农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以农村宅基地换取一定面积的城市住房，既可以防止农民城镇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出现，也有利于更多的居民通过财产性收入共享发展的成果。
　　
　　（ 四）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城市整体就业水平，实现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因此，财政政策要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必须实现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
　　
　　1.增加农村的教育投入，逐步构建起以义务教育为基础、以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为主体、以成人教育为辅助的智力资本投资结构
　　
　　对于广大的农村贫困落后地区而言，义务教育的收益显然是最大的，但是也给这些地区的财政带来较大压力。因此，对于农村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仍然需要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构建我国反贫困路径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还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上，以形成农民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的能力。此外，必要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也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并获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证。在此过程中，除了财政资金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之外，还应该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充分发挥企业、学校和第三方社会团体的作用，结合农村实际，成立农村职业培训学校、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和农村咨询推广中心，为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提供有效保障。
　　
　　2.增加农村的医疗投入，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农民大病保险，切实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的健康资本
　　
　　对于典型的农村家庭而言，主要劳动力的健康程度直接决定家庭的收入情况，大部分的农村贫困家庭都是由于主要劳动力健康不佳而难以获得收入有关。所以，提高农民的健康资本是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内容。首先，以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为契机，加强农民的健康和卫生知识的教育与普及，使广大农民切实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其次，以财政支出为主体，加大农村的医疗资源投入，切实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同时通过农村合作医疗降低农民的看病成本，做到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城，在方便农民看病的同时，降低农民的医疗成本。最后，农村较高的返贫率与大病密切相关，一场大病就能使整个家庭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甚至欠下巨额债务，因此，我们在普及农村合作医疗的同时，也要逐步推行农村大病重病保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疾病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为农村反贫困贡献力量。
　　
　　3.重组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空间结构，以满足其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不断增加城市的就业岗位和公共产品的供给
　　
　　在城市的相对贫困群体之中，尤其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很大一部分劳动力都是具有相当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只不过由于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难以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从而使其沦为城市的相对贫困阶层，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此外，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也由于其较低的收入而陷入贫穷之中，在城市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棚户区，并成为城市贫困者的主要集聚地。对此，地方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出发，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通过引入新的企业和就业岗位，解决这些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同时基于这些群体的实际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城市棚户区的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还要依赖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大中城市中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的建设与供给，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问题，由于生活成本支出过快上升导致的相对贫困才会得到彻底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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