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与韩礼德功能语言学异同

　　长期以来，意义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探讨的中心议题。语言哲学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域来揭示意义的本真，形成了诸多理论。代表性的理论有：意义指称论、意义观念论、意义途径论、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意义的可证实理论、意义成真条件理论和意义使用论。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使用论，认为词语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即体现在其具体使用的语境之中，对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和语用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韩礼德作为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继承了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为代表的语言观，将语言学视为人类学和文化的一部分，着眼于生物体之间的语言交流，主张从使用和现实语境中探讨意义，与维特跟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从语言意义观、语境观、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等方面系统探析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与韩礼德功能语言学思想之间的异同，并探究导致其思想差异的根源，对于当下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意义观：场景编织与潜势实现

　　传统的实体理论将意义视为静态的、永恒的东西，等同于它所指称的现实世界的对象；指称理论则强调语言表达式和世界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基于这两种观点，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图像论尝试解决命题如何与实体相连的问题。受到警察在法庭上运用交通事故模型来再现案件事实的启发，他认为语言的命题系统与世界事实的本体论系统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并选用“图像”这个隐喻来映现这种关系。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可以把命题（句子） 看作一幅图画（拼图），并依靠自身的形式联系起来。一个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客体事实彼此关联，并且其关联的方式与名称在命题中的关联方式是完全相同的。为了让图像理论适宜于解释复杂命题，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提出命题要遵循逻辑句法规则。可以说“,在图像理论里，语言从根本上是一种反映”[1].

　　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儿童语言学习活动的观察认识到，我们在学习语言时，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游戏之中，学习语言意味着学习如何使用语言来与他人交流，进而完成自己的交际意图。因此，实体理论、指称理论和早期的客观图像反映论都不足以真正揭示意义的本真，都不是关于意义追问的终极解释。他认为学习语言就要参与到各种游戏中，意义存在于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语言学习的结果是学到复杂的社会行为，即在特定语境下适宜和得体的行为模式，并据此提出了语言游戏论。语言游戏论的灵感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对足球比赛的观察，他将语言活动和玩游戏进行类比，认为在语言中，人们通过使用词语来玩游戏。“语言游戏”的德语原文为 Sprachspeil,其含义比“语言游戏”宽泛，但比“语言活动”狭窄。语言游戏最初是在维特根斯坦《蓝皮书》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孩子刚开始使用词语时的语言方式。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扩展了语言游戏的范畴，更宽泛地包括语言和活动，即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若把语言视做一个大领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就是语言游戏。”[2]

　　但将语言视为游戏却忽视了语言自身的生成性和创造性。

　　意义使用论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核心思想。意义使用论指出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是词语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于指称外部对象和事实，而在于编织和渗透在生活场景中起作用。这样对意义的追问就离不开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和语言活动所发生的语境。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意义学系统，意义自然是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3].在韩礼德看来，意义是一种潜势，根据选择可体现为不同的语言形式，选择即意义。意义潜势和语言形式之间的体现关系不是任意的，受语境或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意义和语言形式常常交织在一起。韩礼德不同意意义等于指称的指称论观点，也不同意意义存在于语言内部的观点。他认为意义其实是外在与内在的统一，是人类经验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相互融合的结果，而语言表达形式也是这两者融合的结果。“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意义是一种潜势，而人类表达意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semogenesis），也解释了韩礼德（1978）所说的意义和表达形式胶着在一起而难以明确区分的观点。”

　　相比于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韩礼德对意义的阐释显得更为辩证和全面，他既强调了意义的外在性，即存在于社会语境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又强调了意义的内在性，即存在于人的意识层面，指出意义是外在经验和内在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他也区分了意义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形式是意义的实现和体现；此外，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意义潜势，是可供选择的资源库，人们在语境的制约下通过对语境因素的识解而在潜势中进行选择，从而实现意义的创造过程。

　　二、语境观：规则制约与语境层递

　　语言游戏论的核心是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思想”[5].意义使用论强调的是在使用中确定语词的意义，这样语言使用的语境就成了确定语词意义的关键；同时他指出语言游戏具有公共约定性，参与语言游戏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规则必须是一定社团成员之间所能共通和共享的东西，其实所谓的规则就是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下形成的习俗、惯例、传统、价值和规范。这样语言使用的语境就包括两部分，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和使用语言时应遵守的规则。但这样的语境界定显得笼统和模糊，语境如何具体影响语言使用的意义也不够明确。

　　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伦敦学派弗斯的观点，认为语境不仅包括上下文语境，还包括情景语境、社会语境以及文化语境。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派内部，对社会语境研究贡献最大的当数韩礼德及其学生马丁。前者以语境变体与语言纯理功能的钩挂关系研究而着称，后者则因其对文化语境所作的进一步切分和对语篇纲要式结构的研究而受到广泛关注。

　　韩礼德在弗斯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情景语境的三个变体，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6].话语范围涉及交谈的话题以及场地、时间等情景因素；话语基调探讨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和语言活动的目的，包括格里高利的个人基调和功能基调；话语方式关注的是话语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道。上述三种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以具体的方式出现，从而为每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提供语境构型。这三个语境变体与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相互照应，三大元功能分别用于实现语境构型中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样系统功能语言学就建构起了语言与语境之间的联接界面，使得语境和语言使用之间可以相互预测。

　　在韩礼德语境理论基础上，马丁使用语域概念涵盖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将其纳入情景语境层，并切分出语境的语类层和意识形态层。语类是上位文化层次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可类比为文化语境。语域的功能是表达语类，语言的功能是表达语域。语类被定义为“以目的为导向、分阶段实施的社会过程”[7].“语类将语域中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表达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三者表达的意义成为系统地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

　　马丁和罗斯进一步细化了情景语境，指出话语范围关涉“语篇组织为活动序列”及其参与其中的是“具体的人和物，还是一般的现象和特征”;话语基调包括“地位和结盟两个维度”;话语方式体现在“行动中的语言和作为反映的语言”以及“独白和对话”之间互补的连续统中[9].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对应决定语言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这样系统功能语言学就建构了从语类到语域的较为全面的语境理论。马丁进一步指出语境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嵌套关系”,而是一种“附生关系”,强调语境是高于语言的一个意义层次。语境是语言外部的、与语言没有内部联系的独立体。语言是原生物，社会语境是附生物。社会语境传递的意义高于语言传递的意义，具有高度概括性。语言传递的意义使社会语境意义具体化。同样的，语类和语域的关系也是附生的关系，即语类附生于语域之上，语域是原生物，语类是附生物，语类由语域来实现；语类的意义高于语域的意义，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语域的意义将语类的意义具体化。

　　如上分析，维特根斯坦与韩礼德及其同事都重视语境对确定意义的重要性。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对语境参数做了详细划分，并建构了语言意义与语境之间的界面，更好地揭示了语境如何制约和限定语言意义，并尝试理清语言和语境的关系，认为两者是附生关系而非传统的嵌套关系。

　　三、研究对象：混沌整体与三维切分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原始语言或幼儿语言学习的观察，透过单纯的原始语言来考量成人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是语言游戏论的研究路径。在《蓝皮书》中，语言游戏指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可类比于孩子刚开始学习使用词语时的语言方式。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指出语言游戏包括孩子们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和原始语言，其更广泛的意义包括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语言游戏存在于所有的生活形式中。“所谓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和局部。”

　　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言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维特根斯坦甚至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如此一来，语言游戏即构成语言与世界的基本链接。在语言游戏中，语言是作为混沌的整体浸入游戏之中，并发挥功能。研究者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论表明其思想从对逻辑语言的关注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解读，他的“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研究参差不齐、纷繁复杂的日常语言，对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和语用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韩礼德语言观的形成也离不开他对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记录和分析，他也基本采用通过对儿童语言发育的观察和研究来反观成人语言的特点和功能的路径。通过对自己的儿子奈吉尔的个案研究，韩礼德归纳出儿童语言的七种功能：“工具功能、控制功能、交流功能、个体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告知功能”.儿童语言中，一句话对应表达一种功能，而不会出现多种功能。儿童放弃原型语言向成人语言过渡时出现的语言功能为宏观功能，分为理性功能和实用功能。理性功能是指儿童作为一个“观察者”,把语言当作观察事物和学习知识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实用功能指的是儿童作为一个“闯入者”,把语言当作以言行事的手段。当人类语言经过过渡时期进入成人语言阶段后，原来的理性功能演变为概念功能，实用功能演变为人际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以及语言自身具有的谋篇功能构成了成人语言的纯理功能，分别实现语言的表述、交换和信息功能。任何语言都同时具备这三大纯理功能，因此韩礼德主张运用三维视角来分析和揭示语言的功能。通过韩礼德对语言功能认识过程，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出发点是儿童语言发展情况，通过对儿童语言的观察来反观更为纷繁复杂的成人现实语言，他提出的儿童语言的七种功能、语言的宏观功能以及语言的纯理功能讲的都是使用中的语言的功能，他的研究对象也是生活中的语言，即“自然的、人类的、成人的言语语言”[13].维特根斯坦和韩礼德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关注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而不是理想的逻辑语言。他们都尝试从较为单纯的儿童语言入手来理解和揭示成人纷繁复杂的日常语言的奥秘。但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语言是作为一元的混沌整体融入到语言游戏中并发挥作用，而韩礼德则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理论上更为具体的三维切分。

　　四、研究目标：理论追问与兼顾适用

　　“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聚焦于这样的中心问题，语言哲学的研究目标自然便是追问语言或词语的意义问题，并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也不例外。他的研究既尝试解决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即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同时也反映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即词语的意义在于现实语境中的使用，语言游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之中。很明显，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偏重于哲学思辨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

　　以韩礼德思想为核心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流派，也致力于实现语言学的一般目标。现代语言学的两个目标分别是：“一是研究语言的本质，尝试建构语言理论，并在所建构理论的指导下描述语言；二是考察所有的语言形式，寻求对语言是如何组织以满足人类生活需求并实现其功能的科学理解。”[15]

　　韩礼德从社会符号学入手，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内部强调语言不同层次如字系音系层、词汇语法层、语篇语义层之间的实现关系；从语言外部，建构语类到语域到语言三大元功能相互照应的系统网络，强调从语类、语域、文本类型到具体文本的实例化过程；并“在实现化和实例化的基础上推出个性化层次关系，从而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大语篇研究的理论框架”[16].

　　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其适用性，即如何指导语言实践。系统功能语言学初始的理论目标就是结合语境进行语篇分析。韩礼德在 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Halliday 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成立仪式的主题演讲中，提出将系统功能语言学视为适用语言学。所谓适用语言学，指的是一种语言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有强大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其可应用性。如今，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从对语言的研究扩展至多学科的研究，如机构语言学、认识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伦理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等，从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扩展至对多模态语篇的研究，目前在应用方面成果最为突出的两个领域是学校教育语篇和多模态话语分析。

　　韩礼德坚信实践是检验理论科学性的试金石和唯一标准，认为理论的价值要看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获得的解释和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适用语言学理念的提出，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关注理论建构，同时重视实际应用，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理论架构，如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意义研究的评价系统，就是在对中学生读写能力培养项目中逐步提炼出来的。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意义语言游戏论的研究目标是追问意义的本真问题，并尝试揭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重在哲学思辨和理论探讨；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不仅重视系统理论的建构，更重视其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典范。

　　总而言之，通过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异同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和韩礼德功能语言学思想都强调语言的使用和具体语境，都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二者研究目标的不同，其理论呈现也存在诸多差异，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比较抽象、偏重于对意义问题进行理论追问和哲学思辨，而韩礼德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必须有自己清晰的理论架构和系统的理论阐释，同时作为一种适用语言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其理论呈现出具有系统性和明晰性，易于把握和应用。这些区别也源于维特根斯坦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任何定义都是对定义者的普遍性和本质性的概括，而对语言游戏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本质”[17].他是通过一个个实例的方式来描述和展示语言游戏的，并不对诸如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关键概念做明确界定。“实际上他根本不认为这类概念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定义性特征”[18],这些导致了其理论的模糊性，令人难以捉摸，但或许正是其理论的魅力之所在，因为现实中的语言现象从来都不是井然有序、泾渭分明的。

　　作为同样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哲学和功能语言学应该相互补充，互为依靠，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可为语言哲学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最真实的语料基础，而语言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洞见也有助于功能语言学更深入地探讨语言在语境中的功能机制，更好地完成语言的交际目的。语言具有程式性和可分析性的双重属性，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它、接近它的本真，就需要宏观和微观视角的互补，需要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