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西融合下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独特的女性视角。
赛珍珠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她以她亲自看到的实际情况来看待和评价当时中国妇女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坚持了她写作的初衷：写最真实的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以往小说中怪异的扭曲的中国人。因此，她的观点是客观的而不是偏激的。由于她既是一个"局内人",对中国社会有着亲身了解，同时又是一个"局外人",保持着相当强烈的文化清醒，因此她能够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抒写中国妇女的命运。
赛珍珠对中国妇女命运和地位的深刻观察，使她具备了塑造自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独特视角。她谈到："我发现，在我居住的那一带女人既有德行又能干，我认为这是因为男人们小时候宠惯了的缘故，而女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会娇生惯养，所以必须很能干。不管是任何原因，中国妇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着比男人更坚强的意志。""中国妇女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她们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却能尽量生活得自由些。她们还是人类中最讲实际、最少幻想的人。"[1]
这里，她肯定了中国女性的伟大和她们在生活中的地位。
又由于赛珍珠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注入了东方文化的意蕴，如日常生活中对老人的孝敬，对丈夫的依顺等中国传统妇女的为人之道。但是，她也指出了儒家思想对中国妇女的毒害性影响，认为那些在中国妻子中受推崇的品质与其说适用于成年女子，倒不说是适用于丫鬟。她们从小接受的例行教育，知道自己和男人不同，要听话，要承认自己的人性比男人少。这些，赛珍珠都是给予否定批判，她作品中描写的中国传统女性都具备这样的思想行为，是因为她如实描写中国和中国民众的写作手法，但并不代表她认同这些传统思想。
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的关注同时深入到了她们的精神层面。赛珍珠生活的年代正是现代中国呼吁女性解放最高涨的时期，鼓励女子放足是当时政府重要的社会政策之一。从中国近现代社会习俗变革特别是女性解放这一观点来看，这些无疑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但是，透过这种变革，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顽固的男性"话语权势".由于缠足在近代中国被认为是象征"落后"的恶习，在新潮人士及其舆论中，缠足女子显然是一个受歧视的社群，因而她们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可以说处于一种更严重的"失语"状态中；即使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专门女性刊物，其"话语权势"也完全掌握在反缠足者一边，几乎没有给缠足女子什么发言权。换言之，在追求"妇女解放"这一"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妇女因为缠足行为被认定为"野蛮落后"而在相当程度上被剥夺了个人的权利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赛珍珠认可新中国变革的某些做法，认为这是使中国妇女减少封建迫害的好的开端，但同时也关注到了变革给中国妇女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理上的变化。
赛珍珠把这种社会改革对中国妇女造成的结果的想法都融进了小说中。短篇小说《结发妻》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年轻的丈夫在美国留学七年后回到了死气沉沉的乡村，和自己的妻子父母团聚。他由于受了美国高等教育，满脑子是开明的主张，比如妇女解放的激进观点。结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处处不如意，比如她太恭顺、没受过教育，最难受的是还裹着小脚，走路巍巍颤颤的。丈夫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了一个沿海城市定居下来，过了一段时月捎来口信即将迎娶一位符合新时代标准的妻子，而这个新的妻子是不肯做妾的。他的原配妻子知道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于是悬梁自尽了。小说通篇采用的是女性视角，赛珍珠很微妙地平衡了自己矛盾的立场，她把裹脚当成是残忍的象征，毫不含糊地抨击摧残中国妇女的中国社会制度，但她同时又察觉到"进步"给传统女性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小说中的结发妻就是新旧观念冲击下的牺牲品，她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中国人的女性理想",而她从小也是按着这标准来行为处事。丈夫以新思想要求她时，让她不要那么顺从不要那么低声下气，她反而不适应也不能满足她丈夫的要求了。以致最后丈夫要休她另娶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家里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地，她所拥有和熟悉的原配妻子的身份都被剥夺了，人生于她也无从意义了。
如果说《结发妻》是赛珍珠无法明确社会进步的改革该怎样恰到好处的实施的疑问，那么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则是她给出的答案。作为一个女性独特的心理体验，赛珍珠在这篇小说中将缠足女性的真实感受付诸笔端，特别注重从"缠"到"放"这一过渡期女性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并关注她们的痛苦和需求。
小说主人公桂兰是一开始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为了取悦未来的丈夫，她按着母亲灌输给她的封建礼教行为处事，认为女人生来就低人一等，对丈夫和婆家都应该千依百顺、逆来顺受，并接受缠足，认为这样才能得到丈夫的爱。但留洋后的丈夫却是个有着现代开明思想的人，认为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平等，互尊互爱，而不是奴役关系。于是，他主动要求桂兰放足并坚持彼此间的平等。这一切都让桂兰吃惊不已，但还是因为顺从丈夫而放足。渐渐地，桂兰深受丈夫的影响，在与丈夫的生活中，逐渐抛弃头脑中已有的封建传统思想，转而接受丈夫开明的西方思想，和丈夫一起去拜访她的外国朋友，虽然在她的第一印象中，外国人是怪异可怕的，身材魁梧、蓝眼睛、黄头发，甚至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感到不可思议，比如男士得先给女士让座等。桂兰从开始的对丈夫恭顺服从，到后来支持哥哥的跨国婚姻，从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都接受西方生活的诸多观念，这于她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最终是两种文化在她身上融合在了一起，她在时代变革中获得了新生。
在这篇小说里赛珍珠似乎说明了：这一代妇女为了服从传统的观念而缠足是一种牺牲。但是他们的丈夫让她们的这种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同时，她们的放足同样是出于服从而并非出于自觉，因此，她们承受了双重的牺牲，且处于"失语"状态，无人问及她们内心的自愿与否。但是，她似乎又给她们（"失语"的妇女）找出了答案，即接受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时代在进步，自身的思想行为也应该与时代同行，主人公桂兰最后的蜕变就是作者给予的最好例子，也是作者本人的希望。在塑造桂兰形象时，赛珍珠没有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也没有嘲讽的态度。她笔下的桂兰是一个在现代浪潮中挣扎过的年轻女子，她有尊严、有原则、有良好的判断力。
赛珍珠理解了处于社会转型期妇女的尴尬和她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给予了同情。她在小说中描写这些传统的女性形象，并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宽容、同情的心态去描绘她们，她接受她们身上因为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在她们身上刻下的烙印，但同时又同情她们身心深受的迫害，她发现并欣赏她们身上的闪光点，又痛恨加在她们身上的封建枷锁。她不似中国近代改革的先进人士，一味视缠足女子为封建落后的产物而予以打击，也不似西方国人将缠足视为怪异、神秘奇观看待。她公正客观，并深刻理解同情这些女子。她对于缠足认识的独特视角还在于：她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任何时代都有类似的现象："正如西方人过去常让妇女穿紧身胸衣，也正如今日的西方女子夸耀自己丰满的乳峰一样。凡是人们认为是美的，她们就会干一些千奇百怪的事去追求。"[1]
她把中国妇女的遇到的问题置于世界大文化背景中去认识，因而更深刻。
第二节 融合中西的女性形象。
赛珍珠的女性主义具有东方文化的意蕴，是和当时西方流行的女权主义思潮不同的，无论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女性意识的流露，而赛珍珠本人也不曾承认自己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一员，究其原因，得从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中女性形象来探讨分析。
赛珍珠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大地三部曲》之一《大地》里的阿兰。阿兰是男主人公王龙的正妻，她是一位地主家的厨房丫头，因长得不好看，所以王龙以不多的价钱从地主家里买下了她。结婚后的阿兰不仅为王龙生了儿子延续了王家香火，更是在农活上给予了王龙巨大的帮助，夫妇俩靠着勤劳渐渐积蓄了点钱买了块薄地。但好景不长，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王龙一家被迫南下乞讨。在南方乞讨的生活，更是多亏了阿兰，一家人才免死于饥饿。阿兰教两个儿子怎样去乞讨，利用一切能搜集到的食物养活家人，她讲究实际，吃苦。一次意外地动乱中，阿兰依靠以前在地主家做丫头的经验，从被劫的富人家里找到了藏在墙缝里的宝石。一家人靠着这钱回到了北方，并买了几块地，王龙家渐渐富裕起来，成了地主。富起来后的王龙开始嫌弃阿兰，并娶了一位妓女，阿兰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在大儿子成亲之日死去。整篇小说，阿兰的形象熠熠夺目，她虽然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农妇，但她能干、坚强，在家庭面临危难的时候，她能果断作出决策，为一家人的生计考虑。可以说，她比王龙的形象更令人印象深刻。《大地》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不仅仅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写真实的中国，题材新颖、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书中人物的形象打动人心，西方读者不仅仅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位"丑妇"而且在感情上也同情、理解这个女性，中国妇女的品质、思想意志与西方读者产生了共鸣。阿兰是旧中国传统妇女的缩影，在她身上，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得到彰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她一生的悲剧所在，被困于家庭的事物中，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在丈夫出轨后，又无能力改变自己的悲惨状况，郁郁而终。或者说，加在她身上的封建枷锁是沉重的，她无能力也无意识去改变什么，她属于旧时代。赛珍珠清楚知道这类妇女终将成为过去，在中西文化撞击下浪潮下，新一代女性必将出现。
二十世纪的中国，封建王朝被颠覆，西方文化大范围地侵入，处于其中的中国人民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于是，赛珍珠在其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塑造出了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的女性形象。一类是全盘吸收西方文化，抛弃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以《大地三部曲》之三《分家》中的爱兰为代表；一类是亲历这两种文化碰撞后的曾惊惧彷徨，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精神涅盘的女性，以《庭院中的女人》中的吴夫人为代表。
《大地三部曲》之三《分家》是写王龙孙辈一代的故事，主人公王源是王龙最小的孙子，而爱兰是王源同父异母的妹妹。爱兰的母亲是一位医生的独生女，博学多才，却因为只生了爱兰一个女儿而不被王源的父亲重视。爱兰于是在母亲的宠溺下成长，思想自由，有着优越富足的生活条件。她生来漂亮，并懂得用自己的美丽去取悦众人，但精神空虚，整日流连于舞会，她生活只为了愉悦，天性爱慕虚荣，她最终选择嫁给一位已婚的盛名男作家，只为他的名声能让自己在众人面前自豪炫耀。爱兰是个虚荣追求物质享受的女人，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没有一点痕迹，但她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只是表面上的物质享受，可以说，她对两种文化的了解都是极其肤浅的。赛珍珠塑造了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是对当时完全西化的中国青年的一种否定。
后一类女性是赛珍珠塑造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女性形象。《庭院中的女人》中的吴太太是江南小镇上吴府的当家人，家中事小都得经过她首肯。在她四十岁生日那天，她做了一个决定，为自己的丈夫纳妾，企图从和丈夫间有欲无爱的婚姻中摆脱出来，并希望从家庭的烦琐事中解脱，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希望剩下的时月能为自己而活。但她却未曾预料到这个决定使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小妾并不爱吴老爷而是喜欢上了自己的三儿子，吴老爷也堕落到在烟花酒巷寻乐，而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相处也不相融洽。此时，洋教师安德烈先生似乎是一盏明灯出现在吴太太混乱迷茫的生活中，他的话让吴太太明白过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吴太太犯了三宗罪，一是没有尊重自己的丈夫和小妾，硬是把他俩凑一块是同时伤害了他俩；二是不去明了儿子儿媳们闹矛盾的原因，而只想求的自己清净，以自己的想法解决问题实际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三是她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想法太自私，要的太多，而只有让他人自由了的同时才能让自己自由。吴太太虽然被他的话说的难过地几乎落泪，但还是按着安德烈说的去做。不久，安德烈意外死于一场暴乱。而此时的吴太太却发觉自己爱上了这位牧师，并在他的精神爱恋指引下，帮助别人排忧解难，并在其中获得爱和永生。
小说中的吴太太是一个主动追求个体独立价值的女性，她的变化和觉悟是层层递进的。她先是有自觉的意识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摆脱丈夫性的束缚和子女琐事的纠缠。然后是在传教士基督思想的影响下求的精神升华，从她开始对夏修女的不耐烦到后来对夏修女的同情理解，从一开始对安德烈的好奇到后来对他的崇拜爱慕，我们可以看到，吴太太的思想一步步朝着基督思想靠近并最终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中。最后她在照顾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寻求到自己的价值感，如救助孤儿和解决家庭琐事，她在从中寻求到了自身的归属感。她的人生不似阿兰悲惨，因为她有能力有意识去改变自己的境况，她也不似爱兰，在基督精神的指引下并没有完全西化，或者说她的世俗化倾向更明显，她并没有神圣地把自己献给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尽力去帮助别人，她的觉醒是主动追求的，目标是找到女子独立的、摆脱依附的价值和幸福感。
尽管吴太太是觉醒后寻求自我价值的女性的代表，但她所做的一切仍未离开家庭，她也没有从最大限度上求的自身的独立，而且她的觉醒是在他人的帮助指导下完成的，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主动意识。于是，赛珍珠塑造了梅琳为代表的新型女性。梅琳也是《分家》中的人物，她是爱兰的母亲捡来的弃婴，由于爱兰的人生选择让她母亲失望，所以她母亲决定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完成她为爱兰制定的计划的心愿，她希望梅琳成为医生。梅琳没有爱兰式的美丽，却自信、坚定、充实，她没有为自己弃儿的身份在这个家中感到自卑，反而自觉地担任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爱兰和她母亲都依赖她。她有明确的人生计划和目标，完成学业并建一所医院。在爱情上，她有完全的自主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而且理智克制，并没有因为王源的求婚而放弃自己的学业，而王源之所以爱她，是因为觉得自己和梅琳一样既不完全新（西化），也不等同于旧（传统），而是处于两者间。梅琳自立自强，有着强烈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并具备了和男子一样行动的强大力量，能够按着自己的人生计划坚定自信地前行。在她身上，既有东方女性的含蓄稳重，又有西方文明的教养，更重要的是，她用所学的西方科学医术帮助了人民。而这恰恰是赛珍珠笔下的理想女性共通的，接触异质文化并善于借鉴对方的可取之处，最终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传统女性阿兰到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吴太太再到实现了自我的梅琳，"赛珍珠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从失语、恢复话语、实现话语的状态，经历了从无我、寻我、超我的过程。"[1]
这是赛珍珠不断突破自我的写照，也是她对全世界女性同胞的殷勤期待，女人只有通过实现自我的价值，才能摆脱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束缚，才能实现真正平等。通过赛珍珠笔下女性形象的改变，可以看出赛珍珠融合中西的女性意识，即吸纳有东方底蕴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德，将其转化为现代女性意识，女性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节 寻求理想女性。
赛珍珠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统治中的世界，父亲是一个虔诚甚至是狂热的基督教徒，为了他的基督事业，无视于家庭，忽略妻儿的感觉，家中的开支都被父亲用于传教，少数用于家庭基本开支，而母亲为了忠实于这段婚姻，压抑了自己自由活泼的天性，无奈接受着父亲对家庭和对自己的冷漠，直到自己去世。正是因为看到了母亲的不幸，赛珍珠更能理解体谅中国女性在父权压制下的种种不平等遭遇。而且这种性别制度造成的不平等比起自己家里的父权制更具损害性，女婴的出生不被欢迎甚至被弄死，女孩不能像男孩那样有受教育的机会等，这些早年亲耳所听亲眼所见的事实，都让赛珍珠有种倾诉的欲望，于是，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形象各异的中国女性。从小生活的不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歧视女性的共同之处，这样的成长环境影响了赛珍珠性格的形成，成年后的赛珍珠对自己的才智总是不太自信。刚结婚时的她还相信结婚是一个女人的天职，妻子该听命于丈夫，她也没有准备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而她最终发现并珍视的自主性是在她为人妻母的痛苦经历中锤炼出来的。小说《母亲》
正是那段痛苦经历的隐晦写照。
《母亲》中的母亲没有具体的姓名，她有一位英俊的丈夫，但丈夫因不甘于农田的耕地生活而远离家乡，没再回来过。母亲为了面子，就撒谎丈夫外出谋生，并每年自己寄一封信给自己谎称是丈夫的。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母亲身上，她要照顾年迈的老母、儿子还有双目几乎失明的女儿。丈夫离去的时候，母亲还年轻，并一直希望能多生几个孩子，但这愿望不能再实现。地主的管家看出了母亲的孤寂，便引诱了她随后又抛弃了她。母亲不幸怀孕，但因为羞愧而打掉了孩子，并导致自己终生不能怀孕。日复一日，母亲年老，儿子已经成家，家中的盲女成了哥哥的负担，于是，母亲把盲女嫁出去了。但不久，便传来女儿死亡的噩耗，母亲这时才知道，女儿的婆家百般虐待致使女儿死亡。母亲悲痛欲绝，但此时，又传来儿子的媳妇生了儿子，母亲在悲痛中又看到了希望。
小说发表于一九三四年，而赛珍珠在同一年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布克离婚。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小说的母亲境况其实是赛珍珠本人婚姻家庭的写照。赛珍珠有一个智障的女儿，这是她一生都回避不了的痛苦和阴影，并且在那次生育之后无法再怀孕，而这与《母亲》中的母亲的经历何其相似，都是有个残疾女儿，都不能再怀孕，女儿都给母亲的生活带来无边的痛苦。赛珍珠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原因她从没有具体解释过，但从她和友人的信件中大约可知，两夫妻的性格不合，布克带着一套传统的关于妇女位置的概念而结婚，认为赛珍珠能在做一个教授夫人、一个无私帮助丈夫，并将会成为母亲的角色中得到满足，但事实上，他错了，赛珍珠是一个有主见且精力充沛的人，她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教授夫人和母亲的身份，而智障女儿的事实又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扰和痛苦。布克同样不支持她的写作，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两人的婚姻破裂。第一次婚姻的结束，证明了赛珍珠没有重蹈她母亲的覆辙，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心选择，她并没有牺牲自己的个性去屈就婚姻。《母亲》也可视为是赛珍珠小说中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形象的分水岭，在《母亲》发表之前，她小说中的女性都还未能有意识从家庭的局限中脱离出来，都还附属于丈夫，还未能自立自强。但《母亲》发表之后的赛珍珠创作的作品中的女性则是意识到了自主性的重要性，她们不但脱离了家庭束缚，还能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并在其中寻找到满足感和价值感。
《分家》中的梅琳是赛珍珠塑造的理想女性，但更确切地说，梅琳更像是赛珍珠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可，因为梅琳是一位接受过中西文化教育的现代女性，自立自强，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西方医术运用到中国的实际社会中去，正如赛珍珠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一样，都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和融合者。但在表现赛珍珠追寻自主性的理想女性形象上，梅琳似乎不是最佳人选，这一类追求自我理想型的女性角色出现在赛珍珠中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小说《这颗骄傲的心》里。
《这颗骄傲的心》是以美国生活为题材，主人公苏珊·盖洛德是个雕塑家，她才华出众，感情丰富，遇事有主见。她放弃了稳定的婚姻生活，走上艰险的艺术道路并赢得独立。这部小说颠覆了赛珍珠以往小说的传统风格，以苏珊·盖洛德结婚之日写起，以她决定独立生活为尾。小说力图表现主人公自我意识和艺术理想的逐步发展。主人公的形象提炼并浓缩了赛珍珠本人的成就和志向，有过于完美的倾向，这样的人物塑造也使得主人公形象缺乏真实性，与其说她是小说中的人物，倒不如说她是寓言式的象征，寄托着赛珍珠理想的女性期望。
苏珊喜欢雕刻，但他的丈夫对苏珊的艺术漠不关心，并坚决反对妻子参加工作养活自己。苏珊曾打算放弃雕塑艺术以挽救婚姻，但她发觉自己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个性。在紧要关头，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鼓励她继续雕刻，并且要像男性那样雕刻，忘记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不久，苏珊的丈夫病逝。苏珊移居巴黎，在这，她遇到了一位雕刻大师，大师看出了她雕刻上的天赋，并建议她用大理石雕刻，而大理石以往是男雕刻家才可使用。小说写到这里，苏珊的独立性又再面临挑战，这一次的威胁是来自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布莱克，他俩彼此吸引欣赏，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日子，舒适安逸，但苏珊并不满足于这样养尊处优的日子，她搬出了豪宅，租住了一件简陋的工作室又开始雕刻。她首期完成的作品是一组名为"美国群像"的无名女性雕塑。人们赞扬她的作品风格质朴、古拙。小说的结尾，布莱克要他回去，但苏珊拒绝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她的雕刻上。
小说中，赛珍珠多次以男性作为引导者鼓励苏珊继续自己的事业，并从男性的角度出发要求苏珊的雕刻，实际是想证明女性同样可以有男性的力量和才华在艺术领域取得成就，这也可以看做是她为自己的作品在美国主流文学圈受到排挤的一种辩护。小说中提及到苏珊雕刻的作品质朴、古拙但受到人们的欢迎赞扬，这种风格正是赛珍珠自己作品的风格，她是通过苏珊证明自己的成就。而苏珊为了雕刻事业，不愿向婚姻妥协，在雕刻中实现自我的艺术梦想也是赛珍珠自己的理想。她通过苏珊实现了对理想女性的塑造，也抚慰了她在现实生活中因受排挤而造成的心灵创伤。
赛珍珠不仅借助小说完成了她对于自身，作为现代女性的自立自强、追求自我的身份的确认，还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她建立"欢迎之家",收养各种年龄和肤色的孤儿与弃儿，并成立"赛珍珠基金会"帮助战争时期在亚洲服役的美国军人在那儿所留下的亚美混血儿。这些社会活动，一方面弥补了智障女儿带给她的人生遗憾，一方面也是她对于自身母亲身份的再次建构。
赛珍珠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吸纳东方内蕴，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将其转化为中西融合的女性意识。在赛珍珠看来，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封建压迫是一种悲剧，西方女性虽然争取到了些两性间的平等，但这平等也只是表面性的努力。女性只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社会，才能走出男权统治的狭隘思维空间，实现自我价值。赛珍珠通过自己的作品和社会实践，逐步明确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和建构自己的女性身份。其实，无论是男权话语还是女权话语，都不能简单地纳入二元对立，只有两者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潜能，实现优势互补，才能更好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