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结合国情引入人文区位理论
在 “本土社会学”理念的指引下，许仕廉分析了西方社会学主要流派的特点，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引进了人文区位理论。人文区位理论成为日后中国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理论自觉的基础理论之一。虽为留学生，但许仕廉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并不迷信。他主张中国社会学者应当对 “外国最有价值的研究拿批评的精神为精密的讨论”.[27]
许仕廉认识到，自严复介绍西方社会学着作以来，国内对社会学的理解经过了 “生物社会学”“心理社会学”和 “社会工作”三个阶段，仍处在对社会学理解的混乱和偏颇中。根据实际研究和教学的情况，许仕廉分析了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各主要社会学流派的非人类社会化、定量困难、个体化、缺乏历史视野和 “社会古董学”等五大缺点。
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许仕廉决定为燕大社会学引入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1931 年，许仕廉利用赴美访学的机会两次亲赴芝加哥大学，以推动燕大社会学与芝加哥大学开展学术合作并邀请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领袖罗伯德·埃拉·派克 （ Robert Eara Park） 教授来燕大授课。[26]（ P51）派克教授是人文社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将社区研究应用于研究美国城市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许仕廉认为，派克的研究将 “死板的地理社会与社会统计，变成运行不息的关系”.许仕廉赞誉他为 “人类境地学之父”.
1932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邀请派克教授来学系授课。从当年 9 月至 12 月底，派克在燕京大学讲授 “集合行为”和 “社会研究方法”.派克来华授课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燕大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派克将 “人文区位研究”理论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中国社会学学者应当更多地关注乡村社会学研究。派克提出 “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都市社会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是乡村社会问题。派克号召中国学者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乡村社区。[46]（ P13）这一号召对燕大学派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为日后“燕大学派”理论自觉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基础，也使 “人文区位理论”成为燕大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基础理论之一。
其次，派克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强调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他不仅介绍了社区研究的实地观察方法，还带领学生以北京为实验室，深入贫民窟、监狱、红灯区等地实地观察现实社会底层的生活，把学生们 “带出了书本，进入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47]（ P8）最后，派克对中国年轻的社会学者，特别是对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影响深远。受其影响，费孝通、杨庆堃、黄迪、廖泰初围绕 “人文区位研究”分别下乡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天津 《益世报》副刊 《社会研究》发表研究成果。 [47]（ P9）费孝通就认为自己理论的两大来源之一便是派克的社会学理论。[48]（ P59）4. 社会学中国化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有赖于一代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在许仕廉任内，燕大社会学通过广泛聘任知名学者、培养年轻学者、激励青年学生等方法形成了 “知名学者为引导” “青年学者为主干”“优秀学生为储备”的三层人才梯队，为日后燕大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人才队伍基础。
许仕廉逐步改变了燕大社会学早期严重依赖外国学者的情况。1925 年，他开始负责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招聘工作并着力延揽国内的社会学学者。 [49]1928 年，社会学系聘请到了着名的农村社会学学者杨开道并随即展开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区的建设。1927-1928 学年，该系聘任的 21名社会学教授中，有 11 人为本国学者。[1]（ P268）中国籍教师的加入使燕大社会学教师的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学者逐步开始取代外国学者占据院系的大多数。
与此同时，许仕廉利用燕大薪酬稳定的优势在学术界广泛聘任兼职教授，实现了在不扩大院系规模的前提下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陈翰笙、章元善、倪逢吉、赵紫宸、王文豹、许地山、冯友兰等学界知名学者云集燕大社会学系。[1]（ P267）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已经做出了为学界认可的成绩，请他们授课既可以拓展燕大社会学的学科范围，也可以用前沿研究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
许仕廉还特别注重对刚毕业青年学者的培养。许仕廉在理论社会学方面着力培养吴文藻，专门分派给他西方社会思想史等理论社会学的基础课程。1931 年，许仕廉赴美招聘社会学人才。雷洁琼就是他招聘回来的人才。[50]（ P26）以吴文藻、雷洁琼为代表的燕大社会学系青年学者日后逐渐成为燕大社会学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中坚。
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许仕廉还格外重视选拔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他任内燕大社会学学生人数迅速增长，选修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人数翻 了 一 番 还 多，从 1927-1928 学 年 的 323人，[51]增长到1930 -1931 学年的753 人。燕大社会学成为燕京大学学习人数最多的院系之一。
费孝通原在东吴大学学习医科，与许仕廉的谈话最终使他选择社会学作为专业并成为一生的学术事业。[53]（ P388）许仕廉还设立院系助理岗位，以培养和资助有潜质的学生。严景耀、赵承信、张鸿钧等着名社会学者都先后在这一岗位上工作过并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三、许仕廉对燕大社会学中国化贡献的评析
许仕廉是中国社会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是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先导者和奠基人，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引领者。他不仅较早地提出了 “社会学中国化”的学科命题，以“本土社会学”为宗旨明确了燕大社会学的学科基点； 而且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开拓了 “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路径； 还以燕大社会学为平台从学科制度层面推进了 “社会学中国化”.
第一，许仕廉较早地提出了 “社会学中国化”的学科命题，以 “本土社会学”为宗旨明确了燕大社会学的学科基点。社会学作为 “西学”进入中国出现种种不适应，以至于社会学被讥笑为 “牛皮学”.1925 年，许仕廉从社会学教学的角度提出了 “社会学中国化”的学科命题，并以 “本土社会学”为宗旨，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以 “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并为中国提供 “完全中国化的、科学的”社会服务学科的学科建设基点。许仕廉关于 “社会学中国化”的阐释早于吴文藻和孙本文。
第二，许仕廉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开拓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为后世进一步将社会学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铺垫了道路。许仕廉通过招聘中国籍教师改变教职人员结构，为燕大社会学中国化做好了人员准备。他对社会学课程的探索使燕大社会学课程不仅脱离了服务基督教的特点，而且建立了结构内容相对完备、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 “中国化”社会学课程体系。通过 “清河试验区”的建设，许仕廉开拓了将社会学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有机结合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培养道路。“清河试验区”不仅产出了数量可观的 “社会学中国化”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大批社会建设人才。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许仕廉有选择地引入了 “人文社区理论”,该理论被费孝通称为 “社会学中国化”的钥匙，[47]（ P8）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一。此外，许仕廉还培养储备了大量 “社会学中国化”人才。许仕廉在燕大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摸索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路径。
第三，许仕廉以燕大社会学为平台从学科制度层面推进了 “社会学中国化”.学会组织、研究机构、大学院系、图书资料中心、专业学术刊物等因素是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的“五要素”.[47]（ P13）许仕廉格外重视学会组织建设，号召社会学同仁要 “团 结”,避 免 “独 打 冲锋”.[55]
1929 年，许仕廉联合陶孟和、陈达等知名学者发起倡议，将原有的 “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 “中国社会学社”.1930 年2 月，“中国社会学社”正式成立，标志着全国性社会学学术组织的发韧。[56]（ P149）图书资料中心建设方面，许仕廉早在1930 年就设立了社会学图书室，收藏了几千种文献，[57]后又扩大为社会学研究图书馆。该图书馆为燕大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图书文献保障，也是中国社会学专业图书机构的先驱。此外，许仕廉还出版了 《社会学书目论》，较系统地介绍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文献。
就专业学术刊物而言，许仕廉深感专业学术刊物的匮乏，提出建设专业社会学刊物 “刻不容缓”.[30]（ P12 -13）经他奔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自1927 年起出版的 《社会学界》，成为当时社会学专业刊物的 “巨擘”.[54]受到历史局限，许仕廉视中国社会问题为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问题，更多地将中国社会学定位为 “救急式”社会学，而没有从阶级关系等角度深入分析造成社会问题的制度和社会根源。在理论建设方面，许仕廉引入了 “人文区位理论”,但还缺乏对西方理论的深入改造及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述，尽管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许仕廉是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先导者和奠基人，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