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后者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7]结构的二重性关注的是行动与结构的相互依赖，作为一种逻辑判断而出现。它无法单独的"解释"任何事，只有当我们考虑某种真实的历史状况时，它才具有解释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吉登斯的"结构"和以往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所说的结构是不同的，结构在这里既不是单纯的不依赖其他力量而生成的对主体的行动产生限制作用的东西，也不是深层的，必须通过表面现象才能推断出的心理符码。
此处的结构是动态的，具有生成性、使动性和制约性，具体则指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规则并不只是对人们如何行动做出概括，它们是实践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它不仅仅带有否定性意义的禁令或者限制，也具有建构作用。同样，资源也不是对某种现状的描述，而是一种能力。
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行动者在时空中维持或再生产出结构。结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系统性'的形式。在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构成占据支配地位。而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则通过实践活动来完成。由此吉登斯非常强调社会实践在结构化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应当不仅仅把社会生活看作远处的'社会',或者仅仅看作近处的'个人的产物'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人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活动和实践，这就是最初的想法，以此为起点，我试图详细阐明每一个重要用词，恰恰是通过谈'能动'和'结构'我把反复发生的社会实践这一思想置于社会科学涵义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从'个人'也不是从'社会'谈起。"[9]
除了社会实践以外，吉登斯同时认为行动者的概念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结构化理论分析的出发点，行动者具有能动性。行动者的能动性使行动者在实践中具有了反思性特征。吉登斯指出，"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而言，最深入的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识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7]
此处的反思性，是行动者对行为的控制和调整，看其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它根植于人们所展现的，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性监控。行动除了反思性监控，还有理性化和动机激发过程，这两个过程和反思性监控一起，构成了行动的连续性特征。
在这种连续性中，伴随着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对经典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论进行批判和反思，吉登斯提出和发展了自己的"双重解释学"以及以结构二重性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但他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其一生所向--现代性问题的核心讨论。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家不能将目力局限于理论层次的探讨，而应该对我们生存的现代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核心：现代性的诸多维度
现代性问题总是和西方社会的发展纠缠在一起，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本身即是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映，也是现代性的突出表现。现代性问题在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他曾经指出，"我的知识生涯的连续性一直是使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凝聚起来的因素……我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追求同一研究课题。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9]
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即是现代性本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对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批判反思，还是社会学方法论的重建，都是在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做理论准备，现代性问题是吉登斯学术研究的主题。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的结构化理论，在吉登斯看来只是一种"中层理论",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10],其目的仅是用它来分析人类行动和理解社会结构。
在吉登斯的视野中，现代性可以简略地等同于"工业文明",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现代性产生于 17 世纪的欧洲，随后被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现代性是一种行为制度和组织模式。为此，吉登斯特意阐释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除此之外，现代性也是一种态度和思维模式，表现在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最后，现代性的后果无论在全球化维度还是在个人层次，都有不同的体现。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详细勾勒了现代性的理论轮廓，认为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等四个基本维度构成，而非经典社会学家"化约论"倾向的单维视角。"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工业主义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监控指的是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军事力量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但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有着特殊关联。"[4]
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之间不是彻底地相互独立或者相互等同的，而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是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随后扩展为工业主义，监控在民族国家的控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军事力量对工业主义的扩张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很明显，吉登斯现代性的四维说融合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人的古典现代性理论，但是也具有晚期现代性社会的特征。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动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突飞猛进？吉登斯本人明确指出了现代性动力的三种来源：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它们构成了高度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有的学者指出，在现代性的动力问题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种来源之外，吉登斯还隐藏着另外一种线索：现代性发展的一般动力--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自从现代时期的早期发展以来，现代制度的动力学便刺激并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人的解放观念的促进……这些构想的首要一点是它们培育了现代性的正面驱动力。"[11]
但是解放政治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它在为现代社会带来驱动力的同时，带来的破坏性也不容忽视。自然环境的破坏，极权主义和暴力的蔓延等都是解放政治最显着的特征。吉登斯本人也对此有所预见，寄希望于倡导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来遏制暴力的产生[12].在此基础上，吉登斯积极呼吁生活政治的构建，从而避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走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框架，把个体的生活方式选择、自我认同和身体等微观层面与以往国家权力、制度、阶级等宏观层面结合起来，使人从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压抑下得到解放。
五、转向：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后，吉登斯的学术旨趣转向了另一个向度--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关注。实际上这样的关注在吉登斯的视野中一直存在，只是在这个时期变得更加明显和集中。《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和《第三条道路》等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总体构想；《全球时代的欧洲》探讨了欧洲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和应当采取的策略；《气候变化的政治》则探讨了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从整体上看，吉登斯有关未来社会的思想体现在生活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诸多方面，下面撷取一两点加以说明。
现代性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后现代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大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可循的境地。这种情形或许是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的主要原因[13].与之相承的，对生活政治的强调是后传统社会的必然结果。在后传统社会中，个体生活已经从齐一化和标准化的生活场景中游离出来，致使先前的生活世界的制度性价值基础及其共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与生存问题。对此，必须召唤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方案，吉登斯将其称之为生活政治。
生活政治的实质是什么？概括地讲，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为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吉登斯认为，"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学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且在制度反射性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所隔离且被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14]
在这里，吉登斯赋予生活政治深厚的道德关怀，让其直面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在理论构想层次，生活政治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对话民主、生态伦理与生命伦理以及非暴力化社会四个方面[15].在具体对象方面，生活政治除了将生态问题、全球化、社区事务、家庭和科学领域等纳入自身的范畴，还必须对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要素如自我、身体、性等予以重视，这些都是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层面和领域，但却主宰着社会万花筒的旋律和色调，因为"它们与重建政治的努力和与在高度现代性时期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相关联"[1].个体自我通过对生活政治自主自觉的选择与参与，会大大增强自我的自治能力。随着自我自治能力的增强，自我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吉登斯延续了生活政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气候环境，吉登斯提出了以其自身命名的"吉登斯悖论"--尽管大多数公民都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很少有人采取实际行动，而等到真正被迫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一切又为时已晚。为了解决这种悖论，吉登斯呼吁必须建立旨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气候变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实现气候变化政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秉承现实主义态度，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和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主体性地位，做出各种决策保证行动实施，并在市场原则下和其他机构及个人共同行动。在路径选择上，可以有国内和国际两条路径，两者都强调了政府作为气候问题责任人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国内层面立足于控制碳排放最成功国家的气候政策，在国际层面则关注国际合作、碳市场以及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1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在概念的运用层次发生转变。"我们应该抛弃谨慎原则和可持续发展概念。前者应该被更成熟的风险分析方式所取代……而后者是一种类似矛盾形容法的东西，将它的两个词干重新拆开似乎是最明智的。"[17]
除此之外，一些概念的创建和重塑也必须提上日程，它们大多数关乎如何在政治制度的语境下去分析和改进气候变化政策，如保障性国家、政治敛合、经济敛合、前置、气候变化积极性、政治超越性、比例原则、发展要务、过度发展和抢先适应等等。其中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敛合意在将政治、经济和气候紧密结合，使人们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目标的激励下去应对气候变化政治。
六、总结：一名思想的先行者
吉登斯是一位多产的学者，截止到目前他写了至少 34 本着作，以至少 29 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着作速度为学术做贡献。
从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到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再到现代性的毕生追求，最后到现实层面的深深关怀，他的思想脉络反映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凝聚了他自身的理论洞见。他试图对以往的社会理论进行综合，为社会理论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和影响而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的思想从来不乏争议和批评，但这一点也恰恰说明他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
对于其结构化理论，有的学者指出：首先，结构化理论主要是一些概念的组合而不是一些命题，而且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逻辑体系，这是和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其次，社会行动不等同于行动，而吉登斯却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从本质上讲，以二重性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18].对于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四个分析维度，文化维度论述的缺失也在一些学者的着述中得到强调[19].在对现实问题探讨的着述中，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之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其书中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问题提出的建立"世界共同体"的思想也被认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吉登斯思想的一些缺陷我们毋须隐藏，但是"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0].从这一点来讲，吉登斯无论在理论层面对社会理论的反思与探讨，还是在现实层面对生活和政治的倾心和关注，无疑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是一位思想的先行者，其思想对我们当代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不能苛求他做的尽善尽美，因为就像他本人所说，社会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业，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246.
[2]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着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4~73.
[3] 郭忠华。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J].天津社会科学，2006,（1）：39~43.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9~10,49~51.
[5]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学[M].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7.
[6] 周志山、许大平。基于实践活动的使动性和制约性--吉登斯结构二重性学说述议 [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5）：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