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是英国着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与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迪厄等人齐名。其本人博闻强识，兴趣广泛，学术成就集中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同时，吉登斯还是一位极具现实参与精神的学者，在对社会理论大厦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对当代社会的政治和认同问题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寄希望于通过梳理吉登斯的相关思想，展现其思想历程的内在逻辑，进而领略一位伟大思想家充满理性挑战和智性愉悦的精神世界。
一、缘起：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反思
经典社会学理论源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同样，现代性问题是吉登斯理论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毕其一生努力的目标。何为"现代性"?吉登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运用"现代性"这个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世界'"[1].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是经典社会学的"三驾马车",为了在现代性研究方面有所推进，我们必须不断的回溯经典，从他们的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
作为批判理论的典型范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诊断。第一，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第二，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第三，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成就与广大群众无法控制他们所生产的财富之间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了将自身推向灭亡的力量，而且为其超越铺平了道路。"[2]
涂尔干的研究则代表了一种"工业主义"的范式。其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在现代性的起源方面，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滥觞的表征。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社会失范是现代性隐含的问题之所在，其产生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道德和信仰的缺失；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3].
与前两位学者的观点不同，韦伯以精于计算、注重程序等为特征的"理性化"来勾画现代社会的大致轮廓。随着理性化的扩张，整个人类社会将生活在理性铸造的"囚笼"之中。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是相当悲观的，寄希望于魅力型领袖的出现来"拯救"和打破理性"囚笼"的控制成为他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归宿。
吉登斯承认，马克思等三位经典社会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但他同时指出，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化约论倾向的普遍存在。
"社会学中最着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着作引伸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4]
单独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以及"理性化"的概念来分析现代社会，在吉登斯看来都有化约论的嫌疑，需要加以修正；其次，"社会"概念的模糊化。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社会没有固定的边界和定义。而实际上，现代社会讨论的"社会"更多的是民族国家为边界，但是却没有在马克思等人的着述里被理论化；再次，在社会学知识的作用方面，除了经典社会学理论所强调的增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用历史来创造历史"（马克思语），社会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反思性能力，对于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双重阐释"才能理解。为此，吉登斯认为，针对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补充和完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层次必须重新思考和认识如何来研究社会，它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包括现代性问题的首要前提。
二、铺垫：当代社会学方法论的批判
在吉登斯看来，当代的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亟须厘清--即何为社会科学，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研究社会。在现存的理论传统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支持者参照自然科学模型来规范社会科学的发展[5],他们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依据某种形式的逻辑经验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和自然一样有规律可循，可以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社会。因此他们将社会看作"客体",秉承一种客体主义的研究态度。与此相反，解释学传统坚持一种人文主义或者说是主观主义的思路，狄尔泰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是由某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体--生命的活动构成的，只有通过个人的直接的生活"体验"和主体移情式的"理解",才能领悟到作为生命体现的人类文化和历史的真谛。韦伯认为，要使科学成为科学，就必须放弃那种只研究主体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的方法，找出外在表现出来的、可以客观的加以说明的主观意义之间的联系。
因为只有这种以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有普遍意义。虽然要追究因果联系，但韦伯更加强调行动的主观意义，本质上具有反客体主义研究倾向。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哲学思维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形式。但吉登斯认为，社会学一直存在的主客观分野只有在理论上才有意义，在现实中却远没有界限分明。"社会科学应该从自然科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无论后者披着什么样的哲学外衣。我并不相信，人类行为研究的逻辑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也不想支持那些具有人文传统的人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从逻辑上说都是不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社会科学被看作类似于自然科学，那么任何这样的取向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只能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解。"[6]
"社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的性质做出理论概括","就主要的关注点而言，社会理论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一样，都是阐明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7]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一种双重解释学来理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观念构型体现为一种双重解释（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再解释），常识与专业性理论之间具有交互性，"在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人之间，存在着交互解释的作用，即'双重解释'.我们无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及行动世界截然分开……在普通行动者与专家分别做出的有根有据的社会学思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7]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活形式，是一种产生描述的特殊类型的实践活动。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行动者自身已经构建意义框架的生活领域，社会科学必须在普通语言和专业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它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这些意义框架。基于这样的认识，吉登斯开始逐步界定自己关于社会解释的概念，从而在"双重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了被称为"结构化理论"的方法论范式。
三、发展：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及其意涵
如MarxPoster所说，吉登斯尝试解决的是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在"双重解释"的认知前提下，吉登斯对以往的理论传统进行批判，希冀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实现对主客二元理论倾向的超越。以往的理论传统中，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社会客体的某种霸主地位--"强结构而弱行动",行动者几乎是懒惰的，无能为力的玩偶。而解释学传统则以确立主体的某种霸主地位为自身的基础--"强行动而弱结构",他们把人看作是有目的的能动者，这些能动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而且有很多理由解释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应对功能主义和结构方法中相当重要的问题--强制性问题、权利问题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等[8].两种传统都强调了一方而忽略了另一方，而在真正的社会生活中，行动和结构是统一的。在吉登斯看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存在着本质缺陷：将人的能动行为化约为"价值观的内化",未能将社会生活看作社会成员积极建构的结果，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忽视了人们反思、检察和决策的能力，没有认识到结构是由互动者能动的再生产出来的；将权力看作是一种附属现象，而将处于孤立状态的规范和价值看作社会活动和社会理论的最基本特征；未能从概念上重视规范的可讨价还价性等等。
同时，主观主义，尤其是解释学传统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更多的将行动视为"有意义的"而非"实践"的，脱离了行动的具体环境，使行动变得抽象；其次，未将权力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对权力的定义过于狭隘，因为权力不仅仅是支配别人的机会，也指行动者具备"改变"既定事态和事件过程的能力；再次，没有注意到规范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讨价还价；最后，没能更多的讨论制度变迁及历史的问题。结构和行动的这种二元对立对准确理解社会生活有害无益，所以，"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