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 世纪初，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兴趣开始转向致力于研究人际互动的相关内容。但是，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分析互动的基本过程，而对“组织中个体间互动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研究得比较少。
齐美尔认为组织中个体间的互动有着永恒的形式， 而这种永恒的形式笔者将其理解为互动制度化的形式， 是组织中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结果。 帕克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组织中个体间互动制度化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个体总是处于组织中不同的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个体角色的自我认同、社会对各种角色的认定以及角色间的互动使个体间互动朝制度化方向前进。 当各种不同取向的行动者互动时，便产生了约定，并维持互动模式，进而完成制度化过程。
柯林斯将互动的本质归结为是受一个交换动力调节的交谈与仪式。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组织中个体互动制度化形成条件进行专门分析。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通过理解不同社会学理论来对组织中个体间互动制度化形成条件进行探讨。
一、个体间交往的积累是互动制度化的前提
处于组织中的个体总是频繁地与其他人进行交往，交往是组织中个体唯一的行为特性。 组织中个体的交往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形式上的交往与实质上的交往，从时间上可分为短暂的交往和长期的交往。 交往的内容、密度、力度和深度是个体互动制度化形成的关键。
如果将组织中交往的个体看成是不同的点，那么不同个体交往的积累将会在组织中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而这张网就是个体间互动的结果。
个体间互动必然伴随着资源的流动和交换，而这也是个体间交往能够积累并且成为互动制度化得以形成的首要原因。 笔者为说明这个原因将伴随交往的资源流分为三种一般的类型：符号流（信息、观念、价值、规范等）；物质流（金钱、特殊资源等）；情感流（赞赏、喜欢、尊敬等）。 这三种资源流是个体互动和交往的动力和核心内容。
通过资源流流动和交换的过程，一方面吸引着组织中的个体进行频繁和深入地交往，增进了彼此的熟悉、理解、信任和感情，另一方面频繁交往的结果使人们对于组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清醒地意识到组织中资源的状况， 以及哪些个体掌握着哪种资源和彼此交换需要付出的代价。 为了减少讨价还价、竞争和冲突，为了相对稳定地得到各自想要的资源，基于互惠和信任的假定，个体渴望明确彼此互动的界限和路径，乐于看到彼此互动制度化。
组织中交往的积累促进互动制度化还在于随着个体交往和互动的密度、力度和深度的增加，组织网络亦会出现分层，而其中的个体会产生分化，使得组织网络中会出现两个特殊的事物即中介和中心。 组织中个体之间在不同点上的交往并不总是等效的。
从组织网络上看， 中介是处于网络中的次级位置的点， 但是它的行动决定了流入与流出次级位置资源的性质和层次；中心则是网络结构驱动力的主轴。 交往的积累使这两个点上的个体开始自我觉醒， 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意识到要善于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
为减少时间和精力上的代价，为了获得和彰显自己在组织不同交往层次上的权威或者权力，基于互动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些中心和中介倾向于积极地与其他个体达成“规范协议”，从而有力地使处于弥散状态的个体互动走上制度化的道路。而所有的这些都是组织中个体间交往和互动积累的结果。
二、个体需要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充分条件
在组织中处于不同位置和不同层次的个体有着各种不同的需要。 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体就要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交往和互动。 这种互动意愿是主动的、自发的和能动的 ，它内在于个体之中 ，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是什么个体需要在推动互动制度化呢？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各种不同取向的行动者互动时，逐渐产生约定，并维持互动模式，进而完成制度化过程。
这里的取向在笔者看来包括工具需要、动机需要（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和价值需要（认知的、鉴赏的和道德的）。 重要的是， 个体自身需要的客观存在使得个体间互动制度化成为可能。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不仅要关注组织中个体的显性需要（如工具需要），更要关注个体的隐性需要和潜在需要（如动机和价值需要）。 笔者认为，每个组织中的个体都有一种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客观的需要，即角色需要。 它独立于个人意识并且是个人行为的潜在趋向， 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会意识到这种需要并结成利益群体。 尽管隐性和潜在需要如情感和价值需要并不像显性需要那样让个体会时时自我意识到，但这些需要一直存在并内化或附属于显性需要。
即使个体暂时没有意识到隐性和潜在需要， 它们也会潜移默化地促使个体间的互动朝着准群体和群体（当转化为显性需要时）方向行进。 群体的形成必然需要个体间互动制度化， 并形成互动规范以更好地满足需要。
所以，笔者认为组织中个体自身需要的存在， 特别是隐性和潜在的需要成为组织中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动力。
三、四种媒介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必要条件
（一）组织语言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主要媒介
卢曼曾在其系统理论中强调虽然在系统中的行动者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 但是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是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之上， 行动系统是由沟通而来的，是沟通媒介在建构行动。 笔者对卢曼“沟通建构个体间行动系统”的观点表示赞同，而沟通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语言。
每个组织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正是行动者对这些组织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有力地降低了彼此互动的复杂性。组织语言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组织中的一员，明白自己所掌握资源的意义。
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深入沟通，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组织中个体间互动的制度化。 借用组织语言，个体之间就能运用一整套共同的技术（主要是言辞技巧 ）来表述自己的想法 ，进而确认、建构、维持和变革彼此的社会现实感，使互动最终常态化、规范化。
此外，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媒介，是个体自身意识的蠕动和应对， 必然伴随着某种反射性的反思性监控。 个体通过彼此的语言来反思自己的行动，并对自身和他人的行动做出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渗透着个体动机诸多的无意识和话语意识，个体透过这些意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同时，语言提高了情感能量，个体通过重复交谈并加大频率使互动简短、 形式化和高度意识化来避免互动能量和资源的浪费。 这，让人们构建制度化的互动系统成为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组织中的个体长期处于共同的情境，语言及其效度要求建构组织中个体共享的价值观。 彼此的言语沟通会让个体形成共同的情境定义，久而久之组织中的个体可建立一个共同的情境框架， 而共享价值观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不可缺少的构件。
（二）知识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重要媒介
哈贝马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和《知识和人类旨趣》两本书中，将基本知识分为三种类型：经验分析型知识， 即各种旨在理解物质世界规律性本质的知识；历史解释型知识，即致力于理解意义的知识；批判型知识， 即致力于揭示人类遭受压抑和统治的知识。
笔者认为，对于组织中的个体有两种知识对其互动制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经验分析型知识，一是历史解释型知识。 组织中的个体运用经验分析型知识具体分析组织中的客观情境，对互动和情境进行定义，得出规律性规范和规则，使得彼此的互动循着这些规律性知识逐渐制度化。 历史解释型知识，让个体的互动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和空间，个体凭借知识的存储和运用技巧，从规则、规范、价值、预设和记忆痕迹等角度对互动内涵进行解释。
互动的同时，对知识经常性的运用也构建了互动制度化的框架和知识库，使组织中不同层次不同地位的个体在互动时能够通过自省懂得能从知识库中提取哪类知识，进而赋予其“工具理性”。 个体也可通过运用知识来计算利益得失，想象达到目标的各种方案，并选择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可行性方案。
（三）仪式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必要条件
组织中的互动与人们日常互动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在组织的互动中存在着某种被认可的仪式。组织中的仪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互动制度化的结果，也是互动制度化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组织中广义的仪式包括尊敬、新成员加入典礼、老成员退出仪式等。 笔者认为，组织中互动能够制度化是因为组织中存在着互动仪式， 仪式在组织层次上成了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必要条件。 柯林斯将互动的本质归结为是受一个交换动力调节的交谈与仪式， 行动系统使交谈与仪式得以链接。 互动仪式能推动个体间互动制度化是因为仪式的进行必然伴随着资源的交换和流动，比如权力、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 仪式为个体间的互动提供了结构框架， 仪式强化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群体团结感，使个体互动制度化势在必行。 正如迪尔凯姆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中强调的那样，仪式中渗透的集体意识使个体意识到自己是组织的一份子，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让个体意识到自身的需要与组织需要的关系，正确处理自身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关系， 使个体间的互动制度化契合组织制度。 这种二重性，使得个体间互动既建构仪式又受到仪式的框定和影响。
（四）工作是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必要条件
笔者这里所说的工作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指个体在组织环境中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自我行为控制的活动，旨在改变自身处境，满足个体自身需要。 组织中个体之间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通过交往和互动，但个体间互动的全部是个体的工作。 组织中个体间的互动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 个体间互动都是透过个体自身工作这个媒介。 个体的情感能量、文化资本、物质资源等内含或附属于此媒介，在个体间互动之中呈现出来。 组织中的个体都有着独立的思想和选择的能力， 每个个体通过工作来实现对组织客观环境的技术控制，比如对资源的交换途径、对互动程度、节奏和范围的控制、对互动对象的选择和信息的传播等， 而这些工作都影响着个体间互动制度化的形成。 工作能成为个体间互动制度化条件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工作使个体间互动实现了自我主体性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平衡，并赋予个体“工具理性”。
它通过个体的主观性假定和想象性预演等技术来控制活动的渗透、交叉和整合，使组织中的个体实现对互动过程和结果的预期，进而保留有助于彼此互动和减少互动精力和代价的活动， 使个体间的互动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实现组织中个体间互动制度化。
参考文献：
[1]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 ，等译.江苏 ：译林出版社，2003.
[2]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 ，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