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问题，叫做“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换成本文的问题，即：究竟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观指导出来的， 还是我们的人生观是在我们的实际人生途程中逐步形成的？ 说清楚不容易， 有一条可以肯定，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只有一定的自由度，不可能脱离他的环境和经历而随心建构。
1 当下人生观建构的生态空间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 人的生活和他的人生观，都要受到多方面现实力量的干预和影响。
例如，政治生态的制约。 对此古人很早就有深切的感受。 庄子曾“引述”孔子的话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 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天地间，总被笼罩在某种政治文化氛围之下。
又如，经济生态的制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具体执行，难免有偏差，时间长了，唯经济（或项目、利益）之马首是瞻，下层一切朝钱看，上层闷声发大财，人的价值取向容易发生扭曲。
又如，文化生态的制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只是晚近以来，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冲击，发生诸端“矮化”和“变形”,“浮躁”渐炽，“斯文”难觅，甚至常常听到“道德滑坡”的惊叹。 好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信今后会不断收到利好消息。
又如，自然生态的制约。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开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数量上的增长速度，欧美发达国家也瞠乎其后，但代价惨重。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可我们的马恩著作的使用，十分急功近利，并不怎么理睬恩格斯的警告。 对大自然施虐的结果，环境迅速恶化。 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分化，有的依然故我，有的倡行“低碳生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很难独善其身。 如果你真的绝地反抗，会怎么样呢？ 举个很极端的例子。 《华西都市报》有个长篇报道，略述大意如下：
前北大教师王青松在十几年前，携手同是北大教师的妻子张梅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 1985 年“养生热”时，在北大法律系教授养生的王青松慢慢积累了他的声名和财富。 1990 年后，他一下子从顶峰跌落，在学校的境遇急转直下。 他报考哲学系汤一介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名，学校不予录取。第二年转考法律系，依然未被录取。 另一方面，他觉得隐居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内心的关注，而现在的社会大方向则是向外看。
他愿意知行合一。 1994 年，王青松搬到北京与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区， 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租地 10 亩。 妻子张梅也在 1998 年毅然辞职，而他则在 2000 年后脱离北大，从此与世隔绝。他这些年平均每月才去一次县城，一年才进一次北京。 他们承包后开垦了 40 亩耕地，种上了粮食、蔬菜，还有一些果树。 另外，养了猪、黄牛、骡子、黑山羊等，主要是为土地施肥。 这些作物、牲畜构成一个纯天然的生态链。山里唯一的污染，是偶尔飞过的飞机，还有外来者。
张梅洗衣服、洗手、刷牙，都不用洗衣粉、肥皂、牙膏，而用草木灰、皂荚等替代。她端来自己做的桑葚汁、玉米饼充饥，用秸秆制成一次性筷子。 张梅说，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
如今，儿子 7 岁了，他从 3 岁起就每天放羊。张梅拿“人大版”的小学一年级课本教他，每天三节课，语文、数学，英语。 他半耕半读，上午学习，下午放羊，智力之外，体能也比城里孩子强。 不过，王小宇生下来基本没出过山，只有收音机接收信息。 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是不是该回归社会教育？ 王青松觉得，这是儿子的权利，以后的路，要由他自己选择。 这成为王青松现在准备回归社会的最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现实的经济制约。 现在，他们的经营要维持正常运转， 至少每年费用 25-30 万元。
……①简要分析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一则王青松家极为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在物质主义大泛滥的社会背景下，可钦可敬。二则“可钦敬”不等于“可亲近”,没有多少可仿性、可推广性。 三则其自身的可持续性也不大，症结在孩子问题。 人的理想终究要与社会环境达成一定程度的“契合”.
2 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化过程
从角色论的角度说，社会化就是一个人将他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化或者说道德社会化，就是个人将价值观或者说道德规范逐渐内化的过程。内化，是社会学重要概念，指个体将外部社会规范变成自己的东西， 自自然然的用它们约束、支配自己的行为。
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无疑是必要的。我们的特点是要一辈子受教，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认识，永远在上级的手中。所以，一辈子学习和一辈子受教，是很不同的。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 2011 年 5 月 13 日给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写了一封信，主题是建议教育部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从大学生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 理由有三，核心是张扬人的思想自由和个体尊严而反对外在的强制。我并不赞成这个主张。但成年人的教育内容，应当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国家、执政党有权将它的主导理念优先传输给儿童一代，但成年人是否守法就可以了？当然，对特定人群，例如干部（这里指官员）和后备干部，要求是不一样的。
现在来看少年儿童的教育。国内外学校对学生人生观或道德社会化，主要采取两大方式。一是反复灌输，这是传统做法。二是价值分析， 让学生通过讨论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是后来逐渐盛行的做法。
以上个世纪美国学校教师常提的道德问题为例，适用于低年级学生的比较浅显的论题有：妻子病重，丈夫缺钱，老板不肯降价，该不该去偷药？ 沉船上有 30 人，救生艇只能载 7 人，船长怎么办？ 两人落水，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是即将解开治愈癌症奥秘的著名科学家，你先救谁？如此等等。适用于高年级学生并且需要有效组织讨论才能弄明白的，如安乐死问题（一方面等于故意杀人，另一方面对病人对社会都有好处）；死刑问题（一方面是正义的要求，是解除生存者威胁的保障，是减轻监狱负担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合人道主义，并且一付诸实行即无法纠正），等等，都涉及比较重大的社会政策。
这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中，越浅显的东西越成为问题？ 我们的伦理教育严重缺乏力度，主要症结在哪里---我以为一是由于空洞化， 脱离社会实际和人性实际，提倡“高、大、全”的思想境界，忽视“日常化”的履践工夫，所树典型往往“包装化”;二是由于他律化，倚重行政手段，标榜道德法庭（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喜欢由上而下层层“布置”的工作模式，把道德信条当作“运动群众”的手段，忽视各人合乎自我本性的内心自觉和灵性修养。有此二端，敷衍、虚伪、压服、人格分裂等等，势必日益蔓延开来。
3 经受“命运”的磨砺
命运的说法，自古有之。指生死、贫富等一切人生遭遇，中国古代或称运命、定命、命途等等。 这里所谓命运意识，即是对命运的关注（究诘命运之内在矛盾），对命运的态度（服从还是抗争）。 命运之说， 认为人的生活道路受到人以外的力量的支配。
人和企图支配自己的命运相对立，这是通贯古今中外的。我国古代典型的命运意识，是天命思想，汉代佛教传入后，加上因果报应观念。天命说的核心，是要人驯服于自己的命运。 人们应付因果说的法子，则是多行善，积阴德，也就是把自己纳入轮回报应的命运大循环之中。 中国古代命运意识的显著特征：人与自己命运虽然是对立的，不过，这种对立，在我们的先人那里，还比较平和，不像后来人特别是后来西方人感觉得那么尴尬、那么荒诞。 我们的古人愿意克制自己，服从命运，甚至以能够自觉的服从命运为荣。因此，正统的皇帝自称真命天子，草头王也标榜替天行道，一般士大夫则往往倡导“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 即使是人生的失败者，满怀牢骚的怀才不遇者，那反应也不过几声长长的叹息（李白、苏东坡）。
到了近代， 文艺复兴以来， 特别是 17 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人们日益陶醉在人类力量尤其是理性力量的凯歌声中。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贝多芬的交响曲，肖邦的钢琴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狱中政论小说怎么办，罗曼罗兰的人物传记，等等，都热衷于写人的命运，写人对命运的反抗，写人争取新生活的追求。当然，欧美这长长几百年时间的文学艺术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文化现象，不可能如同刚才说的那么单线条。但我以为，就近代思想文化的一种主导倾向来看，可以说是英雄主义的，或者说是乐观主义的。 这是这一时期西方人的命运意识的基调；这个基调，与这一时期由牛顿奠定的依赖理性的自然科学，与由康德发端的强调主体的新哲学，与以卡莱尔我代表的崇拜英雄的历史观，是正相合拍的。
关于现代人的命运意识，这里只能关注到其中区别于既往的若干新质。
3.1 荒原感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说：“在几乎是空旷的、冻僵了的宇宙中，适于生命的必要条件实在是一种偶然现象。”“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我们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地方呢？ ……而且，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中，我们为什么又偏偏选择现在呢”? 雅斯贝尔斯之问，他认为，对此并没有必然的回答。 台湾歌手齐秦，便比较成功的表现了一种对现代文明社会为他所安排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孤独感。 不是像古代那样，在遭受挫折时才感到命运对自身的束缚，而是觉得人成为整个现实世界的放逐者。
3.2 悲剧感
意思是人觉得他对命运的抗争不会成功，但仍要坚持抗争，它与单纯的悲观是不同的。卡缪 29 岁写的西西弗神话，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西西弗既是一个背负命运之重轭的形象，又是一个始终未被这个重轭压垮的形象。同近代相比，人对他与世界的冲突，他与命运的对抗，不再充满必胜的信念。 因而出现了不重结果而重过程的幸福观。 就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所表现的，或者诗歌、歌曲中的流星形象。
3.3 情绪化
现代人的命运意识， 主要不是理性的论断，而主要是个体对命运这种外在于人的制约力量的情绪体验。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理性动物，叔本华、尼采强调人是意志动物，海德格尔则强调人是情绪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哲学的特质，就是把人生命运中诸如孤独、畏惧、烦恼、焦虑、忧伤、迷惘、厌恶等情绪体验本体论化的一个哲学流派。
3.4 全类关注
命运意识的原初形态， 本来是个体的自我关注。但随着社会的演化，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刻，作为有意识的人，不能不从关心个体命运进而关心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安危，由家而国而民族：孔融的儿子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原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是随手拈来的例子。 顾氏的天下，相当于今天的中国。那时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全人类的概念。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把人类联成一体，新科学把地球缩为地球村，尤其是工业文明的畸形繁荣造成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人类的出路、人类的命运，便以空前尖锐的程度引起人们的普遍忧虑。
这种“类关注”,似乎主要表现为两个流向：
一是所谓寻根潮，向后看。 从历史中挖掘本民族的文化源头，清理深藏的痼疾，发扬优秀的传统开辟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新路。寻根也为了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找到稳定的立足点，消解浮游无根的漂泊感。 前些年的寻根文学热闹过好一阵子。
一是所谓未来学，向前看。 从现实的问题推想人类未来的图景和出路，探讨摆脱困境的可能和办法。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还，我们翻译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前景和前提，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卡恩的今后二百年，赖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谢尔的地球的命运，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沙赫纳扎罗夫的人类向何处去，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严峻问题。
现在的时代，是强调多元化的时代，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的任何一种概括，都是危险的。现代人的命运意识是很复杂的现象，以上所述，不过是一些在我看来比较显著的倾向， 必有遗漏和牵强之处。而且，现代人中的命运意识，未必都属现代型。我们中间，恐怕还是传统型的居多。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命运意识的固有矛盾：预定而后知，异己而自我。那么，人怎样认定自己对命运确实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呢？
鲁迅说到“希望”,以“路”为喻。 命运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呢：命运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对你本无所谓有没有命运，只是你顺着“你假想的它”的时候多了，“它”便真的成了你的命运？
因为你其实不能真正确定你所感觉到的那股制约着你的外力，究竟是不是已经无可挽回、无可更改的命运；因为即使那就是你的命运，它也必须通过你自己的一次次选择和参与， 才得以最后定局。谁能说得清，是命运囚禁了你，还是你自己成全了命运呢。
4 结束语
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较之传统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人生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增多了，人的可能选择的空间扩大了，个体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愈来愈凸显出来了。 那么，简单的统一制定不同人的共同守则，大抵已不再适宜。 但我们终归应当以积极一些的态度应对临到我们身上的诸多问题。不少日常语汇，其实很有人生哲理，或许可供采撷。例如，“热爱生活”,包括爱本职工作，也包括爱人如己。“本职工作”在时间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人”在空间上层层叠叠围着你，若待之以恨、以怨、以妒……心中如何能有喜乐？又如，“真实”,尽量少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少做自己不愿意的事。 又如，“有所敬畏”,在信仰缺失的社会，守住做人的底线。 又如，“小的是美好的”, 这本是英国学者舒马赫所写的书的名字，出版三十多年后还不断有人读，因为它让我们在这个片面讲规模、讲速度的浮躁社会心存一份儆醒。近来有人提倡“慢生活”,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此等等的“关键词”,不必一一尽举，大意只是提防在喧嚣的世界里迷失自己。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内篇·人间世第四 [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2:155.
[2]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17.
[3]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M]//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