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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教育思想探究
【前言】基于社会效率的职业教育观念研究前言
【1.1 1.2】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等教育的困境与改革
【1.3】斯尼登的个人生平与理论兴趣
【第二章】斯尼登职业教育观与杜威职业教育观的差异
【第三章】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影响
【第四章】对于中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结语/参考文献】斯尼登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四章 启示与借鉴
第一节 启示
一、每一种职业教育观有其发生的时代基础
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因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20 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但是，当时学校仍然遵循旧有的传统，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为升学做准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斯尼登的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显然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政府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1917 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为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使普通教育由单一的升学目标转向升学和就业的双重目标，从法律上对斯尼登的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予以了肯定和支持，该法案也影响了美国大半个世纪的教育发展方向。
杜威的职业教育观虽然也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正像杜威的民主主义是很难实现的一样，他的职业教育观在现实中很难落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整合是我们当今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杜威的职业教育观在当时“太过于完美”以至于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基础，最终，杜威的综合职业教育观被淹没在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改革中。
二、没有十全十美的职业教育观
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的东西，何况是由人的主观思想所构思出的职业教育观。
斯尼登的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迎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开设独立的职业教育机构，培养大量懂技术的人才无疑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是，只注重技术而忽视知识的学习势必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匮乏，人的发展也将变成社会工业化和大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这不但违反了美国的“民主”精神，而且还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
斯尼登的职业教育思想虽然遭到杜威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杜威本人的职业教育观本身也是不完美的。他的“通过职业而教育”的思想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标榜的过于富丽堂皇。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职业教育观，因此，我们在制定教育政策及规划时，须各取所长，汲取各位教育家教育观的合理部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观。
三、符合时代要求的职业教育观才是最好的职业教育观
20 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斯尼登的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显然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本主义、知识时代、认知心理学等学说的兴盛，社会和企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普遍提高，过去单纯培养“技工”的职业教育在今天显然不合时宜，西方由此普遍倡导新职业教育运动，新职业主义运动培养的是具有合作精神、高知识技能的全新工人，这些全新的工人不同于以往，他们知识与技能兼备，是新型社会的“有用人才”.
不论是 20 世纪初期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新职业主义运动，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马克思强调：“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其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英国的“ 三明治课程”制、德国的双元制办学体系、新加坡的教学工厂制等，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职业教育观的确立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且与市场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第二节 对于中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职业教育应该提升社会效率
当前，斯尼登意义上截然分开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但是由于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的运行却“并不高效”.因此，基于本研究，就职业教育在提升社会效率方面我总结出几点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首先，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是占据半壁江山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却获得的财政投入很少，仅占教育总投入的 8%左右。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教育，因此需要斯尼登所提议的那样，在职业学校建立大量的逼真工厂，以便学生能够和现实企业接轨。如果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属于空谈，职业教育效率的提高也无从实现。
其次，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当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带有偏见，由于受传统观念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君子不器”等思想的影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发展速度较慢，1980-2012 年，进入普通高中学生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2006 年以后，职业教育学生的人数才稳固在 45%左右。①如今，人们依然忽视职业教育而追求普通教育，招生体制也是职业学校“取尾”,重点大学“取头”,职业院校成为“落榜生”的代名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国家从政策到宣传都要为职业教育奔走呼号，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念。不可置否，人与人之间的智力、能力是有差别的，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职业教育的大潮，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才能够更快的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以此来提升社会效率。
再次，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教师队伍。教师是学生掌握职业技能的关键一环，如果没有教师的正确引导，那么学生就不能正确、高效的掌握所学技能。目前，我们国家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师资力量比较薄弱，这就较大限制地“困”住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提高职业教师的薪资水平，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我们还需向国外多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引入更多优质的职业教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事半功倍，尽快的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人才，从而提升社会效率，让我们的社会财富又好又快增长。
最后，联接市场与职业教育。市场应该是职业教育的“风向标”,我们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建立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培养出即学即用的实用性人才。目前，我们国家职业学校的课程没有经过科学、详尽、合理的安排，许多职业课程也都是可有可无，这样与市场脱轨的后果是培养出了许多“技术精湛的无用工人”.因此，我们要借鉴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观的举措，根据市场去开设相应的职业教育课程，才能够做到社会效率最大程度的提高。
我国如今正面临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同，中国社会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社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如果说社会生产方式是推动职业教育观转变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服务于不同时期国家竞争的需要则是推动职业教育观念转变的外在力量。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比较薄弱，我们还需继续借鉴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可取之处，在提升社会效率方面下功夫。
二、中国职业教育应该力避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偏狭
与斯尼登的职业教育观不同，杜威一向反对将职业教育视为简单的技能而掌握，他尤为注重思维的训练与职业当中的“理智成分”,否则将无法应对未来职业需求与职业的更换。受杜威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职业教育作为“通过职业而教育”而非“为职业而教育”的理念幵始被广泛接受。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如杜威所言，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是自动化生产技术对操作者的动作技能要求越来越低，有的甚至是简单的触控电脑按键即可，而对操作者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此，在教学理念上，综合中学传统的“机械式”训练己经被超越，引导学生在逼真的工作环境中自由地构想与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应该力避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狭隘，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问题，才能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发展特色。职业教育不应该在是满足经济社会的辅助工具，而提供的是我们国家公民所需的能够与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相协调的能力。事实上，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职业主义”已经接近杜威的理想，我们国家也要汲取和借鉴，培养属于我们国家的“新技工”.职业教育并非一定要回应雇主的需求，而是开始与有责任心的、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公民及包括知识、经历和性情等要素的职业素养等对应起来。因此，我们在借鉴斯尼登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同时，还应力避社会效率职业教育观的狭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