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的翻译运动及其意义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总序〉》的开篇是这样一段话：“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此言不虚，然而当中国封闭之门刚刚开启时，西学传译之意义远远超出启示和借鉴，它的作用直接就是打开视野、转换思维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十九世纪中期是这样，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同样如此。

　　一、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翻译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的“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放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广阔与境中考察，我们会看到科学哲学的传播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演进密切关联在一起，它随着西方哲学和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乃至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发挥了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

　　科学哲学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传播时间不长但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力排斥中陷入沉寂。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下，翻译西学运动逐渐兴起。在此背景下，科学哲学作为重要学术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严复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译述八部，把实证主义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启者和思想文化的启蒙者。

　　“五四运动”前后（1915年至1927年），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从最初的一种技术性理解演变成自觉的意识和实践，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思潮，并直接把科学作为实现文化解放的一面旗帜。李醒民对这一段思想史有精辟见解：“当时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的科学哲学思想传播到中国并在思想界发生影响。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的创始人任鸿隽、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先行者陈独秀、胡适等，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王星拱、唐铖等，都受到批判学派的重大影响。这些风云人物是那个时代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之翘楚，这些事件都是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批判学派的学说和思想通过他们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中国的科学启蒙和思想启蒙。”

　　这一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并引起反响。

　　三四十年代是西方哲学全面进入中国的时期，“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科学哲学诸派，除五四时期积极引进的罗素分析哲学外，逻辑实证论、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与怀特海哲学，不但都开始了传播，而且在本时期输入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论文中，还给人以十分醒目的印象。”其中，洪谦的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的因果问题》和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研究与介绍（着有《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 年），金岳霖的《知识论》（该书写成后于抗战中丢失，1948 年再度写成，1983 年正式出版），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代表性成果。此外，还有不少学人涉足科学哲学，出版了有关科学哲学、科学概论、科学方法论的着作，译介了一批西方哲学家或科学家论述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或科学概论的着作。这些成果的“哲学观点、依据的材料和论述的重点尽管各有不同，但都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旧中国饱经战患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处女地上能长出这样一批幼芽，实为难能可贵。”

　　从以上粗略叙述中，可以看到1949年以前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所起到的思想启蒙作用；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密切的学术交流，使得中国科学哲学具有国际学术水准。

　　1949 新政权确立后，阶级和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学术自然不能除外。科学哲学和整个西方哲学一样，属于资产阶级学术而被禁止，原来从事科学哲学的学者也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这种情况在此后30年中没有根本性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建国初期（1949—1955），思想文化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对知识分子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由于以前没有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学术研究是不清楚的。在“全面效仿”苏联的大气候下，哲学界也不例外，把苏联的做法搬来，①开始批判西方哲学。科学哲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亦在批判否定之列。更为重要的是，“在批判实用主义运动过程中对实用主义哲学性质及其政治性质的判决，变成了中国哲学界广泛使用和必须遵守与评价其他一切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基调和原则。长期以来，这个模式在我国哲学界几乎起了支配作用，严重地阻碍了西方哲学东渐与中外哲学交流正常开展。”

　　1956年八大以后，政治环境一度宽松，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要求改变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的成果。那时刚刚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第2期刊登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有《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最近英美刊物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一些文章》和《美国“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of Science）季刊 1956 年的论文目录》。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展开，政治路线日益“左”倾，与此相适应，“左”倾意识形态也随即抬头。西方哲学被视为反动思想，没有了正常的研究环境。只是为适应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需要，翻译出版了为数不多的供批判使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着作。

　　②此外还有洪谦编译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共“八辑”，汇集了不少重要资料。这些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为了适应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还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论着供批判使用。

　　①当时的一篇文章讲道：“所有对哲学问题有所探讨和发挥的着名自然科学家，都需要给他们编译一部哲学着作选集。”“对于论述自然科学问题的各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我们都应该系统地搜集和编译有关的资料，仔细地进行研究和批判工作。”

　　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科学哲学译着的出版，主要在于满足当时政治上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需要，书中通过“出版者的话”或中译者的“序言”，表达了此类意思。出版时又按一定的口径增附前言、导言，还有的用“内部发行”的方式。

　　“文革”开始后，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的科学哲学也踪影难觅。进入七十年代后，适应政治批判的需要，又在相关刊物上设栏目介绍国外自然科学方面的信息。

　　②“文革”结束后，中国酝酿着全面的社会变革，客观上要求新的文化来取代以往极“左”的思想观念，改变僵化、教条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状况，这就需要从外部引入新思想，于是又延续了引入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西学翻译运动。

　　科学哲学的翻译是整个翻译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历史和思想转换的与境下，在“科学的春天”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哲学的翻译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影响学术界、思想界乃至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的翻译运动

　　1978 年以来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为翻译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译运动一开始是从有组织的学科规划起步的。1978年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通过了“八年规划纲要”，把“翻译资料”作为项目之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建议在出版事业局领导下成立一个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史翻译工作小组，组织有关出版社分工负责。在有组织地推动和社会需求的环境下，翻译迅速展开且成绩斐然。

　　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翻译体现于论文和着作两个方面，下面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现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翻译运动。

　　1. 科学哲学论文的翻译
　　学术论文的翻译是八十年代翻译运动早期工作的主要内容。“八年规划”的“主要措施”明确提到，在《哲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负责）和《世界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中介绍外国自然科学哲学的动态。1978年1月，《哲学译丛》第一期出版，为迎接即将召开的科学大会，着重译载了东德、苏联、日本学者从哲学上论述科学技术问题的文章和有关学术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译登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言）》，这应该是“文革”后刊登西方科学哲学的最早文献。纵观八十年代，登载科学哲学译文的刊物为数甚多。除以上两个刊物外，还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与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国外社会科学》、《自然杂志》、《社会科学》、《世界科学译刊》、《科学史译丛》、《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等。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是八十年代专门登载科学哲学译介文章的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1979年创刊，1989年底停刊，共出版43期，主编邱仁宗。该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的一个刊物，由陈益升负责。1979年出版试刊号，1986年底停刊，共出版48期。这份期刊主要以专题形式集中反映国外自然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情况。这两大专门性的译介刊物通过自己的工作，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状况。八十年代的思想环境、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由于长期封闭，对外部世界的信息了解很少，这两大刊物是学术界和思想界了解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窗口”，在放眼世界、拓展视野、活跃思想、打破思想禁锢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其思想解放的社会功能，这两大刊物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八十年代被思想精英和莘莘学子喻为八十年代的“三大思想天窗”。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专门发表翻译论文的主阵地，办刊时间又恰好贯穿八十年代。因而这个刊物能够反映出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论文翻译方面的基本面貌。

　　第一，选择译文方面持兼收并蓄的态度。通常而言，既然是专门性的翻译类刊物，兼收并蓄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值一提。但中国在八十年代以前的30年中，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先是与西方国家中断学术联系，后来与苏联的联系也中止了。“文革”时期，介绍国外学术是一个禁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作为专门性的翻译刊物，当然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在其创刊之初，虽然整个社会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但传统意识形态影响还较重。创刊者力图冲突这种禁锢，体现在学术引入上采取全面开放的态度，选译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成果。既有译自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德、波兰、保加利亚，也有译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德、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希腊。

　　选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文有自然辩证法传统下的，但更多的是对心理学、人工智能、系统理论、方法论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国家学者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论文，这让中国学者看到自己的差距和工作方向。其实当时中国学者对于这门学科的大致走向已经明确，这从创刊初期刊登的文章同样能够说明，1979 和 1980 年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学者的。1979 年刊登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居多，1980 年刊登的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开始增多。这种兼收并蓄的翻译活动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提供了国外学术动态，而且还展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正是走出禁锢的思想力量。在整个八十年代，刊物一直保持着兼收并蓄的风格，不过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译载西方科学哲学的数量相对增多，这与这一时期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相一致。

　　第二，刊物译文显现了一种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思考的新模式。上文提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办刊之初将译载国外文章的重心放在西方科学哲学上，我们不能说这个时候办刊者就已经洞察中国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但可以明确的是，办刊者对政治化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然辩证法模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反思，他们认识到按照原有的路子是不行的。况且这个时候，苏东国家的研究也已转向西方科学哲学的模式，这对当时意识形态相同的中国而言是有益的启示。这一认识的转变可从译载的论文中得到反映，刊物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瓦托夫斯基、亨普尔、费耶阿本德、普特南、邦格、劳丹、夏佩尔等着名科学哲学家的文章以及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让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尽早了解到他们的思想，为翻译他们的着作做了准备。译载苏东国家学者的文章内容也主要是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刊物还刊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译文以及着名科学家讨论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紧跟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的进展，满足了人们对新知识的需求和对学术动态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译文显现的思考方式是从问题本身入手，去有理有据地论证问题，去不断地推翻旧有的见解。这种新的思考模式与政治化年代形成的把一切归结为唯物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空洞、教条的论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和那种根本不懂科学，却张口批判科学、闭口指导科学的传统理论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在八十年代初期，《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所显现的哲学思考新模式对科学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注重自身作为了解世界学术进展窗口功能的发挥。八十年代以前封闭多年，对国外的学术进展谈不上了解。进入八十年代，国门初开，学术界迫切需要知道外部世界的信息，但由于语言、信息手段等因素，要想把握外部动态也是比较困难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刊物设“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哲学”、“人物介绍”、“学术动态”、“书评”和“学讯”等栏目。纵观整个刊物，“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学哲学”栏目所载文章，几乎涉及到当时自然科学及科学哲学问题的所有方面。“人物介绍”、“学术动态”、“书评”和“学讯”等栏目相互配合，力图反映国外学术动态。在八十年代获取外文资料较为困难，人们的外文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本刊物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了解外部世界学术和思想动态的一个窗口。八十年代，一大批不同年龄层次的科学哲学理论工作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译介文章，通过这扇“天窗”把科学哲学思想介绍进来，基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承担的这种特殊功能和所起的作用，称之为“思想天窗”并不为过。

　　①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译载论文中体现的特点，也反映了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翻译西方科学哲学论文的总体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文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和思想界，而学者们接受这些思想，把它们渗透于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向社会传播，这就产生了更为广泛的思想辐射作用，这正是八十年代科学哲学思想传播中体现出来的。

　　2. 科学哲学论着的翻译
　　科学哲学译着在八十年代初就有出版，但不成规模，没有形成气势。到八十年代中期，由“走向未来从书”开始，西方科学哲学译着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呈爆发式态势。不同文化部类及不同出版视角的“丛书”贯穿八十年代，满足着不同需求群体的文化需要，八十年代的“丛书”成为那个“文化”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丛书也就成为思想解放的文化载体而驻留在历史中。

　　②这些丛书的一部分就是专门译介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这种情况与整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进程联系在一起。下面立足于八十年代的相关“丛书”，揭示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哲学论着翻译出版的整体状况。

　　（1）“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科学哲学译着早在1929年和1933年，商务印书馆就以“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的名义翻译出版了两批图书，其中有与科学哲学相关的着作。解放后从1957年开始，又开始以这一名义出版，但有政治需要的一面。经“文革”十年的停滞后，从1981年开始，商务印书馆仍以“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的名义，整理重印它自五十年代以来选译的西方学术着作，其中亦有科学哲学的名着。【表1】


　　
　　“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推出，当时正值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之时，人们长期被压抑的阅读和求知热情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骤然迸发，“丛书”正好适应需求，一经推出即大受欢迎。“这套丛书将国外丰富精深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开阔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人的情操”。胡乔木赞许:“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

　　表中所列的科学哲学译着就是这样一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许多人就是由此了解到科学哲学的。

　　（2）“走向未来丛书”的科学哲学译着“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出版第一批着作，有译着、编着和中国学者原创着作。丛书的出版是新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中，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倡导者与引领者。全部丛书74种书目中有多种科学哲学译着。

　　（3）“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科学哲学译着“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着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现代西方哲学的译着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名义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译着始自1985年的《人论》（卡西尔着，甘阳译），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这套丛书科学哲学着作较为集中，其中八十年代的出版的着作如下表。【表2】

　　
　　这套丛书的意义正如编者所言：“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科学哲学所选取的是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着作：有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罗素和艾耶尔；有属于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拉卡托斯；有日常语言学派的赖尔和克里普克；有科学实在论者夏佩尔、本格；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法伊尔阿本德。人们通常把西方科学哲学与这些哲学家思想等同，在八十年代中期新启蒙运动高涨和科学哲学热的背景下，这些着作的出版使得西方科学哲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思想，由此也使得科学哲学在更大范围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

　　（4）“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科学哲学译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八十年代还出版过一套影响很大的从书，就是“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这套丛书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的观念。【表3】

　　
　　这几本译着出版后，书中所表达的新颖思想在理论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层面引起广泛讨论，“涉及一些新的概念，如耗散结构、混沌、有序、无序、时间之矢、生态灾难等等，此后相当长时期频繁出现于中国学者的着述中。”为传播现代科学观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5）“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中的科学哲学译着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是八十年代影响甚大的人文丛书，①1986 年开始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丛书下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个系列，前者为精选的原着，后者主要是介绍性的二手着作，其中也有经典性的原着。两相参照，互为补充。“文化：中国与世界”以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的经典着作为主要任务，科学哲学方面的译着极少。【表4.表5】



　　
　　（6）“20世纪文库”中的科学哲学译着“20世纪文库”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挑选了20世纪国外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经典着作介绍给中国读者。丛书从1987年开始出版，涉及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领域。【表6】

　　
　　（7）“丛书”以外的科学哲学译着七十年代末，以书的出版形式还没有大规模出现的时候，科学哲学译着就开始以常规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了，而且这种出版方式贯穿八十年代始终。

　　从时间上看，以非丛书的方式出版的译着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各类“丛书”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时，是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这尤其体现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正是通过八十年代初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科学究竟是什么》、《物理学和质朴性——惠勒演讲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第2版）》等译着开始重新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可以说，中国八十年代的西方科学哲学传播正是从学术界把握这些着作起步，然后才出现了八十年代“丛书”中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大规模翻译和广泛传播，这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结果，由此形成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着作翻译的思想链条，产生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启蒙效应。

　　三、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翻译运动的意义

　　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而言，当遇到困境时，引入新文化往往是救治之道，中国近代以来走过的路正是如此。甘阳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写的“总序”中引用梁启超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他认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进而指出，自近代以来直至八十年代移译西学典籍，“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才、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看来，译述之重是有共识的。而八十年代这个“五四”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其成果亦形成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科学哲学的翻译在其中占有显要地位，而且也发挥了重要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作用。

　　第一，科学哲学翻译运动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取得丰硕成果，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科学革命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实在论交替占据科学哲学学术中心，并深入影响渗透到其他学术和文化领域。江天骥对于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过这样的看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对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没有一致的看法。基本立场不同的各个学派相继出现，霎时间，科学哲学成为最活跃、争论最激烈、彼此分歧最大、反传统精神和革命气息最浓厚、提出的主张最惊人的哲学领域。”

　　联系到中国这一时期社会和思想情况，二十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有传播，下半叶则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而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没有多少了解。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需要新思想、新知识来发展学术、启蒙思想、打破教条。因此富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科学哲学与思想解放的现实要求相契合，其思想启蒙的作用通过始自“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系列丛书运动，对西方科学哲学和最新科学思潮的大规模翻译得到充分发挥。通过翻译运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几十年的精华在短短几年内进入中国，让中国学术界了解并在民众中广泛传播，由此成为八十年代科学启蒙的有力推手，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化景观，给思维僵化和教条主义以巨大的冲击。

　　第二，科学哲学翻译运动起到了接续历史，传承学术的作用。在背景部分，我们讨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变迁与科学哲学的传播情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波普尔、库恩的学说开始在中国被当成稀罕物。推算一下，波普尔的思想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影响；而库恩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已名满天下。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学术上的断裂和滞后，但同时也彰显了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翻译运动接续历史的重大意义。库恩的书翻译的较早，波普尔、拉卡托斯及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在八十年代前期主要是通过翻译文章来传播。直到1986年“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才开始从学派演进的角度系统地翻译出版逻辑经验主义以后的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大约在同时开始出版其他丛书，有上文讨论过的“走向未来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20世纪文库”、“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还包括科学哲学译着的单行本。统观这些译文和译着，就会发现把科学哲学1949年以后的发展历程和八十年代的发展现状呈现出来。这就为中国学界系统把握西方科学哲学提供了条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活跃了研究思路。

　　第三，科学哲学翻译运动对于改变研究范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左”倾政治年代，“左”的政治路线贯彻到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就是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自然辩证法”，体现为服务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对经典着作的理论注释。和“左”倾时代的自然辩证法相比，这种翻译过来科学哲学的特点是：它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和政治无关，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它也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但其目的在于求真，求得对思考对象的合理性解释，而不是去证实某种意识形态原则；它也要不断的批判，但批判是学术界内部的一种多元性的争论，目的在于获取更为合理的认识，不断打破某种既定的教条，而不是去维护某种显然成问题的原则；它的论证方式是立足于科学，从经验和事实出发来得出相应的结论，而不是立足于哲学，去说明经验和事实要符合某种原理。因此，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科学哲学翻译的文本在提供新知识的同时，也提供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思考方式，这在事实上起到了转换思维方式、破除教条主义的作用。

　　第四，科学哲学翻译运动在促进了文化政策转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后建政后，对于整个西方文化持排斥态度，当然这和当时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环境相联系。西方科学哲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对科学的哲学诠译，是“自然辩证法”对立物。“文革”前，翻译了少量内容供批判使用；“文革”开始后，“大批判”的矛头直指科学，与之直接联系的科学哲学成为禁区，直至“文革”后期才有少量被认定为“唯物主义”科学家的哲学论着翻译出版。进入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开始重新输入西方文化。从整个八十年代看来，这种输入体现为“从有重点到全方位”，这正是文化政策的转变过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虽然允许西方思想进入，但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因素影响还颇大，公开的翻译出版起初只是在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虽然八十年代初就出现了西方现代人文哲学热潮，但它是热在民间，一开始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都是受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西方科学哲学的开禁是因为对科学本身政治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得阶级性的禁锢最早在科学哲学身上相对“减弱”。此外，科学是建设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已成为共识，而要想科学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就必须从文化上理解现代科学并从精神层面把握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通过大量翻译了解无疑是捷径。因此，科学哲学方面的翻译在八十年代初乃至八十年代前半期一直占据着西方文化译介的主导地位，体现于专门性的翻译刊物、“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以及单行本译着的出版。这些译文、译着的发表和出版使得西方科学哲学思想迅速传播开来，这本身就是对以往用阶级性观点来看待西方文化的现实否定。而且，既然从事实上否定了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西方科学哲学是不对的，由此进一步得出，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西方人文哲学乃至人文科学也是成问题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初，除文学外，现代西方人文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虽开始介绍，但阶级的观点和批判的意味还是充斥其间的。

　　八十年代中期民间主编的丛书中西方人文哲学大规模地翻译出版也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态度的变化。这也显示出对西方人文哲学文化政策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八十年代前期科学哲学翻译的开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参 考 文 献］
　　
　　[1] 见“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撰写的《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总序》。
　　[2] 李醒民：任鸿隽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北京：《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85-86页。
　　[3] 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65页。
　　[4] 范岱年、胡新和：科学哲学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55页。
　　[5] 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35页。
　　[6] 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北京：《人民日报》，1962年9月9日。
　　[7]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组编：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37页。
　　[8] 李醒民：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1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