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心灵运作的机制，人们形成了多样的心灵的机械进路。然而，这类进路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意义的缺失。为重获缺失的意义，对心灵科学的重构迫在眉睫。为此，我们通过引入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念和“第二次认知革命”观念，分别强调心灵具身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意义，借此走上一条心灵科学重构的非机械进路。
一 心灵的机械进路
在机械论世界图景中，人们认为事物运动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心灵亦属于自然规律的范畴。为了厘清心灵机械进路的思想渊源，我们来审视机械论世界图景之下衍生出的两个隐喻，即“自然即机器”和“心灵即机器”。“自然即机器”作为一个隐喻，大约在 17 世纪被引入科学。当时盛行的一种文化观念认为，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一个发挥着有效功能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无规则可循的事物。基于这一文化观念，“自然即机器”隐喻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宗教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该隐喻也就隐含了两层涵义: 一方面世界即机器; 另一方面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两层涵义形成了某种张力———机器是按照不可打破的规律运作的实体，同时机器也是有目的和意图的实体。之后，科学逐渐与上帝观念渐行渐远，尽管科学家们仍以机械论的术语谈论自然，但是他们不再认为自然是由智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自然即机器”的隐喻在科学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
既然“自然即机器”，或许心灵也不例外。早在二百多年前，拉美利特就试图调和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他宣称“人是机器”。但是，在科学技术没有取得突破时，“心灵即机器”这种想法显得过于荒诞。尽管此前大脑就早已类比于机器，但是，心理过程的研究却是一个禁区，许多心理学家谈论行为或大脑，却避免谈论心灵，在他们看来，只有采取这样的策略，心灵才能成为合适的科学研究对象。
伴随着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心灵即机器”的隐喻获得了有力的科学支撑，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最终为心灵的机械进路设定了理论背景。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假设心灵或大脑类似于计算机，其能力( 包括心理能力) 能够通过计算得以说明，这就是所谓的心灵计算理论(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CTM) 。由于 CTM 与机械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计算说明可以归化为一种特殊的机械说明，对大脑和计算机而言，既然二者分别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机械体，我们就能对二者的能力作出机械的说明。
在某些哲学家眼中，CTM 起到了将计算表征与大众心理学融合的作用。换言之，他们认为，CTM能够将计算表征观念与哲学家对信仰等常识观念的理解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赋予了计算表征以新的功能: 为常识观念的心理表征提供一个科学的家; 计算系统中的符号表征被视为信念、欲望、思想等的科学对等物。然而，很多学者并不认同 CTM 的这一作用，他们认为心灵的机械进路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意义的缺失。例如，德雷福斯从人工智能研究角度对 CTM 进行了批判。德雷福斯认为，依赖于笛卡尔哲学的基本假定，人工智能研究全盘接受了 CTM 的错误，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研究走向了衰退的境地。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研究遭遇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意义和相关性问题，即当计算机运行当前世界状态的表征时，世界中的某些事物发生变化，程序如何决定其所表征的事实中的哪些保持不变，哪些不得不更新。这一问题在笛卡尔的世界观中已埋下伏笔，因为笛卡尔假定世界是由一系列无意义的事实构成的，心灵赋予这些事实以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在 CTM 语境下，人类自身并非意义的源泉，意义不是自生于人类自身而是由外界所强加的，心灵的机械进路因而存在巨大缺陷。
二 心灵科学的意义重构
达斯卡尔( M． Dascal) 认为，一方面，人类智能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人类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适应其所置身环境的变化。对认知科学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知识表征的问题，而是系统设计的问题，即设计某一系统，不为贴着知识标签的事物所累，能够拒斥其认为的不合理的辩护，实用地选择其认为合理的和相关的标准。另一方面，心灵机械进路的缺陷还在于对人类心灵的社会方面意义的漠视。他认为“知识的语用方面派生于辩护的公共或社会特性，然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却为主流认知科学界所忽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当代心灵机械进路中心灵语用的、系统的方面的分析有所缺失。”基于达斯卡尔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意义的两个维度对心灵科学进行重构，即具身维度和社会维度。
( 一) 重构的具身维度
随着认知研究的深入，人们越发认识到: 认知的意义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生成的。当前的认知研究尽管已经具有浓厚的海德格尔意味，还远远不够，具身的研究应该变得更加激进，更加地海德格尔化，亦即提倡一种激进的具身主义。克拉克( Andy Clark) 曾经指出: “激进的具身认知论题认为，符号的、表征的和计算的认知观念是错误的。具身认知最好通过非计算、非表征的理念或说明体系得以 研 究，也 即 涉 及 动 力 学 系 统 理 论 研 究 方法。”对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引申。
第一，倡导反表征的具身应对。激进具身的观念事实上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认知的理解。传统观念认为，认知系统固然是一个因果的机械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基于表征的信息处理系统，其以符号结构的方式接受、存储、操纵、计算、输出信息，可以将其归之为一种中央计算过程，并用以解释系统的有规律行为。激进具身的观念则恰恰相反，它拒斥认知研究对计算过程和表征结构的依赖性，转而将思维理解为一种具身行为的结果，即一种脑、身体运动和世界本身的互动。换言之，这种具身观念并不认同“内在表征”的观念，反对将感官材料与其解释严格地予以分离，提倡将身体直接嵌入世界，宣称“世界本身是其自身最好的表征”。
例如，德雷福斯提出一种具有反表征主义意味的具身观念———具身的应对( embodied coping) 。他认为，智能行为应该是一种具身的应对，即生物体以某种方式与客观上无意义可言的物理世界产生互动，使之能够应对按其自身的需求所组织起来的环境，并找到适合自身的生存方式。而且，具身应对行为被感受为技巧行为的稳流，该技巧行为能够对情景做出回应。当生物体的情景偏离了最理想的身体－ 环境格式塔，其行为立即介入，引导其接近最优，从而释放了这种偏离的张力，而且它无需知道什么是最优，依靠身体被吸引以降低此张力。
第二，主张生态信息观念的渗透。激进具身的观念修正了传统观念对环境的忽视，提倡从生物体－ 环境的动力学的角度描述认知。传统认知观念认为，心灵的认知能力是离身的( disembodied) 。任何允许符号计算的物质基底( material substrate) 都能够为研究和理解行为提供有效的框架。在这种离身的认知进路中，人们一般忽视认知现象对环境的依赖性，从而使得认知研究疏远了生物体 － 环境系统。但是，激进的认知科学表明: 认知不是符号的操作，而是互动和耦合。为了理解认知系统，我们需要将嵌入到其周围环境中的“系统”作为分析的单元。所以，在更深一层意义上，认知涉及理解某种耦合系统，而非孤立地理解心灵或大脑。这就引出了吉布森的生态信息观念。
为弥合传统知觉观念所造成的三种割裂: 感觉和知觉的割裂、刺激和反应的割裂、观察者和环境的割裂，吉布森将信息理论与视知觉理论相结合，创立了有深远意义的生态信息观念，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否定知觉的传统观念。在知觉的传统观念中，视觉的目的一般被看做是通过二维的输入内在地重构三维的环境，同时，知觉被认为源自心灵中的信息处理。但是，吉布森并不认同这一观念，他认为知觉的功能是引导适应性行为，反对将知觉看做任何形式的心理操作，因为这种对知觉的理解方式在心灵和世界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二，提出一个新的知觉观念: 知觉应该是一个非推理、非计算的过程，即知觉是对可获得信息的直接提取，而无需任何中介过程。
第三，支持动力学方法的介入。激进具身观念推崇一种动力学方法，弗里曼( Walter Freeman) 的神经动力学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弗里曼注意到传统神经科学进路的一大难题在于: 大脑如何将相关的特征相互“捆绑”在一起? 换言之，大脑在表征过程中如何分辨哪些事实与其他事实相关? 这一问题就是所谓的神经科学版本的框架问题，类似于人工智能中的框架问题，只要心灵或大脑被认为被动地接受无意义的输入，且输入需要意义和相关性附加于其上，这一难题就可能无法解决。
针对上述难题，弗里曼借鉴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思想，通过建构神经科学的模型，试图阐明生物体直接企及意义的途径。正是这一建模过程中，弗里曼形成了其神经动力学思想: 大脑可以被看做一个非线性的动力学系统，其超越了对特征的提炼，能将感觉信息和过去的经验相结合; 知觉系统以过去的经验和寻求的激励为投入，以获得相关的经验作为回报，从而能识别刺激及其对个体的特殊意义。为了证实这一动力学思想，弗里曼多年潜心研究兔的嗅觉、视觉、触觉以及听觉，并且基于兔脑和环境之间的耦合，发展了关于动物学习的模型，试图说明动物的大脑如何能够直接选取和放大其所在世界的意义。
( 二) 重构的社会维度
具身进路认为身体与世界直接相契合，拒斥一个孤立和分离的心灵，从而将思想理解为大脑、身体运动和世界本身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对具身进路的阐述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性: 将具身认知还原为某种盲目的实用主义，从而忽视了人类认知的高阶方面，诸如语言、文化等社会因素。人类和低等生物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这一区别的决定因素是语言而不是身体，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所以，只有通过嵌入社会，认知的具身进路才能得以完善。
鉴于认知社会因素的不可或缺性，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二次认知革命”，其开端可以追溯到布鲁纳( Jerome Bruner) 。布鲁纳是“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建筑师，同时也是“第二次认知革命”最重要的开拓者。当许多人还在为具身认知———将心灵重新置于身体———奔走呼喊时，布鲁纳已经迈向了下一步: 将具身的心灵重新置于社会环境———认知是人类所为之事物，因此在人们的互动中可公开地观察到，而非隐匿于他们的大脑之中。
20 世纪中期，布鲁纳等人在《思维研究》一书中，用结构发展论向当时的主流理论( 行为主义和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 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布鲁纳等人还做了大量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 知觉、判断和归类等不仅依赖于生物体所接受的刺激，而且依赖于前在的认知图式( pre － exist-ing cognitive schemata) 。此后，认知研究中逐渐引入了大量的规则、图式和约定等，为说明人类行为( 包括社会生活) 模式做了铺垫，催生了将心灵视为信息处理装置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心灵的计算模型。“自兹而后，对于认知、思维和心智的心理学研究逐渐取代非心灵论，并且使心智的形式结构和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理论合流而形成认知科学。”这就是“第一次认知革命”的结果。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语言在认知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研究认知的主要工具。布鲁纳随之逐渐认识到，社会认知过程先于个体的思维行为，“第一次认知革命”或许陷入了个体主义假设的桎梏。所以，“他竟然推翻了享誉 30 年之久的旧学说，转而投入另一个知识范式的怀抱，也就是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心理学，或称之为文化论。”这就促成了所谓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哈瑞对“第二次认知革命”观念进一步予以阐发。
一方面，哈瑞认识到，哲学界是“第二次认知革命”主要推手之一，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们抓住了人们行为透露出的意义，我们就理解了人们的行为，换言之，要阐明某一符号所指的事物( 无论其是物质的东西还是心理的意象) ，事实上就是以某种方式捕捉符号的语义或表征的特性———对某事物意味着某事物。另一方面，哈瑞还认识到，心理行为本质上并非是依循形式规则的内在过程，而是在人类实践背景之下所定义的技巧或运动，其遵循非形式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而并非在心灵计算表征模型中所假设那类内在的规则。
例如，当我们考虑我们是否正确地使用文字时，这些规则显而易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右着符号( 或概念) 使用的规则无处不在，而且这些规则是可辨别和说明的，所以，人们依循这些规则而生活，反过来这些规则塑造了人类的意象或心理世界。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为了在规则的框架下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哈瑞将“话语”提到了认知研究的核心位置: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其通过“话语”而表达，“话语”被放置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的使用能够完成许多不同的认知任务。由此，处于社会文化群体中的人类共同建构了“话语”，并使之成为解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按照宋文里的观点，“第一次认知革命”把认知研究带进来，然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却正要把认知带出去。换言之，“首先要把心理学里的个体主义予以彻底社会化，要揉合情景化的实践知识理论，然后要从 20 世纪语言哲学的人文研究里取出最为核心的方法论———叙事法和话语分析———来安置这种社会化过程。”
三 心灵的非机械进路
具身和“第二次认知革命”观念激发了人们对认知意义维度的兴趣，不仅改变了传统心理学的主题，同时对传统的心灵研究框架予以激烈的批判: 心理学家的工作不是从外部观察人类心灵，相反，只有将解释学内化到世界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心理现象才能得以理解。
但是，如何内化到世界意义的生成过程，实现心灵科学的重构呢? 我们不得不引入一个非笛卡尔的世界观: 世界充满有意义的信息，我们无需通过表征来把握这些信息，而需要一种对“隐缠序”的感觉。隐缠序是一种将万事万物看做是本质关联的思维方式。
世界的意义源于两种基本秩序，即机械秩序和系统秩序。玻姆认为，机械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世界由实体构成，且实体间互不包含，在此意义上它们独立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通过各种力相互作用，但是这并不会给它们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在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中，我们正是以机械秩序的观念看待任何事物。另一方面，与机械秩序相对照，玻姆强调一种具有系统特征的系统秩序的观念，即“每一部分都在整体的语境下发展，所以其并非独立存在，在与其他部分相互作用时，也必然在本质上受到其所置身的关系的影响。”
这一观念与玻姆的“隐缠序”概念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隐缠序”站在实在观的高度，为人们深入理解具有系统秩序特征的任何事物，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在科学实践中，有人非常注重系统秩序的阐释和运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方法。例如，人们不仅将物理的、化学的和信息的结构视为一种自组织系统，而且将生物的和社会结构等也视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并运用动力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受益于“过程”的研究，正是在“过程”之中，自组织系统元素之间动力学的、自发的互动生成了新形式的秩序。
在这一背景下，信息被定义为自组织的过程。对置身于其特定环境中的组织体而言，自组织的过程允许组织体的行为模式延展出来; 另一方面，借助这些组织体所确立了系统关系，自组织的过程获得了意义。如果说传统信息定义体现了机械的、表征的特征，上述信息定义则是对信息传统定义的一种反叛，这种信息定义隐含着系统秩序的观念，体现了系统秩序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隐缠序观念阐释这一反传统的信息定义。
隐缠序观念假定每一事物都卷入到其他别的事物之中，换言之，任何事物都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如此一来，如何能够将相关信息和无关信息区分开来? 区分的标准是: 信息的内容一致，或与语境相融洽，这一信息被认为是相关的; 与此相反，当信息的内容不一致，或与语境相冲突，这一信息则被认为是无关的。
尤尼斯等人指出，一方面，生物体可能发展了基本的系统技巧，形成了身体的自组织过程，从而能够为适应环境而做出调整。随着生物体和环境的共同发展，这些系统技巧进一步发展，促使相关性标准涌现，促成了适应社会要求的更加精巧的调整。在此意义上，相关性的观念预设了对极高秩序的感知行为，而且这一感知行为不能严格地为规则所掌控。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忽视相关性观念，不懂得语用和社会的层面在我们的智能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例如，人们往往通过计算表征的方法阐述技能，但是技能总是有着深刻的生物学、社会和历史语境根源，涉及正确使用有意义的信息。在智能行为领域，生物体与有意义的信息密切相关，生物和社会文化信息流在其系统的、非机械的方面，为正确分析有意义的信息提供了一些附加的约束。显然，这些特点无法通过机械化的策略予以阐述。由此，我们认为，重构心灵科学应该选择一条非机械的进路。
四 结 语
对心灵机械进路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新的认知革命，它将人们的目光从形式算法引向内容和意义。
由此，我们对心灵科学有了新的诉求: 心灵科学终极目标显然不是机械进路所能企及的，它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科学研究范式，还需对心灵的意义问题有所承诺。可以说，心灵科学意义重构的非机械进路为兑现这一承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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