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并探询知识的可靠基础是人类的古老理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追求确定无疑的知识，他们在自然科学中找到标准的范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结论和科学的假定都是不容置疑的，科学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图景都是具有坚固基础的探索系统，因而是科学的知识。而那些神秘的算命者、虔诚的占卜者、神经兮兮的牧师和信誓旦旦的宗教预言家，他们的知识系统只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沼泽之上，没有科学性可言。
近代以来，科学逐步取得傲视群雄的优越地位，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20 世纪在西方极为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其实是概括、巩固和宣扬这一观念的哲学宣言。按照科学哲学家石里克的意思，科学合理性是通过理性的逻辑道路自经验得到的，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种，一种通过逻辑的分析就知道它的真假，例如“太阳不是非太阳”，“这小孩后天出生”; 另一种通过经验的考察就可以得到验证，例如“水往低处流”或“太阳从东方升起”。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没有意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逻辑和经验都拿它没有办法，无法确定它的真假，这样的形而上学命题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应当把形而上学逐出科学的乐园。这样，合理性就等于“逻辑 + 经验”，而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也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但是，很多研究表明，逻辑合理性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看看逻辑主义的大师卡尔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一书，你会惊讶地发现，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系统和确证理论面对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确证度是多少?
归纳逻辑算不出来。如果合理性仅仅由归纳逻辑来判明，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广义相对论看成是非理性的。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标准”的科学理论中。因此，我们只好给整个科学都戴上非理性的绿帽子。逻辑合理性的目标是凭借科学的方法保证科学知识是真的、可几的、进步的或高度确证的。但这样的目标就像肥皂泡中看不中用。还是那个卡尔纳普，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他精心炮制的合理测度理论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按照归纳逻辑的合理测度理论，任何全称的科学理论的确证度都是零! 就是说，一个理论是否得到确证完全没有区别。
这就出现一个悖论: 由科学知识是真的、可几的、进步的或高度确证的推出科学知识不是真的、不是可几的、不是进步的，也不是高度确证的。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理解科学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这样一句话: “这个定律已经得到很好的确证。”
对逻辑合理性模式的狂轰滥炸主要来自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赫斯、鲁迪威克、坎宁娃、巴恩斯、布劳尔和夏平等抓住科学史中的几个事件，竭力表明在科学决定过程中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因素起着明显的作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甚至让非理性成为科学家在竞争的科学理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最后仲裁者。新理论在解释经验事实时，既有所得，也有所失。这一“库恩损失”现象使得以往的累积进步观名声扫地，我们凭什么断言，科学何时进步? 科学是否在进步? 除此之外，库恩的“范式转换”、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都是投向逻辑合理性阵营的重磅炸弹。
文化相对主义的轮番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科学的优越地位。科学只不过是一组普通的信念，与其他信念没什么两样。西方人尊重科学，热爱科学，不是因为科学具有合理的基础，而是因为西方人世代生活在一个崇尚科学的文化传统中。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信念都是教条和意识形态，在教条和意识形态之间作出选择只能是主观的，非理性的。
面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挑战，对科学合理性的阐明似乎有三条可能的道路: 一是改良，二是投降，三是创新。改良就是对传统的分析作出微小的改进，继续为科学寻求牢固的直觉基础，从而证明逻辑合理性模式还是有用的。拉卡托斯对波普理论的修改，萨蒙对莱欣巴赫理论的调整，欣蒂卡对卡尔纳普理论的修补，虽然绞尽脑汁，但仍然不能突破传统的困境。投降就是在传统的困境中找一个安乐窝，把威望、权力、年龄、宣传等大量非理性因素放置在科学中，使之成为科学发展的内在主导因素。但是，如果科学史上的一切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科学的规范性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规范性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如何解释科学家都曾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这又是一个悖论:
从解释一切导出并不能解释一切。看来，改良和投降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唯有另辟蹊径，走创新之路。这条道路不是纯逻辑的、纯规范的，也不是纯历史的、纯描述的，它是由逻辑与历史、规范与描述交错编织的一根缆绳。劳丹选择了这条道路。
1977 年，即拉雷 · 劳丹 ( Larry Laudan) 36岁那年，他的独立专着《进步及其问题》一炮走红。从此，劳丹成为库思和费耶阿本德之后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我最初对于劳丹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了解得益于方在庆先生的中译本。传统的合理性优于进步性，对进步的解说依托合理性。传统的进步就在于连续地接受最合理的理论。劳丹颠覆了传统合理性的优越地位，不是用合理性解说进步，而是用进步解说合理性。劳丹的进步就是解决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消化经验反常，并避免概念上的困难，从而使得理论的追求切近实际，无须受真理乌托邦的困扰。劳丹的理论像炎夏的一股清风，给你一份舒适和愉快，它没有逻辑主义那样严格和死板的理性规范，也没有历史主义过分强调历史和非理性的嫌疑，它似乎在走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可是，这就像大姑娘走钢丝，并不好走，一不小心，不是滑向左边，就是滑向右边。劳丹的走钢丝理论遭到大量的诘难。
数年之后，劳丹的思想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解决问题不再是科学的唯一目标了，科学只是在理论、方法和目标之间保持动态的协调和平衡。看来，劳丹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哲学家。
劳丹之所以从解题模式转向网状模式，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劳丹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受到来自传统阵营的克里普斯和卡勒顿的冲击。克里普斯以退为进，首先承认传统合理性理论的科学史确实错误地排除了“非反驳的反常”，然后表明，传统合理性理论也可以解释或说明“非反驳的反常”，企图剥夺劳丹解题模式对“非反驳反常”的独家解释权。克里普斯也承认，劳丹的概念反常也向传统的合理性理论提出严重的挑战，因为传统的合理性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理论不能作出解释或预测相对于不能实现其他目标是更大的缺陷。但是，劳丹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卡勒顿否认“已解决问题”是进步的基本单元，因为理论所描述或解释的可能是问题里的事物状态，而不是问题本身，所以“已解决问题”如何从还没有成为问题的事物状态中分离出来就成问题了。图尔敏对概念进步有过专门的研究，卡勒顿借助图尔敏来批评劳丹，指出对概念进步的探讨不必与问题相联系，这自然对劳丹形成较大的压力。麦克穆林、萨卡、夏佩尔和吉尔等对劳丹放弃传统真理概念的做法十分震惊。麦克穆林严厉指出，解题不能代替真理! 科学的根本目标是达到真理，具体目标是解释事实，科学通过具体目标达到根本目标。劳丹对进步的算法十分简单，达不到回避真理的目的。萨卡论证，解题合理性模式必然导致真理观念，没有真理观念，解题模式就没有意义，科学活动将一事无成。我们只能以不变的东西把握变化的东西，所以，合理性论争中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何者在变? 何者不变? 在劳丹眼里，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都在变化，唯有解题的目标不变。但赛格尔却要在变化的科学方法中寻找不变的特征，例如，关注解释的恰当性，坚持检验，赞同归纳支持等。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某一科学方法的唯一性。赛格尔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传统中能够找到不变的东西，还要劳丹的解题做什么呢? 解题模式是工具合理性( 或手段—目标合理性)的一种形态，而劳丹是属于那种视工具合理性为唯一合法的合理性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为了进一步打击劳丹的解题模式，赛格尔竭力证明，工具合理性不是绝对的基础，它依赖于一个非工具合理性概念。劳丹为其解题模式的大尺度理论辩护的一个根据来自历史主义，即凡更好地符合科学史的合理性理论就是好的合理性理论。加伯证明，新的大尺度理论并不比早期的实证主义更适合科学史，两者对合理性概念而言都同样是狭隘的。加伯试图从元方法论层次上剥夺解题模式对解释科学史的优越性，把解题模式与实证主义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来自传统阵营的冲击不可谓不猛，但是，劳丹泰然处之，该出手时就出手。克里普斯论证传统合理性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非反驳反常”的对策，劳丹表面上认可这种可能性，但却悄悄摧毁了克里普斯的立论基础。克里普斯的两个立论的论题，即一个已知理论为证据提供唯一支持，两个竞争的理论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都不是传统合理性理论的大师波普、亨普尔和内格尔所承认的。对于萨卡的批评，劳丹则从正面予以反击。理论在语义上的真不能保证理论在认知上的真，萨卡混淆了语义问题和认知问题的区别。萨卡的“比较疑难”只能难倒波普和拉卡托斯的进步标准，但难不倒解题标准。因为波普和拉卡托斯的进步标准要求好理论拥有其竞争对手的所有成功，而解题进步标准只要求比对手解决更多的经验问题。劳丹对赛格尔的反击暗含着他在元认识论层次上的重大转变。在批评赛格尔低估了工具合理性的应变能力、看不到认知合理性是一种工具合理性时，劳丹已经在元认识论层次上采取了规范自然主义的立场。规范自然主义既不把方法论规则看成约定的，也不把方法论规则看成自明的，而是把对方法论规则的辩护归结为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赛格尔把方法论规则看成是先验的，但他提不出理由。劳丹证明，规范自然主义比直觉主义和先验主义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因此，当加伯批评劳丹的直觉主义元方法论时，劳丹早就胸有成竹，与加伯一起来分析方法论直觉主义的缺憾了。不过，劳丹还是认为直觉主义比没有元方法论好，只是因为它的威力下降，我们才不得不探寻一条非直觉主义的途径。
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之后，劳丹半被动半主动地撤离解题合理性理论的阵地。劳丹明显感到把解题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失败，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构造了网状合理性模型。网状模型针对传统的塔式模型从事实、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不同层次的关系上重新考察科学变化的动力和机制。塔式模型让方法论来仲裁本体论层面上的分歧，让价值论来仲裁方法论层面上的分歧。
价值论是最高仲裁机关，在价值论层面上的分歧要么不存在，要么存在了也不能解决。劳丹抨击塔式模型不符合科学史，是一厢情愿。因为方法论规则不充分决定理论，认知价值也不充分决定方法论规则，更糟糕的是，让价值论成为最高仲裁机关，它本身内部的分歧和一致的形成就没有合理性可言。因此，劳丹打破了塔式模型中的森严的等级次序，将塔式模型中理论、方法和目标之间的单向说明关系改为双向说明关系，构造了一个三合一的辩护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能孤立地谈论理论、方法和目标的合理性，谈论其中任何一方的合理性都要看到它与其他两方面的关系。由此，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整体理论变化图景不同，劳丹构造了他的分段渐变的科学变化观。劳丹断言，从地理学上的灾变论到均变论，从光学上的微粒说到波动说，等等，都不是格式塔的整体变化，而是某个或某两个层次上的变化首先发生，再带动其他层次上的变化。在西方科学界和哲学界，流行着一种比相对主义更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科学实在论。这一流派要求科学家给出物质世界深层结构的真的或近似真的说明，其代表人物有普特南、牛顿—史密斯、波义德、塞拉斯等。劳丹以网状模型为依托，向实在论发起攻击，成为反实在论大军中的一支劲旅。
从解题模式到网状模型，劳丹反实在论的立场始终如一，从未动摇。但在两种合理性模式的设计上反映出劳丹的很大变化。在解题模式中，手段与目标合一，目标是唯一的，最高的，不变的; 在网状模型中，手段与目标分离，目标是多元的，可变的。劳丹并没有赋予网状模型中的目标以平等的地位，也许出于对解题模式的留恋，他仍然把解题看做最好的目标，但其合法的根据何在? 这是一个悬案。网状模型照样受到多方攻击。卢格要寻求比劳丹更彻底的路线，萨普斯批评网状模型对科学实际的说明仍然不太清楚，沃诺指责劳丹为相对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劳丹也不手软，抓住比较显眼的沃诺进行反击，论证沃诺的观点缺乏可靠的基础。
哲学家内部的纷争引狼入室。一些社会学家看到科学合理性问题在哲学内部得不到统一的说明，便企图趁机用社会学占领对合理性的解释领地。他们打着“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旗帜，高呼“社会学转向”的口号，深入到合理性的腹地，要用社会原因夺取对科学信念的第一解释权。强纲领的首领有巴恩斯、布劳尔、玛丽·赫斯等。布劳尔的《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是对强纲领的第一次最集中、最完整、最清楚的表达。强纲领似乎卓有成效，其势头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在哲学内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面对这一态势，劳丹是保持清醒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劳丹不愿跟风，更不愿意放弃他的合理性阵地，在《超越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中，他对布劳尔版的强纲领的意义及其预设提出质疑，于是，论战又起。
“合理性之战”精微而有趣，主人翁劳丹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信念坚定，英勇果敢。这场战争的战火也烧到中国。青年学者马雷教授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不仅点评各个大小战斗和整个战役，也介入其中，他的立场、观点和策略已经基本形成，并浓缩到他构思的协调论之中。在危机四伏的合理性领域，协调论延续了劳丹模式所蕴涵的巨大的生命力，也吸收了各派合理性理论的可取之处。协调论似乎是想用劳丹所走的那种钢丝结合各派合理性理论的有益材料编织一条宽阔的空中走廊。协调论作者试图拉起一支新的队伍，其主干来自劳丹的残部，其成员来自各个方面，其口号是“凡协调的就是合理的”，其行进路线是那条空中走廊，其最终目标是真理。
协调论注意到，几乎各派合理性理论的主将都欣赏理论作为整体所具有的那些合理性特征( 亨普尔称之为“渴望之物”，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 。逻辑主义的内部批评家之一亨普尔曾指出，理论系统的比较和鉴定涉及清晰性和精确性、形式的简单性、说明力和预测力、被经验证据证实的程度等特征。奎因认为合理可接受的理论应具备七个优点，即一致性、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学派的开创者库恩也注意到范式的合理选择具有共同的基础，他特别提出，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连同其他类似特征是理论选择的合理标准。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在以往科学哲学的理论设计中，这些整体性特征并没有进入核心，而是处于防御性的边缘地带。马雷察觉到，劳丹的那条由逻辑与历史搓成的缆绳正是因为缺乏这些整体性特征的元素而丧失宽度，所以很容易遭到攻击。
所以，协调论要将这些元素整合起来，归入“解题”的效力、方式和力度，即协调力的名下。协调论想架设这样的空中走廊，它由三根逻辑与历史搓成的缆绳为主线，即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然后在三根主线上平行铺设横木，每根横木与主线的交叉点形成单一的协调力( 直接可追求的相对目标) 。在经验协调力的主线上，这些交叉点包括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 在概念协调力的主线上，有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交叉点; 在背景协调力的主线上，有实验、技术、思维、心理和行为等交叉点。每根横木的平行代表每根“横木”的作用和地位都是一样的，无尊卑等级之分。因而，协调论是一个“平权”理论，以往的根本性的“经验”被颠覆，让位于“协调”。背景主线上的每一个交叉点都与另两个主线密切相关，但其独特的作用犹如人之五官，意在为科学理论的合理进化保留与环境交流的机制。
协调论的理论设计还包含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消除“渴望之物”的歧义或模糊，在“问子”和“解子”的基础上统一定义诸“渴望之物”( 或诸“单一协调力”) 。理论是由问题和对问题的解答构成的，问子是问题的事物状态，解子是解决问题的要素，使问子成为这些要素的逻辑后承的那些东西。从协调论对经验简洁性、概念明晰性和背景技术性所作的尝试性定义和案例分析来看，这一目标似乎是可能的。果真如此，合理性理论的自洽性和严密性将得到保证，合理性领域的诸多纷争将得以平息。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设计大大提高了对科学理论进行统计学评价的可能性，只要统计问子数或解子数，按照定义就可以计算一理论的单一协调力，进而计算该理论的综合协调力。这样，理论的单一协调力、局部协调力和综合协调力都可以在量化后得到比较。数学化的评估体系可能为科学哲学进入计算机应用准备理论条件。这一前景固然十分诱人，但我怀疑劳丹所遭遇的量化疑难可能仍然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因而影响该理论的实际可操作性。
合理性的路径不止一条，但我隐隐感到协调论指出的这条路径有着深远的前途。协调论处处体现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于太极中爆发力量。协调论的标准是一个三合一标准，倡导合理性、进步和真理的统一。合理性在于协调性，进步是协调力的增长，增强理论的协调力是逼近真理的手段。但是，协调论对真理一词已作出新的诠释，其协调真理观使我们不知道他是实在论者还是反实在论者。也许，他既不是实在论者，也不是反实在论者，他仅仅是协调论者。理论的设想是一回事，理论的构建又是一回事，协调论给我们的不过是一张空中走廊的草图，它是否能够变成现实，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这还暂无答案。我不相信合理性问题会有最后的解决，但我相信一种新的思路会改变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激动中有一份清醒，于景仰中存留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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