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机”是一个关联很广，含义丰富的字，很多重要词汇都与它有关，如生机、危机、机遇、机器、机制、机体等。 关于“机”的哲学思考，可以引发很多理论问题，从中获得一种融贯性的深入理解。
一、 关于“机”本身
“机”的繁体字是“机”，来源于“几”。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读，“几”的意思是“微也，殆也”。 它由两个“幺”字和一个“戍”字合成，“幺”的本意是幼小的儿童，“戍”的本意是“兵守”。 用两个小孩子把守城池，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种预示危险的征兆称为“几”，引申为各种事物变化的萌芽。
对“几”的探究可以见微而知着，及时防范风险。 《易传·系辞上》说：“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易传·系辞下》说：“君子见几而动，不俟终日。 ”明代方以智提出“通几”之学，认为“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几”已有事物隐含的变化规律之意。 简化字将“几”变为“几”，从字面上很容易使人忽略其中的深刻含义。 因为“几”的本意只是古代的一种小桌子，如茶几，并不具备“见微而知着”的价值。
“机”的最初含义是弩箭上的机关，即“弩牙”。 一扣扳机，弩箭就会发射出去。 现代枪炮上的扳机和发射火箭导弹的按钮是同样的道理。 从原理上看，“机”意味着对器械运动过程和结果的控制，而且是以微小代价取得显着后果，这里体现了“几”的价值，即抓住事物的苗头就能控制其发展。 显然，这是一种智慧和巧妙的体现，因而称之为“机巧”。 “机”的偏旁是“木”，意味着最初的器具和机关是木制的，但后来金属制品取代了木制品，因为金属制品质地坚硬，便于精细加工。 顺便提一下，将“机”简化成“机”，在现代语境中似乎对其本意损失不大，所以下文还是用“机”来代替“机”加以考察。
汉语中很多由“机”生成的词汇，都具备由微小因素引发重大后果的特征，如商机、战机、时机、机遇、机会等等。 “投机”的本意是迎合时机，而“取巧”是投“机”的目的和效果，但“投机取巧”从整体看则带有贬义，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种行为会造成对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不良冲击。 “机会主义”也带有贬义，因为将“机会”的作用绝对化，容易急功近利，丧失原则。 在合理的范围内，充分利用“机”的价值，主动控制事物的发展趋势，利用较小投入获得较大回报，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应该予以肯定和足够重视。
二、 关于“机体”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哲学中并没有完全对应于“机”的词汇，但有专门对应于近代汉语中“机体”的词汇。 英文词“organism”译成中文就是“机体”或“有机体”，这个词源自“organ”，原意为风琴类乐器发声孔腔，引申为“器官”、“机构”。 由于大多数生物是许多器官的集合体，一般就把生物称为“有机体”。 1807 年瑞典化学家柏齐里乌斯对化合物加以分类，将含碳原子的复杂化合物称为“有机物”（organic），因为这类化合物是机体生存所必需的组成要素。
“机体”这一术语最初着眼于生物器官功能，表明这种机能是非生物体没有的。 “有机性”、“有机整体”、“有机联系”等词汇都由此衍生出来，并且可以表示具有此类特征的非生物体，如社会组织、观念体系等。
为什么要将具有生命和类生命特征的事物称为 “机体” 呢？ 换言之，“机体”和“机”有什么关系？ “机体”的特征在于蕴含“生机”，从萌芽状态逐渐成长为成熟的生物体。 而且生物体自身的调控也是“见微而知着”的，即以局部微小的调整换来整体上规避风险，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越是高级的生物，其内部器官、组织的结构和功能越复杂，利用局部微小调整创造发展机会的本能也越强。 “机体”和非机体事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机体”作为整体，与其局部的器官、组织、细胞处于“共生”状态。 整个机体的生存取决于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又决定了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 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是靠整体调适体内外信息、能量、物质而实现的，“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反过来，各局部（器官、组织、细胞）的生存又共同决定了整体的生存状态，它们处于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之中。
人类通过实践途径将生理机体特征赋予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就会形成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 社会机体是由个人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机构、团体、单位，包括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家族、姻亲，也包括非血缘关系的社团、政党、军队以至国家。 社会机体各有其特定功能和运行规则，这就是所谓“机制”。
个人相当于社会机体的“细胞”，但由于个人的自由度较大，相互作用方式丰富，所以社会机体中的有机联系可能以多种方式存在，甚至形成很长的链接。 这就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机缘”，即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逐渐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显着成果。
“机缘”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及时识别和把握。至于精神机体，情况更为复杂，人们的文化传统、观念体系、知识结构、心理活动、宗教信仰等，都可能成为精神机体，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相互渗透。 每个人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人之间共同的观念体系也构成有机整体。 教育和文化传承是精神机体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途径，家庭影响和社会习俗也在精神机体的生成和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 关于“机器”
人们常把“机体”和“机器”看作对立的两极。 实际上，两者有着隐蔽的内在联系，其共性就在于都与“机”相关。英文中的“organism”和“machine”从字面上看并无联系，但译成中文后却都有一个“机”，这是意味深长的，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机体哲学的独特理解，即抓住了“机体”和“机器”的共性。 机器也是人类将生理机体特征赋予对象事物的结果，只不过这里的对象事物是非生命的物质世界，而被赋予机体特征之后成为“人工机体”。
英语中“机器”的一词源于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表示由各种零件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用途的整体装置。 在清朝末年学者翻译西方科技术语的过程中，如控制装置（机）、工具或器具（器）这些中文词汇，被应用到了技术系统上。 当时江南制造局的中文专门名称就是“机器制造总局”。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之所以看上去不像“机体”，主要是其金属材料的材质，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 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智能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机器似乎越来越具有“人”形，“机器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变种。 尽管机器可以拆卸并重新组装，在这一点上并不像生物体，但机器运行起来各部分是存在有机联系的。 机器的运行也需要内在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这和生物体的自我调节功能类似。 机器虽然不会自动生长或发展，但可以按照人的指令自动运行、自动复制、自动升级换代。 机器中的“机”，体现为对机器结构、功能和运行状态的有效控制，而且机器结构越复杂，功能越强大，其最终控制的手段越简单，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只需一些仪表盘和按钮即可掌控。 机器的设计就是设法调动自然界的能量和物质，通过较小的人力投入实现巨大的收益。
机器的设计和运行原理建立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基础上，而力学、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给出的机械原理是充分透彻、可靠的，这使得一些学者相信生命现象甚至更复杂的机体也可以在机械原理基础上得到解释。 于是就有了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和拉美利特的“人是机器”的学说。 这种思路给人的印象是，“机器”要比“机体”更为根本，但它却忽略了机器构成和发展过程中机体因素的渗透。 因为这种思路的根基是“原子论”，即认为世界的演化是沿着原子、分子、大分子、生命、人类的顺序进行的，而机器基本属于非生命领域，人类只是将实用需要赋予了机器。 实际上，从最初制造工具开始，人类就已经将自身的机体特征不断渗入设计加工、制造过程中。 19 世纪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指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投影”，马克思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延长”，20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盖伦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补偿”和“器官强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工具与人类生理机体的密切联系。 机器是不同工具的系统整合，其整合方式也体现了“机体”的基本特征。 机器的控制机构相当于生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工作单元的协同运行相当于生物器官的配合。 机器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需要保养和维修。 当众多机器形成巨大的技术系统时，就会体现出自身发展相对独立的特点，埃吕尔称之为“技术的自主性”。 技术体系的这种“机体”特征，正是机器隐含的“机体”特征的集中体现。
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正在逐渐缩小“机器”世界与“机体”世界之间传统的认识鸿沟。 机器的发展趋势，是由机械化演变为自动化和智能化，即越来越具有生物以至人类的特征。 机器也正在介入人体生理活动，如心脏起搏器、大脑芯片、人工肾脏等。 当然，机器这种“人工机体”不可能完全替代生命机体的地位和价值。 无论智能机器多么发达，要想超越人类智能并控制人类，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不过，从机体的普遍特性角度分析智能机器的发展趋势，进而理解机器的本质特征，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四、 关于“机体哲学”
关于“机”的哲学思考，最终要归结为对各种机体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的哲学反思，这就是机体哲学的任务。 机体哲学在西方和中国古代都有漫长的研究历程，但社会影响有限，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的原因值得反思。
在西方哲学史上，机体哲学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着将“机体”特征泛化的倾向，将世间所有事物都看作机体，都具有灵魂。 水、火、土、气之所以被看作万物的本原，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变化出同样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其他事物。 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在说明世界本原方面也具有机体哲学特征，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将灵魂、目的性、和谐关系和等级意识等机体因素纳入其中。 近代科学兴起之后，机械论世界观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出现了将复杂的生命、意识和社会现象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规律的趋势。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机体哲学研究上独树一帜，产生了深远影响。 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解，上帝的技术产品即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机的，而人造机器由机械的部件所组成，并不具有有机性。 这一点造成了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区别，亦即神的技艺与人的技艺的区别。
此后，怀特海用 “事件”、“关系”、“过程”等一系列适合研究机体特性的新范畴，取代传统的“物质”、“实体”等范畴，构建了现代机体哲学体系。 进入20 世纪之后，汉斯·尤纳斯提出“责任伦理”，也是以其对生命现象的机体主义哲学研究为基础的。
尤纳斯通过对诺斯替主义的分析，试图克服人与自然的分离，反对通过技术手段对自然的不恰当的改造和控制，主张以机体主义的方式为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提供解决途径。总的看来，机体主义在西方虽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还没有成为影响很大的学术领域。 而且，西方哲学传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分析和解释机体现象时也有局限性。 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但逻辑分析必须进行“不可分割的分割”。 对机体事物的认识很多时候依靠直觉，而在逻辑分析的框架里难以对直觉过程进行深入解剖。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行性，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有着机体哲学的研究传统，但基本建立在直观体验的基础上。 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精气说”和“元气说”是机体哲学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精气”或“元气”化生的结果，这同样有一种将“机体”泛化的倾向。 古人经常用生命机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比喻和解释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有关现象，甚至解释某些非生命物质活动过程的机理，难免有许多牵强附会的理解。 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称为“有机自然主义”，认为它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是有价值的。
中国古代哲学在对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认识上有独特贡献。 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协调社会机体正常运转的功能，其主要手段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发展精神机体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理念，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各个知识领域的相互贯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提出了机体哲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和规律，为机体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哲学家比较关注直观体验的过程和机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认知模型，比如强调“关系”意义上的“存在”，即有机联系网络中的存在；主张“心之官则思”，将“象”作为“心”的认知对象，提出“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认知阶段，使直观体验的过程不断深化。 在方法论上，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古代经典中的一些思维规则，成为协调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思想准则。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成果由于缺少逻辑思维的严格追问和整理，总体上看比较笼统，不够精细，解释空间过大。 这就使得它们很难同近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相沟通。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两者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很多范畴、原理和思维方法不能一一对应，很多人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 关于“机”的哲学思考，可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启一条新的思路。 “机”是这两类哲学共同关注的主题，而且两类哲学的思想资源存在互补性，以此为基础可以设想将它们统一到一个更大的机体哲学理论框架之中。 这种机体哲学对各种机体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的认识，将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营养，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统一起来，提炼出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果。
五、 结语
对“机”的哲学思考，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也是一个崭新的哲学话题，这是因为古老的话题在当代的背景下呈现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征服自然界转向改造人类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生活质量。 高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代变革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显示了从整体上思考和处理人类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必要性，也凸显了对“机”的哲学思考的迫切性。 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代化进程中反传统的倾向激烈冲突，很多问题呈现久拖不决的态势，表明有一些深层的思想问题正在浮现出来，需要在理论层次上加以解决。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看待机遇、机制、机体、机器这些涉及“机”的重要范畴。
在现实生活中，对“机”的关注越来越明显。 从战略机遇期的选择、风险的防范、危机干预，到企业对商机的把握、个人对机会的偏好，都使人感到“机”无处不在，不容忽视。 人工机体即各种机器对人的生理机体的影响，现在成为生态保护、生命伦理、工程伦理的重要课题。 社会机体的反腐防变，合理的社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 精神机体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和心理状况、家庭生活的状况以至社会文化的传承状况。 由此观之，机体哲学研究的社会需求正在增长。 机体哲学研究可能带给人们思考问题的一些新的路径和方法，使原来很纠结的一些问题在一个更开阔的视域中得到新的答案。
比如，在看待西方文化中比较明显的推崇个性、自由、民主的社会特征时，如果从机体哲学角度看，应该意识到这些社会特征是同西方社会机体高度规则化和制度化的特征相联系的。 只不过前者处于显性状态，而后者由于人们习以为常而处于隐性状态。 前者如果没有后者支撑，很容易使社会生活出现无序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比较明显的推崇人际关系、情感和伦理因素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同自然经济以至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机体的整体约束特征相联系的。 一旦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个人和组织的自由选择余地增大，而制度约束尚不完善，社会机体的某些局部组织和“细胞”就可能恶性生长。 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更为细致的机体哲学分析，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机体良性发展的机制。
又如，在看待社会流行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的特点时，一方面要看到多元化可能带来思想的活跃和平等意识，另一方面要看到多元化可能造成精神机体的发展缺乏整体性甚至无所适从。 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过于强大，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形成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与冲突。 要建立现代人的精神家园，避免自我处于被分裂的状态，就需要重塑健康且充满活力的精神机体。 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目前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规范、生活目标、审美意识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 一些人的精神机体呈现不健康的状态，需要及时修补。
机体哲学可能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中国哲学研究要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就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促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从中提炼出有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又有现代价值的思想成果。 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