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西方出版了一本科学哲学着作《反对方法》，它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在各国的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书中作者费耶阿本德以反对一切权力或权威控制科学的言论使人惊奇，其副标题“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领”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一个学说或学术观点的提出都有其产生的根源及基础，该书旨在破除科学进步中对理性过分重视无疑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反对方法”这一猛药在给人思想上启迪的同时是否是一剂良药又广受世人争议。
费耶阿本德提出“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并推导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但政治上的这个饱受争议的“无政府主义”是否也可以“拿来主义”，成为科学认识道路上的方法论，还是有待商榷的。“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主张废除国家制度，强调个人“绝对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显而易见这种绝对自由否定了政治，却无法把政治从地球上抹去，只是将它掩盖起来而已，并且“无政府主义”并非不参与政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的言说方式参与政治，既试图抹杀掉政治本身，也无法抹掉对政治的认识以及政治的真相。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过“无政府状态明显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是与社会的整个目标反向而行的，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把强力法则归属于最高的法则……人们也常常愿意在规范权威与人人自由之间设定一条鸿沟，这简直荒谬至极！恰恰相反，自由（我指的是一种合理的自由，是社会应得到尊重的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
经济视野中的“无政府主义”——“看不见的手”曾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那段时期，垄断的产生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扭曲了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导致出现的“市场失灵”，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不稳定，甚至社会不安全和政局的动荡。我们不难看出“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以及实践中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在此认识论基础上产生的方法论“反对方法”必然需要我们审慎视之。其为拨乱反正只注意到并夸大了某些现象，忽略了其内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固有规律.而这套规律在多年的实践中以历史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其指导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的同时略去很多事情。费耶阿本德因其思想之大胆，极端、片面性甚至错误而多为后人所批判。但在“科学为理智代言”，“理智为科学张目”的时代，伴随而生的“科学主义”，“唯科学论”在被我们反思的同时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也正彰显着其“什么都行”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从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有价值的成就，相反地，它正是把两千多年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接受过来并加以改造。”
作者主张在科学活动中不排除使用任何方法，甚至看似无价值，非科学的如神话、巫术、宗教的方法以及宣传、劝诱等，其目的恰恰是要破除理性的禁锢、传统的束缚，从而达到科学的真正自由。德国哲学家尼古拉说过“有学识的无知就是知识”，理智有一种追求真理的欲望，这种欲望总是片面地追求一个对象，总是想抓住当时它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必然带有时间空间的相对性，认识不到对象的全体。费耶阿本德强调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主张张科学方法的多元化，他认为任何思想，不管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人类的知识。整个思想史都可以吸收进科学，用来改善每个单一理论。甚至只要有需要，政治干预也能拿来克服科学沙文主义。这一点《历史的辉格解释》作者巴特菲尔德在1950年一篇题为“科学史家与科学史”也有类似的观点。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目前基本被所有的人所认可，我们在受益其直接间接使用价值外，其潜在的使用价值更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宝库。如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屠呦呦，她在黄花蒿中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成功挽救了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生物多样性是整个生态平衡的表现及保障，对人才，对科研方法、科研态度、科学精神判断的多元化也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以及内在要求。当我们过于因循以前的套路方法范式带来研究精神同一性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视角的狭隘，创新精神的缺失甚至出现学界万马齐喑的现象。两百百年前中国积弱时，龚自珍发出振聋发聩之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太阳既照宫殿也照沟渠，但未染到污垢，卑贱可鄙的事例中也会发出最美妙的光亮使人得到最好的知识。
萧伯纳写到“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界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界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科学有其毋庸多言意义，弗洛伊德也曾反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以至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做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智慧让人看到了科学界一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但“推动人类的幸福”未必只有科学。费耶阿本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有时冷静“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但有时又很激动“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只是人发展起来的众多意识形态的一种，并呼吁不要让科学成为一种与国家结合的新宗教，要求人们随时对科学都要持有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同时，要过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以及相应地要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就必须拒斥一切普适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马克思认为，历史自有其议程，正在把我们引向必须去的地方，并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上个世纪的“反对方法”、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争都在各个方面暗示了科学理论一元论的弊端。而一个被历史证实的假说也似为其背书“在各个方向上（因冲突）……分裂成若干部分的社会，与只分成两部分的社会相比，被暴力毁灭或者走向崩溃的危险更小。”，非正统思想的空间越大，多产的思想冒险事业的前景也就越好。这个时代需要一位像弗兰西斯培根一样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思想的伟人，就是他，费耶阿本德应时而生。
【参考文献】
[1]（法）涂尔干.渠东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
[2]《列宁选集》第四卷3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