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翻译本质的研究及启示

　　1、国内关于翻译的讨论多是词汇间的转换或是翻译策略方面的研究,比如直译还是意译,这与西方所说的“词对词、句对句”翻译概念非常类似。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翻译本质总体来说是被忽视的。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翻译与对等理论、比较文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翻译就从语言层面拓展到与语境相关学科的宏观视野当中。

　　有人说翻译是科学,还有人说翻译是艺术,但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两者的结合,它都应该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哲学对其他学科具有指导性。在古希腊,人们把哲学视为研究智慧的学问。爱因斯坦对哲学的定义是: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哲学是智慧的集合,而翻译可以理解为译者用智慧把原文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因此,翻译与哲学是紧密相连的。

　　德里达认为,翻译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意义传递的可能性这一基本问题。翻译家或者翻译理论家对哲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哲学家对翻译问题的思考。翻译研究被哲学牢牢吸引,是因为哲学为其研究提供了概念指导的可能性,哲学理念被认定为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或者如德里达所说:

　　哲学应该被赋予调查事物本质和事实的权力。按黄忠廉先生的说法:“在漫长的翻译实践中,人们逐渐地形成了对翻译活动的一般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翻译观。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

　　2、柏拉图强调意义具有普遍性,且在经过语言传递前后都具有安全性。即一个事实(实际意义)在跨过语言边界后,其本身意义依旧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并未因为受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丝毫的扭曲。柏拉图在阐述这一哲学思想时并未从翻译层面加以考虑,更没预料到它对翻译研究的深远影响。依据他的观点,人们亦步亦趋地认为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形成了一种隶属关系,原文和作者总是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哲学观点盛行了几千年,译者不但要隐身,而且被看不见的镣铐捆绑了几千年。

　　本质传统中“本意不变”“灵魂不变”是柏拉图思想的精髓,他所倡导的二元对立思想即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思想、能指和所指、语言和意义等不仅可以分开,而且还可以独立存在。语言被视为提供原来意义传输和交流的稳定载体,这样意义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载体安全地被运送至别处。既然事物本质不受我们影响,它们的名称又可以代表其永久不变的本质属性,那么这种属性必能超越任何语言障碍,又可以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得到重复和延续。依据这样的观点,已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的事实可以完全在另一种语言中体现出来,而且意义可以超越历史、语言、文化,作为意义传递的翻译过程亦被认为是简单的复制过程。德里达认为,黑格尔、康德、索绪尔、海德格尔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并把它称为具有稳定、真实、纯粹性质的真理。这样看来,语言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语言本身对概念或意义的形成或构建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同样,作为复制者,翻译者的作用是简单机械地模仿原著。翻译者被认为应该和事物分开,意义可以和语言分开,翻译在语际传输时应远离人为痕迹,译者本身的能动性亦会受到压抑。这样一来,译文对原文的从属地位得到了安全的保障。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被形象地比喻成衣服和身体的关系,语言像衣服一样被精心设计来保护身体。不管衣服(语言)如何精心变换,身体(意义)一直保持不变。由于受到衣服的保护,译者永远不能接触到身体(意义)本身,译者的工作就是换衣服。译者只是从事中立的、服务的、机械的传输性(更换衣服)劳动,译者的主体性被彻底否定。译作因此看成原作的派生,译者和身体(意义)因为衣服的阻隔而被彼此孤立起来,译者的隐身成为了翻译界的约定俗成。翻译的过程正如一个透明的过滤器,译者的干预是不允许的。译者、语言、翻译的内容都独立存在,而且互不干扰。译者机械地把一件衣服(原语)从身体(内容)脱下,换上了另一件衣服(译入语),身体却毫发无损,并且身体与译者不许有半点接触。这样,译者的创意和构建能力便被剥夺了,即使轻微的接触也将被视为触犯了“清规戒律”。

　　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和衣服的接触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许多人将英语“unless you have an aceup in your sleeve,we are dished”译成“除非你有锦囊妙计,否则我们输定了”。但英语中“have an ace up inyour sleeve”是西方赌博时的“王牌”,这种说法在英语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而“锦囊妙计”是中国战场上的巧妙计策,这样的成语在汉语中传递了几千年,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锦囊妙计”的翻译说明了,译者在进行双语转换时具有主体性,翻译内容必定受到翻译者的“触碰”和变通。因此,本质主义本身的缺陷为反本质主义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3、尼采作为反叛柏拉图思想的旗帜性人物,对语言做出了新的定义。他辩称,语言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如果意义或概念脱离了语言环境便不复存在,更谈不上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语言作为约定俗成的一个体系,通过它产生的每个概念都会留下人为的痕迹,甚至它会把不等同的东西通过语言符号人为地等同起来。Rosemary Arrojo 教授通过树叶来说明等同的不可实现性。我们所说的概念上的“叶子”只是理想化的叶子,我们通过概念原型来判定所有的叶子都是展开的、脉络分明的、尺寸合适的、有些卷曲的、带有颜色的。正是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使我们忘掉了不同叶子之间的区别,并产生了“相同的东西可以复制”这一虚幻。人们是为了形成概念而故意忘掉叶子间的不同,不过正是“叶子的概念化”使语言体系能够成功地运行。

　　人们往往忽视概念或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建的,甚至是人们创造的。由于构建它们的时代和环境不可能相同,概念或意义也就不能复制。文本在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时便不可能体现出完整的原有含义,因为它承载了其形成过程中历史和环境的痕迹。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Davis 所说“构建的东西易于改变”。当人们在尼采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过程中醒来时,翻译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把意义从一种语言传输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由此翻译的理念发生了转变:

　　在一种语言中的文本经过规范的梳理和转变后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曾经被数次翻译成英文。其中,赛珍珠的译文既体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又使西方读者易于接受。而沙博理的译文更适合美国口味,原因在于他是生长在西方的学者。两者的翻译难说优劣,它们都是译者基于自己的文化历史背景,从自己的角度对译文进行解读。Borges 认为虽然译者们表明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但他们的翻译作品皆带有他们自己的痕迹,译者注定要在译文中显身。这种痕迹既有归化又有异化,因此,译品某种程度上是重新构建了原著。《水浒传》的翻译是反映译者兴趣和其所处环境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应该批评这部著作翻译的不忠实性,而是认定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不同是译者的构建成分,这种认定内容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中心。例如,翻译对文化及身份构建的作用、归化和异化的关系等。

　　原文和译文的差异性研究是直接或间接用后尼采时代的哲学来研究的,这种差异同时是探讨原文和译文之间关系的最具创意的成分。译者接受这一事实的好处是译者可以在选择归化和异化时自己做出决定,并由此不再隐身。译者可以从 2000 多年来被禁锢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恢复其“自由身”,并逐步恢复其处理翻译的权威性。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写道:“翻译不依靠本意而生存,是本意依靠翻译而生存。”如果说原文在精神层面、历史层面延长了作者的生命,那么译文使作者在异域文化中获得新生。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能够传播至今,就是因为它们被不断地翻译和阐释(通过语内翻译或语际翻译),而读者读到的往往是更新的译文。德曼在评价《译者的任务》时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文本因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生命。正如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一样,翻译不但为其作品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其赢得了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解构主义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由翻译所产生的文本是创造性语言。译文不仅和原文地位相等,而且原文还得靠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尼采在意义传递过程中对语言作用的重新评估以及对事实与习惯、事实与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梳理不但对哲学而且对翻译学、人类学都意义深远。人们对语言的兴趣及语言的作用使许多以文化和主体性为核心的学科界限模糊起来。在这种前提下,翻译被理解成“规范的意义重组”,文化对翻译方式的影响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被理解成一种翻译。同样翻译研究不但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而且对语言殖民、性别翻译意义深远。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处理方式得到重新定位。当代哲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界面,这个界面超越实质主义者的束缚而使翻译学科活力四射。

　　译者由原来的机械性的模仿者变成了调节两种文化的“外交家”,因为他在表面处理文字的同时,必须留下文化空间,这样译者变成了“作者”———专门为异域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作者。凭借译者个人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人为地创造类似原文的译文,因此他在处理文化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学、读者接受程度等方面成了权威,从而凸显了译者的政治特点。在翻译层面上,从柏拉图的“意义可以翻译”到尼采的“意义是翻译的结果”绝对是质的飞跃,因为它意味着原文和译文不存在对称式的对等。从这一角度来看,翻译不再是从一个语言容器转移到另一个语言容器,因为译者选择的每一个词汇都揭示了他所处的历史、政治、社会环境,译文无论怎样都烙上了译者的“印记”。正如 Lefevere 指出的: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深刻探讨了语言哲学问题,尤其是“纯语言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哲学。”本雅明的翻译研究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展开的,他认为,尽管存在不同的意指方式,但依然可以指称同一事物,从而想证明“纯语言”的存在。虽然语言之间或大或小地存在差异,但它们之间具有可译性。德里达的《通天塔之旅》借用了“纯语言”的观点,通过《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来说明专有名词的多义性打乱了“纯语言”的建设,并使其成为不同的语言。犹如本雅明的比喻,“纯语言”好像一个花瓶,各种语言犹如这个花瓶的碎片。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个花瓶的碎片,即各种具体的语言。翻译的任务是把各种语言碎片接合起来,最大程度的恢复花瓶的原貌。

　　4、哲学对翻译本质研究的启示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实质主义到反实质主义。人们逐步了解了语言本质和意义传递问题,其内在规律可以通过翻译的深层次研究揭示出来。实质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安全性,它可以把意义安全地送达到目的语。而反实质主义认为,语言和概念都是人类发明和构建的,而发明和构建的东西都易于改变。这一转变不仅使传统的对等理论得到比较彻底的颠覆而且使我们以更通达的态度来对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其次,重新审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翻译不再是原文的机械性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因为原文要靠译文来生存,所以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例如,本雅明在 1920 年左右完成的《译者的任务》几乎被遗忘了,但是由于解构主义的风起云涌,各个国家的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才重新意识到其文章的含金量,《译者的任务》因此被译成多种文字,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续。由此可见,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多年形成的上下级关系、隶属关系被彻底打破,而译者也从被看不见的镣铐捆绑了几千年的桎梏中得以解脱。

　　再次,译者的痕迹在译文中得以彰显,译文会显现译者所处的历史、政治、社会环境,译者对原文的解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他所处的环境对他的限制,译文无论怎样都会烙上译者的“足迹”。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翻译,起始于研究意义传递的可能性,但它却能够把文化、译者、语言、翻译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翻译研究拓展到比较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为翻译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