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2.1 社会保障难堪重负。
2.1.1 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
莫龙18应用定量评估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 ACEI 指数法进行综合研究，他认为自上世纪 80 年代直至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突出较大，但 2010-2025 年中国有可能出现 15 年左右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相对较低的时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未来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其预测压力高峰将出现在 2040 年前后，这时压力可能达到 2010 年的 4 倍，压力之大世所罕见，必将显着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崛起的后劲。
老龄化给养老基金带来的压力。我国的养老保险存在保险基金来源得不到保障、管理不力等问题19.一位城商行国际金融理财师称“在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令人担忧的是养老金出现短缺，这也迫使部分人不得不寻求基本养老保险以外的多种补充养老资金投资。”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预测，到 2013 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 18.3 万亿元。该报告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20.
2.1.2 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压力。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需要更多资源的支持，需要更多资源去解决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这种需求对于刚刚建立的全民医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一是医疗保险基金平衡压力加大。有人统计过，老年期医疗费用约占人一生医疗费用的 70%-80%,一个老人花费的医疗费用平均是一般人的三至五倍。
占全国参保职工 25%的退休人员消耗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的 60%.据报道（2000 年）上海市医疗保险支出费用中 27.16%用于主要发生于老年人的脑血管病、慢支感染、冠心病、肺部肿瘤和胆道疾病，退休人员占 86.14%,其中 80.13%的病人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60-79 岁的占 65%,80 岁以上为 31.14%21.根据国内外研究，65 岁以上人群的医疗费是 65 岁以下人群的 3-4 倍左右，澳大利亚为 3.78 倍，台湾为 3.89 倍。1999 年上海市离退休人员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职工的 8.1倍（退休人员中有60岁以下人员，故此数据供参考），同年支付家庭病床收治的病人中，96%的病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平均年龄达 75 岁2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带来巨大压力。
二是医疗保障制度压力加大。“未富先老”的一个现实表现就是与老龄化对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以及商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老年健康管理与生活照顾、老年护理等相应体系尚不健全。首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项制度在筹资水平、保障水平、覆盖面等方面差别很大，负担重、不能异地结算依然困扰着老年人群。其次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尚不成熟，商业保险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化解高额医疗费用和满足多层次需求。另外公共卫生体系不适应老龄化需求。尽管 2011 版的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增加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以及健康教育等内容，但各地经费配置很不均衡，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很大差异。这方面北京海淀的经费补助比较到位，实施也较好。
三是老人个人和家庭经济压力加大。老年慢病、护理、急诊与临终抢救费用是老人医疗消费的主要构成。由于存在药品和诊疗项目中的部分自付以及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不同的报销比例，老年人医疗费用自付率往往较高。在补充医疗保险并没有普遍建立情况下，这给老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尤其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困难家庭尤为明显，因病返贫、放弃医疗救治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是医疗保险筹资压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实行自愿参保政策，由于参保对象认识不到位、家庭财力差别以及乡镇村补贴不到位，往往做不到全覆盖。加之退休之后不再缴费政策，都给医疗保险筹资带来很大压力。
五是老年人护理需求的压力。王生锋等23“中小城市老年护理需求与自护能力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护理需求得分 13-73 分，平均（49.80±10.29）分，占其总分的 62.25%,说明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较高。且与年龄、社区健康教育、经济主要来源、教育程度、有无保险有关（P<0.05）。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各器官功能逐渐下降，其健康状况也会随之下降，年龄越大护理需求就越多。
2.2 社会管理之隐患。
2.2.1 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与社会供给不足。
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是一种长期性的需求，首先当老人面临失能、空巢、疾病、丧偶时更显迫切。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老人家庭和两代一户老人家庭增多、家庭养老照料成本的上涨等原因，使传统的家庭照料方式受到严重挑战。那些需要特殊护理的高龄老人和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在一般养老机构却得不到相应服务，或者服务水平低，或者收费过高老人难以承受。其次，我国虽有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规章，但以老年服务为主题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个亟待补上的“短板”,这种忽略造成了老人很多窘境。有报道称湖南常德一名81 岁的老人从自家二楼阳台跳下，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老人对此行为的解释却令人痛惜，老人说“跳楼是因为一个人过得很辛苦，没意思”.据悉老人的老伴去世多年，有两个儿子却都常年在外，唯一照顾他的孙子却也在不久前外出打工，这样老人只能独守空房，缺少必要的照顾与关爱，时间一长，老人心情抑郁，最后选择跳楼的方式老宣泄心中的痛苦24.由于法律保障不到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如子女拒绝赡养老人，老年人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居所等，老人对此类事情的解决束手无策。李立明等25对北京市海淀区1987-1994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全部死亡报告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期间老年人意外损伤与中毒前五位的原因中意外跌落居首位，且意外跌落、交通事故与自杀死亡呈上升趋势，且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和老年人口增加和由此产生的抚养、不良生活事件刺激等，上述致死原因还会继续增加。海淀区老年人损伤与中毒死亡原因的分析结果与国内外有关报道基本一致26,27.这些都凸显老年人生活照料的社会供给不足，只有社会化服务方式才是解决老年人生活照料问题的根本出路。
2.2.2 健康老龄化的要求与健康管理观念滞后。
据老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有 70%的老年人患有各种老年病，其中 15%患有严重疾病，生活难以自理，高龄空巢老人中所占的比例更高。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8,585 例空巢老人的慢性病总患病率为 81.71%,患两种以上疾病者达 56.41%,占前几位的分别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性支气管炎、白内障等。这些疾病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治愈，治病和康复具有持久性，且常伴有不可逆转的并发症，需要终身治疗及护理29.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认为30,中国作为世界上“失能老人”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的照护服务压力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我国首次“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0 年末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约有 3300 万，到 2015 年预计将达 4000 万人，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口将超过 1200 万人，这是个沉重的数字。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1990 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 1946 年章程中定义健康是躯体、心理与社会适应都应健全。从广义上理解健康老龄化，应包括老年人个体健康、老年群体的整体健康和人文环境健康三个主要方面。
就老年人个体而言，其健康除体现躯体健康之外，还应强调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完美状态。老年人群的群体健康是指群体长寿，且群体达到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完美状态。人文环境健康是指整个社会形成尊敬老人、爱护老人、满足老年人群参与社会的基本条件。近十余年来，“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普遍的重视。“健康老龄化”的观念并非只简单涉及到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同时也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新思路。简而言之，首先通过健康促进策略，提高整个老年群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延长健康寿命；其次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延长老年人的有效劳动寿命，促进老年人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老龄化对社会的不利影响转化为积极因素。同时要重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张广利等31认为，高龄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集中体现在日常生活质量、健康生活质量和情感生活质量等维度上。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与健康老龄化相应的健康管理观念却明显滞后，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重生活饮食轻医疗保健、重生物学照顾忽略心理关怀、重家庭赡养轻伦理照顾。
2.2.3 需求均等化与城乡二元格局。
老年人养老与健康管理需求的均等化与中国广袤的城乡历史性的二元分布有极大差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 年 5 月发布的这份名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报告》显示，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老年人群体，城乡二元分化明显。中国老龄人口在进入老年后仍然参与劳动的“就业比例”存在显着的城乡以及性别的显着差异32.报告显示，在城镇户籍人口中，就业率在55岁至59岁人群中下降到约40%,在60至64岁人群中下降到2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农村户籍的大部分老人在65至69岁时仍在工作，超过两成的农村老人80岁时仍在劳作。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说：“就业比例随着年龄变老下降并不是奇怪现象，但最大降幅发生在城乡老人中的不同年龄段值得关注：城镇户籍女性和男性分别在50多岁和60岁出头逐渐脱离工作进入养老状态，与西欧福利国家的老人相似；农村户籍人口却到65岁以后才开始。”就业率的性别差异在城镇人口中更显着，从50岁开始，城镇女性大批离开就业岗位，就业比例随着年龄增长陡然下降；而农村户籍老人中，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远远低于城市，但农村老人在各个年龄段仍坚持工作的比例都高于城市老人。
在农村人均消费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背景下，22.9%的老人消费水平位于贫困线之下。在老人中，农村人口的消费贫困率远高于城镇人口，女性也高于男性。
国内养老保险存在不同程度的“鸿沟”33.据人社部表示，职保与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间的缴费水平差异很大，一般达到十倍甚至几十倍。因此，短期内试图通过一纸政策就完全实现城乡养老保险、职业行业养老保险完全“自由流通”、“三保合一”,难度超乎想象，实际上也难以行得通。
北京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台盟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老龄协会在《关于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老年人对养老设施和活动设施需求情况的调研报告》34中指出，养老设施分布不合理，城乡利用率差别大制约了养老服务的均等化。占北京市老年人口 69%的城近郊区老年人拥有养老设施床位仅为 35%,占全市老年人口 31%的农村老年人拥有床位为 65%.城近郊区养老床位数量少且条件差，而农村敬老院受交通、环境、设施条件的限制，城近郊区老年人不愿意入住，致使空床率高，利用率低。这种就业年龄与财富的城乡差距、养老服务设施与养老服务的获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乡医疗资源的严重分布不均，严重制约了中国养老与健康管理的均等化。
2.2.4 老年人自身发展愿望与现代社会环境。
老年人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之中许多人是经济建设的能手、学者、专家、教授和各种专门管理人才，他们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往往为青年人所不及，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殊优势。就老年人而言，他们有主动积极融入社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望。但中国城市近年来离退休职工人数迅速增长，很多老年人找不到发展自身的机会，而农村却出现了留守老人充当壮劳力的两极现象。政府应当注意发挥老年人的作用，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同时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创造就业机会，把青年农民留在农村，从而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状态。
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有以下几种：（一）老年学术组织。老年科技工作者按照专业、系统自愿组织的学术性组织，如老年学学会、老年书画研究会、老年历史研究会、老年摄影学会等；老年自助、服务性组织；（二）专业技术和自我服务性质的老年组织。主要是由老年人自己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各种管理组织和各类专业协会，如退休工作者科技协会、退休教师协会、退休医生协会、退休法律工作者协会、老年体育协会、老年大学等组织；（三）一些地区的退休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组织的退休工程师协会、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和职工技术服务队等，他们组织退休的技术人员从事讲学、翻译、指导研究、人才培训、技术开放和技术咨询服务、医疗保健等专业技术活动。这些组织为发挥老年人的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四）社会公益服务。在城乡由老年人组织起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如维护社会治安、管理交通秩序、市场管理、市场物价监督、环境卫生、居民委员会工作、宣传计划生育、普法教育、移风易俗等活动；（五）一些老年人还举办家庭青少年活动站、辅导站、阅览室，有的还积极组织“失足青年包教小组”、“干部子女教育组”、“老红军教育青少年协会”、“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组织；（六）生产经营型的老年组织。在一些企业、街道、农村的老年人自己组织的经济实体。在企业，一些离退休的老职工自动组织起来，参与培训、咨询与新产品开发、技术攻关，有的利用自己的专长做一些维修维护的工作；在农村，有些老年人从事适度规模经营，壮大了集体经济，有些老年人从事种植、养殖业，有些老年人带头学习科学技术，成为种植、养殖专业户。在农村中老年人在推广科技知识，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发挥了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设专章保障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权益。中国颁布的老龄事业发展计划或规划都把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积极的颇有质量的老年生活愿景可用“六老”来概况，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忽略了其中的哪一条，都是不太完美的、有点缺憾和不足的退休生活。为此，国家和社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充分认识老年人作为人力资源的社会参与性，他们积极追求“老有所为”是创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思想基础，也是老人们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应抓紧进行规范志愿者行为的相关立法，这有利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志愿者广泛参与社会发展，造福社会，也是倡导“老有所为”的养老文化所必须的；要设立牵头倡导的机构。可由老龄委或老年协会牵头，成立一个组织为老年人提供信息服务。老年人往往难以获得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中的供求信息。还可以在社区扶持成立一些老年志愿者活动团体，既能有序引导组织老年人志愿活动，也有利于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志愿活动中感受“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快感。一句话，我们的社会离不开老年人的参与。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积极的老龄化”,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