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议会君主制的传入与影响
1840 年前后，英国君主立宪制中的议会制度开始进入中国。议会思想进入中国的经过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 1840 至 1870 年，此为议会知识性介绍时期；第二时期为 1870-1895 年，此为“君民共主”的议会观念形成时期；第三时期为 1895-1905 年，此为“民权”观盛行和议会初试时期。①这些介绍与传播议会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新制度的同时，并且作出了自己理解的议会观。
3.2.1 传入初期
在这一时期，议会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被介绍到中国，有诸如麦都思这样的传教士兼学者，热衷传播西方文化。为了增加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他们在向中国民众传教的同时，通常会介绍本国的社会情况，也会提出他们与中国相比所独具的政治特色--议会。也有清朝的政府官员，诸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林则徐则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议会的中国官员，他所着的《四洲志》就提及西洋的议会，对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论述颇丰。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院多王公贵族，全院约 426 人；下院议院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 658 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②除此之外，该书还讨论了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制度。
其后有魏源所着《海国图志》，在书中其盛赞英国的议院制度。指出：英国“设有大事会议（议院），各抒己见。其国中尊者曰五爵，如中国之公侯伯子男，为会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议员）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凛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③徐继畲在其着作《瀛寰志略》中对英国的议会其组成及其相互关系表述是：“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与条例，决其可否；复专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痛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①他将英国上下议院议之为“爵房”和“乡绅房”,让人便于理解。有学者认为或许其是受麦都司在《地理便童传略》一书中，谓英国上院“国会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②总之，经过传教士们和这些译着的问世，议会制度被介绍到中国。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新鲜的议会制度，但对其的了解并不深刻。仅仅只是从议院制度的结构组织及权力运行做外观上的理解，了解其构成成分，如何行使命令，但并不能体会到议会主权的“法律之治”.
3.2.2“君民共主”的形成
19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由王韬、郑观应等人先后发出的“君民共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的良法。③1870 年王韬与留学生黄胜合力创办《循环日报》，有心将自己的见闻公诸于世。1882 年《弢园文录外编》问世，这是王韬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以西方议会制度为中心论旨的文章集。他认为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④西方议会应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颁之远近。”⑤虽然郑观应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⑥但是他也持“君民共主”的观点，认为国家富强的原因是“君民相通共主”,即“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盖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又如陈炽所言：“泰西议院之法，……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设立了议院。还如陈虬点出：“泰西各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其制繁重。”黄遵宪认为君民共主是“上下分任事权”.还有诸如陈炽的《庸书》、汤正的《危言》等都对其有所关注。
总的来说，他们对西方议院的认识了解程度大不相同，有的认为“国家行政要经过议院的讨论，如果君民意见不一致则不能行使，一定要君主和民众都通过才行。”有的认为“议院只是通上下之情的工具和汇集民意的场所的而已。”还有的“进一步指明了议院在用人行政和财政诸方面所独立履行的职责，初步把权力与议院联系起来。”正如王人博教授认为的：“君民共主”思想是西方议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下形成的，正是他们出于“富国图强”的目的，通过对西方议会的观察、了解、体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斟酌变通”后提出的，而他们又忽视了议会制度背后所隐含的个人与国家、人权与国家权力、法律与权力的对立、调适这更深一层的文化意涵。①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君民共主”有共通的一点，即限制君主权力。
3.2.3“民权观”的形成
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不断学习与深入研究，“民权观”逐渐取代“君民共主”的思想。对于维新人士而言“富强图存”是他们的第一要旨，他们所讨论的核心是议会制度如何在中国实现。在 1889 年，从欧洲游历考察归来的钟天纬更明确认为，欧洲各国日臻富强的本源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他说：“盖泰西通例，图之法律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下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威权自恣。”
“君者，民之所拥戴，而非天之所授权，是亿兆议定律法授君遵办，所以限制君权使之受辖与律法也。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②何启、胡礼垣于 1899 年出版《新政真铨》，全书以开议院为中心，并已“民权”论替代“君民共主”论，他们认为，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如何重振民权，开国会为不二法门。并且一再的要求“设议院，立议员，复民权。”
③但是他们发出的民权观点，受到了封建保守主义的反对。清政府洋务运动代表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就以三纲五常为基，驳斥兴民权、开国会。但是，面对当时汹涌般的民意，他不得不予以驳斥，面对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他又不得不以“上下一心”来缝补民权观念。如是说：“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
从 1884 年到 1898 年，康有为七次上书朝廷请求改革，而在第一、第二、第四次请求朝廷召开议会，并在其所起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又再次请求。在这四次中，其先说开会对于皇家有利，而后说有国会“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再说则采前人之论，即“国会有以通下情”于政治发展为大利，最后一折中其说“黄帝清问下民，则有合宫；尧舜询于刍荛，则有总章；盘庚命从至庭，周礼询国危疑，洪范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称大夫皆曰，国人皆曰，盖皆为国会之前型，而分上下议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无国会以维持耳。”
①也就是说中国应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他认为，由于中国存在着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人们在旧传统中形成的一些习惯、情感、观点和行为方式等，是不能在短时期里完全改变过来的，而且民智未开，绝大多数人对西方民主政治一无所知，必经君民共治而后进入民为政之世。
②梁启超于 1896 年着《古议院考》，对议会政治推崇备至。戊戌维新期间因受康有为的影响，也鼓吹过：“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成，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对西方宪政文化较以前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其议会观也发生了转变。梁启超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推崇备至，谓“如英国之巴力门，有黜陟政府大臣之权，行政立法二权全归国会之手。故英国之谚有曰：国会之权，无事不可为，除非使男变女，女化男，乃做不到耳。观此可知其权力之大矣”③；“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④其倡导政党政治，认为议会成功运作需要两个条件：即“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和“有发达之政党”.
⑤这一时期，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进一步的加深，但是对议会制度背后内涵还是欠缺深入理解。宪政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民权和议会，议会是民权的表现形式，民权通过议会代表得以实现。在维新派中，对西方议会制度理解比较准确的是严复，他认为，西方议会之精髓在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从另一方面说，此时他们发现议会与民权的有关系，但并没法发现立宪、议会、民权之间真正联系所在，而旨在求富强、设议会、兴民权。他们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通民情而去尊隔，如何富民、保民、教民和用民，最终目的是治民以图强而不是民治。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