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转型， 是新的社会阶级与旧的统治阶级经过长期的力量较量、 激烈的阶级对抗实现政权更替后，社会形态向高层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旧的统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完成社会形态转型都采用战争、暴力革命的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的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1]
在世界历史上，通过改革完成社会形态转型的案例不多见。 19 世纪中期，俄国通过 1861 年改革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转型）是其中一个案，而通过改革两次实现社会形态转型只有日本。那么，日本为什么能够两次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就此求教于各位同仁学者。
一、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其长期保持自己民族性的关键， 在日本两次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最独特的有四个方面。
（一）单一的民族在世界各国中， 日本是种族、 文化最统一的国家。 日本民族可能是通过五条路线、由来自库页岛、南太平洋诸岛、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中国长江流域、 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等地的外来移民与本地的土着居民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日本民族完成了多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 作为一个民族的共性：共同的生活区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将日本人紧紧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大和民族”. 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使得日本民族凝聚力强，也极易达成共识以最少的内部摩擦一致对外。
（二）岛国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经常遭受自然灾害侵扰的岛国，高频率、 高危害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历史上，这种危机意识在面临内忧外患形势时， 总是以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如民族自卑、民族优越、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在今天，这种危机意识又通过网络游戏、动画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说岛国文化传统养成了日本人随时都如临大敌的心理， 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因此，在危机来临时更能率先作出反应，果敢行动而使日本渡过危难。
（三）“万世一系”的天皇观日本文化传统中崇拜“万世系于一表”的天皇。据日本《古事记》的记载：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 由于天皇的血脉中流淌着天照大神的血液，所以，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圣德太子改革后，天皇又成为现人神，皇位更被赋予了神权，确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这样，尽管天皇家经常出现兄弟或叔伯兄弟之间的相互仇杀， 也会出现某个天皇被杀或被迫退位， 但是， 因为皇位的继承只根据血统，所以，天皇的世袭永远不会被打断而成为“万世一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日本，天皇家是一个血统纯正、单一的王朝国家。 也因如此，天皇即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无实权的地位， 他在国民意识里仍然具有很高的威信，处于特殊的位置，甚至说是有种宗教式的情感。 这种观念使得日本国民即使天皇宣布投降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改变对天皇的忠诚度。而日本这种社会状况也警示了单独占领日本的盟军主要是美国人，因此，最终在美国的操控下，日本保留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匹配的天皇制。
（四）儒教、道教、佛教日本化，形成的日本社会实践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规范儒教、道教、佛教几乎是同时在公元 6 世纪左右从中国经由韩国传入日本的， 但内容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的儒教宣扬仁、义、礼、智、信诸德目，其中“仁 ”是核心 ,它以 “义 ”来调节 ,以 “智 ”来增强 ,而“信”与“忠”又是一体两面的。 这里的“忠”是对自己良心的诚实，即指人的内心不存在虚荣和私心。而经过改造后的日本儒教则宣扬信、义、忠、礼、智、贞诸德目，这其中去掉了“仁”而突出了“忠”,而且其准确含义也变为全心全意为自己的领主竭尽忠诚， 直至为主牺牲。 中国的道教则改头换面出现在日本的神道之中，变为日本人忠诚、爱国的宗教依据。 与此同时， 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也被人们重新定式而日本化了，它接受了“神国主义”的改造，承认现人神统治的“神国”日本“天壤无穷”,从而变为护佑天皇、国家的工具。 可见，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 在日本已经畸变为适应日本社会实践的以轻视“仁”和个体、重视“忠”和集体、国家为具体内容、又以好战、虐杀、轻生为表现形式的道德规范。
可见， 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保持了日本民族的特性，还能够在危机时发挥出不可估量的能量，成为日本通过改革成功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的内在支撑力量。
二、日本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
两次社会形态转型前， 日本政治经济结构都呈现出双重甚至多重性而又封闭的特点。
大和国时期日本的政治基础是氏姓制度。 其中“氏”是氏族的名称，而“姓”则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到 6 世纪， 朝廷中苏我氏和物部氏成为握有实权的两个最强大的氏族集团， 他们之间因皇位继承问题经常发生纷争， 最终两个氏族经过血拼后物部氏失败。此后形成了外戚苏我氏专权，而天皇被架空的局面。[2]
作为推古天皇首席大臣，苏我氏不仅控制着遴选皇子（或皇女）继承天皇皇位的权力，而且占据着政府和宫廷内部的许多重要职位， 天皇不征得他们的同意，什么事情也做不成。[2]
这种局面甚至在圣德太子改革后也没有改变。 天皇在朝廷权利被架空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氏族贵族的控制。当时地方氏族贵族或独霸一方地盘，或垄断某种职业，政治权势、经济实力不断扩大，独立倾向日盛。 而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经常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这些也不利于天皇对局面的控制。
大和国的经济基础是带有日本特色的奴隶制---部民制度， 它是以部民劳动为基础的私地私民制。大王将一般民众按技能和职业分成各类“部”.各“部”的基本生产者就是“部民”. 部民分为私有部民和公有部民，私有部民在氏姓贵族的“田庄”里劳动，而公有部民则在皇室的直辖领“屯仓”里为朝廷效劳。[3]
当时日本的部民人数很多，他们有自己的家室和少量财物、生产工具等，而且是以缴纳贡税的形式受主人剥削的。 虽然他们和奴隶一样丧失了人身自由，被当作物品随意赠送或转让，不过，奴隶主却不能任意杀死部民。
在实行部民制的过程中， 由于农业产生技术的提高， 个别部民家族脱离部民组织独立生产的趋势日益强烈。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争夺日益加剧。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割国县山海林野池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4]部民的反抗斗争，或逃亡他乡，“脱籍逃课者众”;或聚集山泽，同氏族贵族进行武装斗争，这些都动摇了大和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日本奴隶制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实际上是双重而又封闭的。 政治上---天皇和氏姓贵族组成统治阶级， 天皇大权旁落， 大氏族贵族专权， 豪强贵族尾大不掉； 经济上---两种形式的部民制、管理体制，土地集中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状况说明建立中央集权制、公地公民制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经济结构的双重甚至多重性而又封闭的特点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政治上实行幕藩体制、四民等级身份制。
天皇在这一体制之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而没有任何实权。 这里“幕”即幕府，是中央政府机关。
“藩”即藩国，以此建立起以幕府为核心的政治机构。
在这一机构中， 各地的大名与将军之间是以封地为纽带的主从效忠关系。 当时， 掌握地方政权的200 多个大名，在其藩领内都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税收等各方面的全权统治，但是地位又不同。
这说明，幕府中央集权的程度是有限的。将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不仅占据了包括江户、大阪、京都等三大都市和其他商业、交通中心、军事要地，另用“武家诸法度”约束各藩大名的行为，还在大名领地的配置上对各地大名进行牵制，更以“参觐交代制”将各地大名的妻子作为人质节制各地大名。
此外， 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身份制。 它把社会各阶层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日本的等级森严，各等级之间不得通婚，每一等级均为世袭制。 这其中“士”是包含将军、公卿、幕府官员以及大小武士在内的统治阶级。将军、大名分别给予自己的家臣（武士）封地或禄米。 各个家臣再将自己的部分所得分给其低级家臣， 由此形成以封地或禄米为纽带的层层受封的主从效忠关系，即为武士身份。
所有的武士均享有不同程度的军事、政治特权，免缴租税，并拥有对武士以外各等级“格杀勿论”的特权。
可见，幕藩体制下的表层是中央集权制，但深层却是大名地方分权制。
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领主制。 全国土地被分为幕府领地、 大名领地、皇室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领地四种。幕府领地称为“天领”,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 大名领地称为“藩领”,占全国土地的近四分之三。皇室公卿和寺院神社领地的比例很小。各级封建主将土地分成小块，由农民耕种； 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拥有 “永久租佃权”. 由此形成日本社会特有的“士治农，农养士”格局。
在领主制下， 表面层次是采用领有土地的方式培植起过着寄生生活、拥有特权的稳定的统治阶层，形成了巩固的土地制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一方面， 它确实保证了统治阶层的稳定。 因为在领主制下，土地是被禁止买卖的，因此，土地变成了所有者硬化了的私有财产， 这就阻止了统治阶层新鲜血液的生成。所以说，领主制确实保证了统治阶层的稳定不变。但另一方面，领主制却因此失去了土地作为调节工具的功能。 因为领主制本身较强的排他性封闭了自己，也禁锢了社会，这样就弱化了领主制的生命力。 所以，当受到新的生产方式冲击时，这种制度就很容易解体， 建立在此之上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也会随之发生动摇。
日本政治经济结构具有的双重甚至多重性而又封闭的特点， 显示出统治基础对社会发展形成的阻力这一指标。 因这一特点弱化了日本社会矛盾的调节能力，因而也就减小了社会转型的阻力。这是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三、危机局势下统治阶级的分化
两次社会形态转型前， 日本都遭遇了先进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 危机局势下统治阶级的分化为转型提供了阶级前提。
6、7 世纪，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 所谓内忧是指氏姓制度、部民制度弊端毕现，皇室势力单薄，大权旁落。所谓外患是指来自中国、朝鲜半岛上的高勾丽、百济和新罗等国强盛的巨大压力。当部民制在日本内部陷入危机时，它周围的国家中国、朝鲜半岛上的高勾丽、百济和新罗等却日益强大起来。[4]
当时，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隋、唐两朝相继崛起。 特别是唐王朝时期， 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自北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还在儒教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制完备（律令政治）、政令通达（郡县志）、措施得力（完备的国家考试制度、文官控制军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在朝鲜半岛，高勾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集权化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强盛的新罗，不仅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 占据了自公元 370 年就是日本海外殖民地的任那， 切断了日本一向赖以输入大陆先进文化的通道，并威胁日本盟国---百济的安全。这种外患不仅给日本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还大大降低了日本在东亚的政治威信， 更严重的是进一步深化了内部的社会危机。[5]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时， 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首先感到了危机积极行动起来。 603 年，摄政圣德太子模仿中国官阶制，制定“冠位十二阶”,以此遏止贵族特权、提高皇权权威；制定“宪法十七条”作为贵族和官员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 直接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倡导佛教等。 圣德太子改革失败。
不过，其做法却为后人提供了模式。 此后，随着如僧旻、南渊请安、高向玄理等大批留学生陆续回国以及回国后的宣传， 使得统治阶层中与苏我入鹿对立的皇室成员和部分贵族如大中兄皇子、 中臣镰足等人思想发生变化。出现了以大中兄皇子、中臣镰足为代表主张改革的新兴势力。 来自唐太宗发兵高勾丽的更直接的威胁，为大中兄皇子、中臣镰足等改革派乘机发动政变提供契机，646 年，改革派消灭了苏我氏豪强贵族势力，仿照唐制建立起全新的政府，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转型）。
同样，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转型）前，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
首先，被称为“豪农豪商”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新的经营方式、 逐渐增长的经济实力对德川幕府的统治阶级提出了挑战。
其次，农民、城市贫民的反抗。 农民作为直接的生产者，不仅承担交纳封建地租、年贡和服劳役的义务，每年所得有 70%-80%被领主夺去。 衣、食、住、行均受封建政府的严格限制，还受到“五家连坐制”的控制。商品经济出现后，农民不堪重负，起义不断。
据统计，仅 1801-1867 年就有 1169 次。[6]
此外，城市中受到幕藩领主与城市大商人双重压榨的城市贫民，不断发动袭击奸商或幕藩统治机构的暴动，成为动摇幕府统治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是幕藩体制得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农民的分化、减少，为瓦解以农民劳动为主的领主制奠定了基础。
再次，武士等级分化严重。如以西南四藩为代表的外样大名，既无权过问幕政，又备受将军的限制，与幕府不和由来已久。幕末，一些武士因被削减或全免了俸禄而产生了“恨主如仇”的情绪。 如受大名豢养的中下级武士约 40 万，连同家属约 200 万，被削减禄米后， 生活的窘迫使得他们将家中所有典当一空。[7]
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有的武士迫不得已改行为教师、医生等自由职业；有的甚至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 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做养子。如 19 世纪初，在江户 200 个商家的继承人中，就有 48 人出身于武士。[7]
还有的沦为浪人，靠拐骗、盗窃、抢劫为生。身份的变化使这些武士背弃了自己的阶级地位， 特别是在了解了西方世界和科学文化后， 思想观念发生变化逐渐转化为与幕藩体制相对立的社会阶级。
最后， 西方国家的入侵。 当幕府统治危机四伏时， 西方列强已将谋求市场和原料产地作为殖民扩张的目标而将触角伸向了远东的中国、 日本。 1853年，“黑船叩关事件”使日本国门洞开，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面对严重民族危机的现实， 中下级武士担忧日本的前途和出路迅速作出反应。 在武力“攘夷”失败后， 果断打出了天皇的旗号。 先是开展尊王攘夷运动，在遭遇挫折后发展为尊王武装倒幕运动。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又一次的社会转变。
可见，在危机之时，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的中下级武士能够从维护民族的独立出发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他们经过两次失败后（武力攘夷、尊王攘夷），最终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正确方法（武装倒幕、西化），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所以， 两次社会形态转型前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起到了一柄双刃剑的作用。 一方面，它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另一方面，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的人能够认清旧制度的腐朽所在， 主动接受先进的文化，并从本国的命运和出路考虑，积极地创造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推翻旧制度的政变或革命，后又模仿先进国家制度建立起全新的政府。这样，就为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提供了阶级前提。
四、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日本提供了自我调整和转型的机会
从领土面积、 自然条件与资源等方面讲日本是很差的国家，因为它国土狭小、海域宽阔、资源贫瘠、自然条件差。但是，从欧美列强殖民扩张的战略角度讲，日本却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古代，海洋曾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日本与大陆隔海相望， 而日本列岛周围又暗礁险滩密布， 遇上坏天气列岛周围惊涛骇浪， 根本无法接近。这样，宽阔的海域就成为日本列岛与大陆之间的缓冲地带、天然屏障，起到了守卫国土安全的作用。
在日本古代史上，外来民族以军事手段、有组织地征伐日本只在元朝发生过。分别是 1274 年和 1281 年，元军两次进攻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日军不战而胜。
此后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前，日本再没发生过外族入侵的事情。 可见，是这条天然的防线，使日本免遭了外部强敌入侵之苦而一直保持独立地发展。
到 19 世纪中期，随着欧美列强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需要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产地的发展需求使得他们先后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远东，日本也进入了列强的扩张视野，因此就出现了美国培理舰队叩关的一幕。但是，欧美列强强迫日本开国之后，“它们很快便认识到日本国土狭小， 人口不多，物产资源也很有限，比中国等其他东方国家差得多”. 作为那时世界霸主的英国驻日外交官就曾说过：“日本对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产品， 对欧洲工场手工业产品尚无充分的需要。 日本几乎不能对增加英国庞大的贸易数额做出任何贡献。 ‘曼彻斯特之梦’在日本很难实现。 ”[8]
然而，日本的地理位置却关系着欧美列强远东殖民战略能否实现而变得十分重要。 对于俄国来说，日本是削弱、牵制中国实现俄国远东扩张的工具。对于英国来说，日本是阻挡俄国势力南下的帮手。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柯克曾说过，英国即使没有对日贸易也不打紧， 对日贸易是另外一回事，英国决不能减少对日本的影响，因为如果列强减少了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就会变为俄罗斯世界帝国的一环”,结果从中国沿海直到美洲海岸的广大海洋就会置于俄国的势力之下。 这将给英吉利的世界帝国带来严重的危险。[9]
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是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可以借助的对象。就这样，因资源贫乏被忽视的日本却因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得到了重视。
正是这一点给日本提供了一个自我调整和转型的机会。
综上所述， 日本社会形态的发展是按照马克思所讲的正常顺序前进的， 两次社会形态转型主要采用改革的方式完成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民族文化传统是日本通过引进当时先进的文化、制度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的内在因素；政治经济结构双重甚至多重性而又封闭的特点显示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极为脆弱，易于瓦解，这是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危机局势下，统治阶级的分化为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提供了阶级前提； 优越的地理位置弥补了资源贫瘠的缺欠，给了日本一个自我调整和转型的机会。
日本主要通过改革两次实现社会形态转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先例。 尽管转型后的进一步改造时间比较漫长，至少 40 年左右。 通过改革实现转型后，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动荡。 如 658 年，守旧势力的代表苏我赤兄鼓动有间皇子发动的叛乱。又如，明治维新后农民的暴乱、豪农豪商的反抗、士族留恋昔日特权而发动的叛乱等等，但是，与采用战争、暴力革命方式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相比较，好处也颇多。尤其是社会平稳、过渡自然、发展迅速。 日本通过改革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转型）后，模仿唐朝制度改造日本，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转型）完成后，模仿西方社会制度进行发展， 日本不仅成为亚洲唯一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实现了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而且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形态转型的事实也给我国当今进行的经济转型以有益的启示： 无论哪一方面转型、采取任何方式实现转型，都需要有适合的制度加以保障， 而这种制度还必须在保持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引领世界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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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万峰。 日本近代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78:64、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