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异”与“同”
将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之后，我发现，鲍德里亚一方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异化思维模式，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观点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凸显“物”的意义价值来说明在消费社会，消费已经代替生产成为商品流通过程的源头。商品的交换也不是经济型交换而是被象征性交换代替了。当鲍德里亚将象征性交换看做是交换的本质的时候，他就必须借助一套可以在意义世界运行了理论，鲍德里亚选择了符号学。
4.1 鲍德里亚对物的意义价值维度的凸显
《物体系》拉开了他符号经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序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视域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是从对物的考察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一番考察，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鲍德里亚，两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在逻辑起点上是相似的。这种逻辑起点的相似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方法上的相似，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显着特征。马克思敏锐的察觉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内，“物”是一个基础性却具有深刻内容的概念。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把商品的概念从物的概念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它就不在是单纯的“物”,而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被马克思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细胞。马克思将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用以满足人某种需求的属性，而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正是价值使商品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物”价值也因此成为商品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创造性的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的神秘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说，无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求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劳动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①事实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拥有实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物，例如一般的水，这种水指的是存在于自然界而不经过加工的自然状态的水，它可以引用也可惜用于清洗，然而，它没有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到交换的领域，因而失去了成为商品的资格，也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换句话说，只有进入到交换领域，同时自身也具备了使用价值的物才称之为商品，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了鲍德里亚那里，物取代了商品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鲍德里亚的物不同于马克思的商品之处在于，鲍德里亚将物本身赋予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马克思被抽象化与量化的价值，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之物，而是从一开始就物如影随形。人对物的消费也不在停留在物的自然性，而是更多的追求物所蕴含的意义性。意义又是一个无法被量化或者被估价的概念，然而它又只能通过估价来展现。消费社会的矛盾也就在于此。当这种无法被量化的意义与物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支配人的力量。与物被抽象化了的价值相比，物的这种意义性更具有统治性和隐蔽性。当物中蕴含的意义被转化成一种符号的时候，物本身也就被抽象成了一种价值。为了使价值的本质得以更清楚的说明。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使商品具有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所得的工资，远远没有达到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至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其次是立足点的相似，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时期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此时的鲍德里亚也同样认为：“如果人们同意需求和消费实际上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那倒一切都可得到解释：它们与作为工业年代主要道德的生产本位主义和酷似清教徒的伦理有关。”①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体系是由生产体系所决定的，他指出“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与商品，以便购买和消费”
4.2 鲍德里亚的阿基米德之点--从经济型交换到象征性交换
所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在做出这样论述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种明显的符号学倾向，这一点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鲍德里认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价值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和前提，鲍德里亚甚至将其看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指出：“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王冠和权杖”③。鲍德里亚的这种理解是基于他对经济社会的思考之上形成的。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人被看作是主体，自然被看作是客体，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即认识被认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到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类的社会日益发展。然而鲍德里亚却提出了质疑，鲍德里亚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社会财富的积累看作是机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是不妥当的，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聚焦的社会还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物质财富的匮乏使得财富的积累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方面，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稀缺的社会里，人类的对物质多维度的需求需要借助交换的方式去满足，纺织工人的生活不可能仅仅依靠她生产出来的布料去维持，所以她要尽可能多的去生产，然后按照特定的价值比率进行交换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鲍德里亚将这样的一种交换称之为经济性交换。他指出这种交换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能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法则去分析所有的社会形态。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象征性交换的交换方式，相对于经济型交换，鲍德里亚指出象征性交换方式是一种本真的交换方式。甘恩甚至将这一交换方式当作是鲍德里亚理论的“阿基米德点”.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性交换是一种理想的交换方式，这一概念显然是来自巴耶塔。巴耶塔将交换行为从经济学领域独立出来，当然，这种做法必然受到人们的质疑--独立于经济领域的交换行为何以能够进行？我们或许可以在莫斯的“礼物”理论中找到。
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通过布尔乔亚时代家居摆放体现出的人际间的关系具有一种道德取向。之所以说是一种道德取向源于莫斯的《礼物》，在礼物一书中莫斯认为在古式社会交换中，送礼与回礼都是一种义务礼物的交换被莫斯视为一种交换道德。同时莫斯对这种交换道德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是文明发展的理想状态。然而这种交换道德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作者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夸富宴并以夸富宴在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西北美洲的部落和种族之间的各种表现形式来向我们去证明他的观点。夸富宴按照字面，可以理解为炫耀财富的宴席。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事实上，流行夸富宴比较类似于凡勃伦在《有闲的阶级》中提到的炫耀性消费。的部落往往是以部落首领为中介，有整个部落成员共同参与以赠与的方式向外界赠送财物的行为。然而炫耀性消费和夸富宴的差别在于炫耀性消费是消费者以消费为中介彰显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这种消费是一种个人行为，只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心里需求。在炫耀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往往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种自己渴望的形象。
这种形象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出现在炫耀性消费者的心中，因为，这种消费在他人心中投射的形象或许并非是自己设想的那样。甚至，他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行为。夸富宴就完全不同了，或者说更具功利性。在赠送礼物的过程中，赠与者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赠与者希望彰显财富以得到内心的满足，另一方面赠与者也希望从获赠者那里得到回赠，得到经济上相应的补偿。在流行夸富宴的地区，得到回赠已经在赠与者意识中建立起一种道德取向。并以一种类似契约的方式在赠与者心中固化下来，他们认为一旦受赠者接受礼物的赠送，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回赠的义务。尽管这种礼物的赠与有时候只是赠与者的一厢情愿。一旦受赠者打破了这种由赠与者单方面制定的契约，那么，礼物赠与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作为一种失去礼物的安慰。到了今天夸富宴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这个消费社会蔓延开来。莫斯所描写的人际之间送礼物与会赠礼物的关系在中国甚为普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份子钱”中国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倡“礼尚往来”,每个家庭在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时候，总喜欢大摆筵席宴请宾客。这种消费是一种中国式的夸富宴，一个普通家庭将积攒半辈子的积蓄用于婚礼的筹备，从结婚仪式，婚宴，参与婚礼者的社会地位，乃至迎亲车队的车辆档次。
处处为了彰显新婚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婚礼结束之后，它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份子钱被作为一种礼物被参与婚礼的宾客作为一种期许，等待着受赠者的回赠。乍看来份子钱有些类似于一种无息存款，然而在这背后是一种消费社会下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奴役。
4.3 从商品拜物教到物的拜物教--异化思维方式的延续
首先，阐述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以及从他的“物-符号”、消费社会、符号逻辑等理论中理清其消费思想的初期脉络。其次通过研究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形成的背景，揭示鲍德里亚“符号拜物教”理论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联系，他的符号消费思想，对马克思异化思维方式的延续以及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的发展和贡献。再次通过考察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的发展脉络。在研读原着基础上，考察了鲍德里亚在走向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后，通过对消费文化的考察，揭露符号对消费社会的全面操纵语境下，凸现出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的批判性，进一步阐述了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的启示意义。最后，考察了鲍德里亚符号“拜物教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即符号学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导致的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全盘否定。
提到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马克思把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称之为物奴役人的时代，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揭示出，表面上是商品货币和资本具有一种强大的支配能力，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的社会关系在奴役和统摄一切。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的概念，异化的这个词源于 alientio,原意为“让渡”“转让”“疏远”受异己力量支配，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本身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的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句话不由的让我想起了中国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诗曰“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虽然是在描写封建社会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但在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也面临着相似的境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不占有产品，工人生产出产品，但却被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所奴役，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是多，他们就越是贫困。
工人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成为一种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要终结异化的状态，就要摆脱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虚假的颠倒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他深刻的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着的，那么种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将三大拜物教的批判整合为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解释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他的作用方式。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并认为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具备了一种独立性，具有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对社会生活具有一种反作用。马克思由此揭示出在资本主义颠倒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已经意识形态对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主要限定于哲学和伦理学等内容，还没有延伸至日常生活领域中。而鲍德里亚则认为，发展至今天，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已经不该再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而是应该延伸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物的崇拜，自主性的崇拜，性崇拜，职业崇拜等他的这种建立在拜物教思想史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发展，不得不说鲍德里亚捕捉到了在消费社会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理论的强烈冲击。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从某种角度上说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一种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将商品看作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将商品的交换看作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在马克思看来，“物性”是一种自然特性，它并非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商品的物，内在的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看似公平的商品等价交换却遮蔽了在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这里，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物的一切秘密存在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物性”对人类需求的直接满足，也就是说，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既可以是人类的劳动产品，也可以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当人们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造自然物的时候，使用价值淡出了马克思的视野。
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商品拜物教理论成为了一种物的拜物教，这一过渡事实上是一种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重新思索。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忽视了物的使用价值，他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物的使用价值却是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凸显的重点。然而这并不能算作是马克思的事物，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现实与今天的社会现实存在这诸多的差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初期阶段，整个社会还处于物质匮乏的时代，交换的普遍化使得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注定要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分析之上。当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中期，社会也逐步进入到了物质丰盛的时代，社会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阶级的经济差距并不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的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阶级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财产有和无的差异逐渐变被一种财产数量上的多和少替代。社会的不平等不在仅仅的体现在生产和交换领域，而更多的是在消费领域得以体现。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讲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与鲍德里亚的物的拜物教的差别归结为以下几个个方面：其一，社会从生产的异化转向消费的异化；其二，对交换价值的凸显与对物的使用价值的凸显；其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从以生产为主的社会到消费为主的社会的转变。从方法论上来讲，鲍德里亚物的拜物教理论的形成得益于当代符号学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符号价值体系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经济领域引向文化领域。
在鲍德里亚之前巴特已经将战火引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些东西也是列斐伏尔大众文化批判的主要内容。考虑到鲍德里亚与巴特和列斐伏尔的深厚渊源，我们可以断定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写作不可避免的收到了两位老师的影响。列斐伏尔通过对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性的无意识方面，列斐伏尔指出：“日常性和现代性相互指涉、相互遮蔽、相互提供着合法性并相互补充。今天，整个日常性，按照赫曼·布洛赫的说法，是现代的反面，是我们时代的精神。”
列斐伏尔从法国的日常生活入对法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着作了《日常生活批判导论》一书，书中列斐伏尔并没有对日常生活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但通过列斐伏尔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其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把握。列斐伏尔显然是注意到了时代发展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中存在着几个趋势：首先，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向，列斐伏尔认为，匮乏社会已经成为过去，生产也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其次政治经济领域等宏观领域向个体的意识、思想等微观领域的转向。
和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性革命、意识革命的观点相一致，列斐伏尔表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列斐伏尔主张从主体的意识入手去变革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思想意识从而将人类从异化状态解救出来。他认为，马克思只注意到了政治经济领域等宏观方面的革命而忽视了人的思想意识等微观方面的改变。真正的革命应该是着眼于日常生活。最后是从意识形态的支配向符号的支配转向，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的概念。在这种社会里消费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控制，消费过程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也给人们带了了一种幻觉，似乎只有在这种幻觉里人们才能感受到幸福，这种感受使被压迫阶级再也没有往日的理想，他们失去了往日里为实现自身解放的激情。这是一种新型的异化，这种异化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概念，它再也不是劳动的异化，而是一种消费意识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几乎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列斐伏尔探究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从生产的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物的有用性，而是一种对宣传和广告的消费。宣传和广告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工厂，各种意象像商品一样被生产出来。物品之间区别已经再也不是水和牛奶的区别，而是体现为同一类物品之间存在的一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广告宣传的作用下被抽象为各种符号，并成为人们消费的产品。今天，在我们的身边依然有很多鲜活的案例可以印证这一点，电影、电视、广播、杂志在资本的驱动下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着无形的控制。特仑苏牛奶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不是每一种牛奶都叫特仑苏”随着这句广告词的反复播放，特仑苏变得越来越不像牛奶了，而是一种高贵，健康和品质生活的象征。
在鲍德里亚的异化思维模式中，象征性交换中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交换关系，而是凸显了一种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并不体现在价值体系之中，而是具备了一种符号学的色彩。在价值体系之中，商品遵循着经济规律，而象征性交换则遵循着自身的内在规律。
通过质疑古典政治经济学稀缺性社会的前提假设，鲍德里亚进一步对马克思的需求理论进行批判。他认为马克思将需求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对待，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像鲍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将使用价值至于如此之高的地位。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误解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使用价值独立出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是不可分离的，在交换的过程中资本家得到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要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然而，在交换发生之前，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作为商品的一个前提蕴含在商品之中并参与到交换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将使用价值独立出来，而是将其作为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鲍德里亚将使用价值推到王座上是要将矛头直接指向的是马克思物质生产的思维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物质生产已经被意识的生产所代替，在媒介的参与下，实体性的商品生产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的差异关系以及被符号差异关系所生产出来的意象。至此马克思的物质生产逻辑已经开始作为一种被批判的对象。接下来，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然成为鲍德里亚需要跨越的对象，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到了《生产之镜》时期，鲍德里亚已经完全走出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符号政治经济学再也不能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结构之内。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①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 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
《生产之镜》由五个批判构成：即劳动概念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支配自然观念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分析的批判、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析的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关联的批判。这五个批判通过对劳动、自然人类学、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另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鲍德里亚的这一看法影射出鲍德里亚与马克思不同的历史观，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连续的整体，而鲍德里亚则将其看作的是断裂的、没有统一性的分割的历史，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立的经济运营模式。鲍德里亚的关注对象--由符号所构成的消费社会，事实上，鲍德里亚也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进行理论研究的。透过鲍德里亚早期作品中诸如生产、交换、消费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紧密联系，也可以从中看出许多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理论立足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方式为出发点去研究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而鲍德里亚则是从交换方式入手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鲍德里亚并没有找到一个足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适性规律。而是将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作为标本去寻求一种差异性。与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不同，在鲍德里亚那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则，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于不同社会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经济运营模式。鲍德里亚以此来抨击马克思将社会历史的发展都置于生产的框架之下是错误的。
他甚至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作是一种镜像。事实上，鲍德里亚的这一批判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建立在拉康的镜像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借用了拉康的镜像概念将生产说成是一种镜像。在《生产之镜》的序言中鲍德里亚指出：“在所有政治经济学层面，都存在着拉康镜像阶段所描绘的东西：通过这种生产图式，这种生产之境，人类在意象中获得了意识。”①“镜象”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用于分析人类心理发展过程，通过分析，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人类心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初生婴儿对身体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片段的，分离的。在婴儿成长之六个月之后，它就能够通过镜子辨认和证明自己的形象，在这种形象确认的过程中，人实现了生命中第一次的自我认同。
这一阶段对于人生的意义无疑使巨大的，因为存在一个镜象阶段，即儿童是在自我的分裂中完成了自我认同的幻象。这一过程中主体通过镜像获得了自己的形象，并以这一形象理想化作为自己日后自我认同的基础。拉康认为，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不仅是一种幻象，而且是一场悲剧。当主体以一种理想化的形象来预设自己的时候，主体也以一种自恋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僵硬的框架结构，这一结构影响着个体精神的健康发展。拉康将这一理论与异化理论联系起来，得到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即异化是永远不可能被消除的，因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理想化的个体形象与现实认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在主观内塑造的理想化的个体形象与客观世界中实际的个体形象形成了一个从塑造到打破，再塑造，再打破的无限循环。正是在这一循环中个体的精神发生了分裂。镜像成为构成这一分裂的来源。鲍德里亚以镜像概念来讨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总体上是想说明马克思以生产作为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是一种幻象。马克思预设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如拉康所说的理想化的个体形象一样，是一种镜像，这种镜像永远无法实现的，它反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因此，当鲍德里亚以符号学的视角结合拉康精神分析学的逻辑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与马克思的分手就不足为奇了。以《生产之境》为中介，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编码是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和依据。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超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能够涵盖鲍德里亚的视域。无论是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还是的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理论背景之下以符号为基本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解读，都是从某种特定的视角出发，都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个简单的事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准确的理解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要求将生活实践作为哲学的立足点，将理论活动本身也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更确切地说视为实践的一种特殊样态；正是由于这一立场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备了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话语权。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来去评价一种理论似乎就变得简单许多了。哲学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研究，离开了现实的土壤任何一种理论终究难逃枯萎的宿命。发现社会生活实践的根本性地位，这样才能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能够涵盖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研究的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