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演变的社会背景，理论背景和逻辑转换
2.1 鲍德里亚思想阶段划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鲍德里亚的思想阶段进行划分是进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下，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性工作。这样说的依据正如前文分析到得那样，鲍德里亚本人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其理论时刻都有发生断裂的危险。这导致鲍德里亚不同思想阶段的理论，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思路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将不同思想阶段的理论杂糅在一起，不但不利于将问题讲清楚。还可能造成前后矛盾的尴尬局面。
其次，本文研究的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鲍德里亚早期的理论，因此，必须对鲍德里亚思想阶段进行划分。对鲍德里亚思想阶段进行准确划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鲍德里亚是一个思维敏锐的思想家，他总能及时的洞察到社会各领域发生的微妙变化，并能针对这些变化的出具有创造性而不乏深刻性的结论。他能够以广博的知识去感知这个社会，以一个思想家独具的深邃天才的创造性去理解这个社会，并以充满了诗性浪漫的文字去描述这个社会。鲍德里亚拒绝长期的驻足某一特定领域，也不会在一种现有观点上倾注太多的热情。可以说他的研究总是处于不断地流变，不断地与现有一切观点的告别。鉴于这一特点，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评价众口不一。其反对者认为，鲍德里亚思想的这种流变性导致其思想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最终难以保证其思想不缺乏深刻性。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过于激进，指责他以时髦的理论姿态弄潮。
仰海峰博士将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并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阶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此时的鲍德里亚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这一阶段的作品有《生产之境》与《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三阶段是同一切现有思潮决裂，最后同现实本身决裂，走向了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这构成了鲍德里亚后来的主要论题。”
2.2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根基和理论背景
2.2.1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根基
当早期鲍德里亚走向理论舞台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从过去的生产主导社会转向了消费主导社会。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消费社会理论热潮。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这一主题的论述无疑使最为激烈也是最为深刻的。麦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德波、巴特、列斐伏尔、利奥塔、布迪厄包括鲍德里亚都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鲍德里亚将哲学的思辨与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以及巴特关于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相结合。另外，法国思想家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进入到了鲍德里亚的视域，鲍德里亚的早期文本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考察消费社会中物体系的物像结构及其消费的需求意象。
从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问题与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鲍德里亚以符号学的视角和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方法对消费社会进行的批判构成了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鲍德里亚理论的来源，我们必须对两条理论线索进行研究：其一，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第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要对这两个理论背景进行考察原因在于，将鲍德里亚消费视域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置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与大众文化批判的谱系之中能更清楚的洞悉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2.2.2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研究伊始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的困惑，诸如，鲍德里亚何以将符号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又是如何能够准确的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匮乏社会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方面的变化，在研究了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之后，我欣喜的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对鲍德里亚的研究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自 20世纪 40 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兴起了对启蒙精神批判的思潮，在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一直被视为这一批判精神的延续。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知识被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科学技术的狂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许多诸如本质、灵魂等形而上学的概念被人们从理性中驱赶出来。实证科学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使得形而上学变得愈发的没有地位，工具理性成为理性唯一的合法代言人。人们对于经验和工具理性的迷信逐渐的演化成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们的奴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注意到了这一消极结果。默克海默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待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将科学等同于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只关注现象忽视本质的消极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危机。鉴于这种情况，科学重新求助于形而上学，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解除危机，反而令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原因在于，既然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对于科学的反思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本身，还应该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批判。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也吸取了这一观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直接定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就很能说明其态度。他一方面承认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的必要性。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了人们普遍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似乎填平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仅仅局限于无产者物质方面的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矛盾并未改变，不平等的根源仍然存在。马尔库塞批评了“科学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观点，其中隐藏着一种科学技术的统治欲望。其实这正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另一位法兰克福学者哈贝马斯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观点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70 周年而作，马尔库塞对哈贝马斯的影响可见一斑。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这是无法用巧合解释的。在哈贝马斯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强化了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对工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观点，他甚至将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当自有资本主义发展至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加速了财富积累的速度。同时，他也指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社会制度也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这是一种明显的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论证。
哈贝马斯甚至比马尔库塞走的更远，相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不仅仅是提出了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他还尝试将这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其“意识形态性较微弱”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也比传统的意识形态更加不易察觉和无孔不入。它甚至像一剂麻醉剂弱化革命阶级的革命意志。默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通过对大众媒介的研究，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是强于一切媒介的媒介。他极富激情的说道“操控的秘密存在于大众媒介的狂热符号中”①可以说，符号获得了“社会总体事实”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鲍德里亚走向了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的这一转变，实际上是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转向了符号逻辑。这是一种在文化维度上展开的思考。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一切都转换为文化问题的时候，鲍德里亚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毁灭性的冲击，鲍德里亚用符号编码取代物质生产，以此指责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不能洞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但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符号生产只能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因此符号生产相对于物质生产只能算作 “表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尽管马克思之后许多哲学家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不乏合理之处，但是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向依然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正如凯尔纳所言：“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
事实上，政治、经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并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他也同样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无论是片面夸大文化的作用，还是走向另一种极端--文化毁灭论无疑都无法通向人类解放的可行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的象征理论并没有完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而是陷入了一个狭窄的领域，鲍德里亚片面的、抽象的界定了人的存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概念的反抗是基于生产和现实生活对立的基础之上的。鲍德里亚将生产仅仅看作是生存的手段，而没有从现实性、历史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概念。因此鲍德里亚将象征性交换看作是交换的“本真”,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看成是一种镜像。鲍德里亚的象征性交换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和乌托邦式的原始交换方式的复归。尽管鲍德里亚不愿意接受这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救赎，并没有现实生存的土壤。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空洞的运作背后仍然需要经济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支撑才能够使其理论具备现实性。鲍德里亚始终没有明白人类现实的解放道路并不在符号世界里，而是在现实社会之中，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相比，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为对象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必然沦落为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反抗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使得他从政治经济学领域抽身出来，借助列斐伏尔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及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叛逆。
2.2.3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的观点似乎还不足以让鲍德里亚与众不同。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 1868 年 5 月之后，此时的法国，巴黎大革命爆发了。伴随着炮火与硝烟，鲍德里亚的第一部关于“消费社会”的着作《物体系》在人们对社会新秩序的渴望中诞生了。这部着作中作者不仅描述了消费社会中的现实景象，同时他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方式表达了自己对 “消费社会”的质疑和思索，这是一个崭新而危险的尝试。说它新是因为鲍德里亚所要做的是对法国革命之后新型社会的理论思考，说它危险是因为鲍德里亚自身的理论框架中就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想象这位早晚期思想严重断裂的思想家，何以保证其理论建构基础的稳定性。因此，在这里我只是针对《物体系》一书发表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在构建新理论基础的时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他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批判并发展这马克思主义。这是的鲍德里亚还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鲍德里亚秉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表达自己的理论倾向。对此时的鲍德里亚而言，他还没有称为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尽管他之后的作品--《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表现出一些体系化、批判性、非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事实上，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一些学者认为 68 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在这一场革命中，新思潮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丰盛社会的延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许多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那里，消费社会理论甚至成为了批判理论的当代延续。对于鲍德里亚而言，尽管他的着作中充斥着无数个例如“诱惑”、“仿真”、“拟像”等歧义丛生的概念，这些概念很容易让如坠云雾里的读者将鲍德里亚归为一个后现代的学者。但从深层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可以认真的分析鲍德里亚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其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在鲍德里亚文本中出现的那些充满后现代色彩的词汇并不能代表其理论的性质的转变。纵观鲍德里亚的理论背景，我们可以发现鲍德里亚承袭了一种批判性的传统。在20 世纪，批判理论风靡一时，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究竟何为批判理论？在学术界并无严格统一的概念，对批判理论的界定仅仅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描述。其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往往具有独创性和自我突破、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其理论主体对于世界的态度不是解释性的，而志在批判和改造；其二，批判主体在进行批判的时候运用一种异化思维方式。接下来，我要谈谈对批判理论这两个特点的认识，理解批判理论要结合它与传统理论的对立去理解。两者并非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不同理论形态，而是相同历史时期对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性。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概念的对立更多的是产生于主体的不同，而不是产生于对象的差异”
对于同一社会事物，不同的理论家秉承不同的理论倾向。传统理论者往往是立足于概念自身的自足性，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观念外化的产物，在黑格尔那里，客观世界就是绝对精神自己展开自己最终成为自己的过程。如果这个世界是一本由各种事件堆积而成的读物，传统理论家往往以一种注释者的角色去解释它，或者去推演这本书下文的情节。他们进行推演的依据无疑是将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作为一种必然性去对待，这是一种对经验的崇拜，与古典经验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摒弃理性的作用。批判理论者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批判理论家的批判始终是在理性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便没有任何被认定为真的东西了。他们批判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解释或者注释这个世界读物，而是给他的剧情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总是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反对一切，似乎只要是现存的东西都是需要他们去摧毁的。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确切的说是让这个世界变成更加理想的状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批判理论家那里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为一旦这一可能性被实现哪怕有实现的苗头他们就急于将它摧毁去寻求一种更加理想的可能性。批判理论家的观点永远让你感觉新鲜具有独创性，他们将社会危机的根源归因于理性的误用。正如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书中写道的那样“批判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即社会的理性状态，是由现实的苦难强加给它的。这样提出解决苦难的方法理论不会为既存现实服务，而只会揭露既存现实的秘密”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学者似乎已经将这一批判传统作为一种原则去看待社会一切事物。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默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的批判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存在一种对理性片面运用的假设。事实上，这些批判理论家要求正确的使用理性的初衷，正是基于他们对理性功能的自负。在他们看来错误的使用理性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正是我所质疑之处，难道正确的使用理性就能确保理论的正确性吗？批判理论家的批判热情使得他们像火焰一样力图焚烧掉一切理性的片面性，然而当他们以这种姿态去焚烧一切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理论正被其他批判理论家焚烧。批判理论家的这种理论倾向性所造成的结果无疑是可怕的，照他们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既然这样，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状态也是不存在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批判理论家的激进的批判精神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这种在理论上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独特的批判视角可以为解决各种社会危机提供更多的理论可能性。批判理论所倡导的批判精神，怀疑意识以及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孕育出了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使得他将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对象。批判理论家深入骨髓的批判精神使得他们像一把斧头可以削去变革力量阶级文化中的盲目自信和消极沮丧。
也诚如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对物体系统的描述与分析，意在从一个更加具体的方式指向对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一指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视角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播下了种子，使他之后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必然。结合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德波的景观社会以及巴特以符号学方式撰写的《流行体系》。鲍德里亚把对物品功能性的历史分析作为其理论起点。仰海峰老师认为：“鲍德里亚从三个方面对消费社会的物像结构进行了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物体系的功能变迁，这是物体系的客观描述；第二个方面是对与物体系的功能结构相对应的主观维度的描述，这是对物体系时代的动机分析；第三个方面是对物体系的实践意识形态批判，揭示物在消费社会中是如何叙述自己并实现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企图的。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对物体系直接意指的描述，第三个方面则是对物体系含蓄意指的揭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商品”从物的体系中脱离出来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鲍德里亚也做了相似的工作，将物品的功能性从物中抽离出来作为其考察对象。对物的功能的分析并非简单是对物的功能进化史进行陈述，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本讲述物品功能进化的科学读物，那就太荒唐可笑了。
在鲍德里亚那里，功能是一种社会关系符号编码的结果。物品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改变。鲍德里亚以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家居摆设作为例子，来说明物品功能性丧失与这种丧失背后所彰显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鲍德里亚认为物品功能的弱化与物的意指功能在家具摆放过程中的凸显。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家具摆放的过程中得以说明。在布尔乔亚时代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物的象征意义所表征这种家庭关系不会随着物功用性丧失而消失。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追求家具的象征意义，而转向其功能是否能够得以体现。这正如在一所面积不大的房子里，房子的主人不会再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而摆放与房子面积格格不入的宏伟家具。这种从物的象征意义向物的功能转向的背后，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物转换为功能物的时代，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人的道德束缚下解放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没有终止，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高明的手段进行着。列斐伏尔的这些观点并没有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法兰克福思想家们将问题转向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领域，这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上的文化革命。这一革命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以生产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逻辑，而是从消费社会下对文化领域的重新审视。事实上，从 20 世纪 40 年代，大众文化就已经进入到西方思想家的视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着作。他们认为随着高雅文化屈从于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大众文化成为生活的主流文化，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同质化。大众文化的这种同质性被看作是商品生产逻辑的当代结果，“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它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不收听无线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
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延伸至文化领域，然而他们只强调了高雅文化屈从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所产生的消极结果--社会生活的同质化。而没有去探讨大众文化本身的内在运行方式。
2.2.4 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重逻辑
基于以上对鲍德里亚思想阶段的划分以及对鲍德里亚早期论文来源的阐明。我将早期鲍德里亚在第一阶段即《物体系》和《消费社会》阶段的思想归结为三重逻辑：第一重是列斐伏尔和巴特的符号学逻辑。第二重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逻辑。前两重是表层逻辑。第三重是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也是最深层的逻辑。需要说明的是前两重逻辑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种方法和工具。早期鲍德里亚以此为理论建构方法，进入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而鲍德里亚的第三重逻辑，即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则是鲍德里亚的深层逻辑。
通过研究这三重逻辑在鲍德里亚早期着作中的地位和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思想变化轨迹以及理论倾向，以这一变化轨迹和理论倾向我出发点，我们又可以去探究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变化原因。因为，这三重逻辑交织在一起他必然会导致理论之间深层次的冲突。通过对鲍德里亚早期五个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在《物体系》中前两重逻辑较为明显，到了《消费社会》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则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可以说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阶段的鲍德里亚徘徊于这三重逻辑之中。但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开始显示出较为明确的理论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并没有直接颠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但是在这本书中，鲍德里亚已经试图为早期的批判提供符号学方法，并将其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提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框架，鲍德里亚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的标题定为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他在开篇就指出：“存在着某种社会逻辑：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拥有不同的对物的操持，这种逻辑的分析同时又是一种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今天，这种消费意识形态是一切与物相关的操持基础。这一双重分析--对物的区分性社会功能的分析与对其所附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必须基于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超越物的需求所具有的自然幻象以及使用价值优先性的假设”鲍德里亚显然是在说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受控于阶级意识形态，人对物的需求不再以物的使用价值和自然属性为前提。鲍德里亚将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看成是一种自然幻象。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说法，他的这一做法类似于马克思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