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24年社会责任被提出后，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各国政府与企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并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1世纪初至今，中国开始大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发布一系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指引文件，号召企业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企业也逐渐意识到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价值、竞争能力以及企业融资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责任的履行也越来越受到外部投资者、社会公众等的关注。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投融资活动是其最为重要的两项活动，是其提升自身价值，提高竞争力的一项手段。因此，本文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考察其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
本文从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行为以及融资约束与投资行为三方面来阐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企业带来的长远的经济利益。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总结国内外有关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宄，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借鉴了现有的研究，采用了指标计量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比较不同股权性质之间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啄食顺序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以2010年一201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釆用指标计量法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衡量融资约束，以及采用企业的投资支出来衡量企业的投资行为，运用了实证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的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企业投资行为在显着的正向关系；（2）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着地负相关关系；（3）企业社会责任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正面的影响；（4）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抑制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效果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宄结果与现有相关研宄相一致。最后根据本文实证的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摘 要
1990 年我国资本市场恢复建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尤其是会计信息）是他们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财务成果的主要途径，更是他们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上市公司不断发生的信息造假、虚报、欺诈等问题暴露出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低下的现状，直接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旨在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并采取和实施了诸多改革措施。其中 2002 年引入我国的审计委员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在财务报告、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方面有着显着的监督作用，对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不同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重点考虑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身份（独立董事、来自管理层的非独立董事、不是来自管理层的非独立董事）、管理层干预董事任命（提名委员会中存在管理层成员）是否影响了审计委员会效率的发挥。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方法框架及创新点：第二部分回顾了国内外审计委员会特征及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是关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披露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至 2012 年 A 股主板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深交所披露的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来衡量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检验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的结论与局限性，并在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财务专业性能显着促进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除了独立董事财务专家，来自非管理层内部董事的财务专家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但是来自管理层内部董事的财务专家则没有这样的作用。（2）审计委员会中存在管理层成员会抑制审计委员会效率的发挥，不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而另一方面以独立董事比例来衡量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治理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3）不存在管理层提名董事的公司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以及独立董事财务专业性更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4）审计委员会规模、勤勉性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1）现有的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审计委员会中非独立董事的身份（是否来自管理层，是否是财务专家），比如仅研究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和财务专业性（财务专家所占比例）对财务报告质量、盈余管理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细化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有关特征，扩展了审计委员会和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2）上市公司自身治理环境存在的漏洞可能会降低甚至抵消审计委员会监管效率，大多数国内研究文献对此给予的重视仍然不够。例如管理层干预董事任命对审计委员会影响的文献较少，本文从信息披露质量角度丰富了这一研究，为审计委员会制度改革和提名委员会制度改革提供有用经验证据。（3）本文研究结论对未来公司治理改革，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制度改革和成员甄选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摘 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理财目标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税收筹划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自20世纪中期以来，税收筹划越来越受到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纳税人的关注和重视。本文所说的税收筹划是个中性的概念，不包括逃税。税收筹划是企业重要的财务管理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企业经营、筹资、投资等各个方面进行事先安排和运筹，减轻公司的税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很多企业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代理问题，经理人可能将税收筹划获得的经济利益转移到自己名下，损害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市场经济体系有序、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也是公司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机制。所以，为了缓解代理问题，本文提出了具有公司治理功能的指标信息披露透明度。目前国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实证研究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的文献比较少。因此，基于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视角，能够深化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帮助管理层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结合税收筹划措施来提高企业的价值。
本文应用会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考察了基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视角下，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首先，本文从税收筹划的相关研究、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研究、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其次，阐述本文所应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有效税收筹划理论；再次，分析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机理，以及信息披露透明度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影响差异；最后，选取我国2010-2012年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视角下，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存在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税收筹划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第二，信息披露透明度是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的调节变量，即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的企业，进行积极的税收筹划活动，更能显着的提高企业的价值；第三，在结论二的基础上，基于产权性质将样本分成国有组和非国有组，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对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影响，具有更显着的加强作用。本文从管理层有效运用税收筹划理论，经营者提高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企业内部与税务部门积极沟通、降低风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