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吸血鬼日记》是美国青少年文学女作家 L.J.史密斯创作的童颜成年吸血鬼恐怖系列小说。 自 1991 年以三部曲系列出版之后，赢得全球众多读者好评。本文试从全新的角度分析认为，《吸血鬼日记》超越了传统哥特小说的风格形式。
并致力于从作品主题、角色塑造和情节设置等方面研究《吸血鬼日记》对传统哥特小说的继承与突破。
本文认为《吸血鬼日记》继承了传统哥特小说的恐怖、爱情、善恶冲突等主题，但加以融合现代内容和奇幻色彩，使得作品主题更为独特新潮。在吸血鬼的形象和人物塑造方面，《吸血鬼日记》继承传统哥特小说中吸血鬼的形象特征。突破点在于作品中的吸血鬼形象发生很大改变，并被赋予了更多超能力，行为更加人性化。在故事情节方面，《吸血鬼日记》更加曲折离奇，关系错综复杂，悬念叠加。
《吸血鬼日记》是当代吸血鬼小说的代表作品，对传统哥特小说的继承与突破也为其带来巨大的成功和极高的声誉。而在当今发达的社会，作为哥特小说的亚题材，吸血鬼小说因其独特的特点和文化背景也将会长期存在。
摘要
本文以女性主义和原型批评理论为框架，以《新夏娃的激情》为文本，分析和讨论安吉拉？卡特如何运用“去神话”策略，颠覆和改写神话中的女性原型，打破父权主义的枷锁，从而探索女性解放及两性和谐共处的道路。
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之上，主张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原型批评作为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尤其是《圣经》中包含着后代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与主题，就是“原型”的概念。卡特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认识到“女性原型”往往是对女性的僵化和说教，是父权主义社会剥削和压迫女性的一种手段。
本文在大量文献阅读并结合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了卡特对于《圣经》中三种女性原型在《新夏娃的激情》中的“去神话化”,分别为：“妖妇”,“母亲女神”和“夏娃”.
首先，文中蕾拉的遭遇揭露了所谓的“妖妇”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她们既被男性视为欲望的对象，也面临自我物化的危机，从而丧失了主体性。第二，“母亲”只不过是人为编造的神话，是男权社会用来哄骗女性的工具。绝对的女权背后仍然是对父权主义价值体系的遵从。第三，“夏娃”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到一个真正女性的转变，说明了女性特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模仿的结果。
卡特通过对女性原型的“去神话”,分别否定了男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乌托邦，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构想。在卡特看来，只有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处，而文中新夏娃和特丽丝苔莎的结合较好地诠释了这个观点。
摘 要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文学翻译不仅受到文本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文本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译者不是在真空中翻译，因此译者通常会对原文本做出适当的调整，来使译文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符。从而能够使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使译文最大限度地被大多数读者接受。
《红字》是 19 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一场恋爱悲剧。它被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许多外国翻译者纷纷将其翻译成各国语言。到目前为止，仅汉译本就多达 34 种之多。本论文以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选取了《红字》两个汉译本（1954 年韩侍桁译本和 1996 年姚乃强译本）展开深入对比研究。
本文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比分析《红字》的两个汉译本，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影响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不同时代的译者，对于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在措辞、句法、甚至是篇章结构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相比姚译本，韩译本受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更为明显。姚译本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诞生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其影响的烙印没那么深。由于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个译本在措辞方面有很大差异，都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韩译本的平均句长要比姚译本更长一些，表明了韩译本更倾向于直译，而姚译本更倾向于意译。在篇章层面，韩译本直接删去了小说的序言，而姚译本则保留了序言。据此可以推测，美国文学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以及译者自身对于序言重要性的判断影响了译者究竟是删去序言还是保留序言。
除了引言和结语部分，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红字》及其汉译本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概述了操纵理论，重点介绍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这两个重要概念；第三章是本论文的主体，结合操纵理论，利用典型例子并辅以一些图表，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两个汉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个译本不能简单地评出孰优孰劣，而应该把它们放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时代背景下，它们的存在都是可以理解的。
摘要
朝鲜通信使是从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朝鲜李氏王朝派遣至日本的“外交使节团”.室町时代三次到访日本，以求维护两国和平友好。然而十六世纪末，随着丰臣秀吉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为海外领土扩张，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万历朝鲜战争，此后日朝两国陷入敌对状态。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权，在对外关系中积极与朝鲜讲和。1607年终于迎来江户时代第一次朝鲜通信使，标志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1607年至1811年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共访日十二次，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十七、十八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实属罕见。
雨森芳洲（1668-1755年），字伯阳、号方洲，出生于江户时代，似乎与通信使有着天然不解之缘。芳洲精通儒学、汉文，通晓汉语、朝鲜语，长期担任对马藩对朝鲜外交儒官，是江户时代日本代表性思想家之一，在朝鲜通信使访问期间展示出卓越外交才能。他往返于日本与朝鲜之间，为加强日朝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传统友谊发挥出巨大作用，精心书写了其外交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以雨森芳洲着作《缟贮风雅集》卷十四中的笔谈及诗歌唱和为中心，探究当时东亚文化交流盛况。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日本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访日契机与访日规模，及芳洲的出仕过程与对朝外交。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第八次正德辛卯通信使访问日本的背景。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通信使与芳洲之间的笔谈对话，通过双方笔谈内容了解两国关注的社会热点，把握社会动向。第四部分，主要探讨通信使赠送芳洲的诗歌。通过诗歌唱和，洞察通信使丰富的内心活动。
笔者站在日朝交邻友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芳洲与通信使之间的笔谈及诗歌，以期重现两国文化交流的友谊篇章。在两国文化交流中，中国就像一位“不在场的在场者”参与了这场东亚文化交流盛宴。因此通信使访问日本不仅仅是日朝两国政治之间的国书互换，更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时至今日，当我们追寻往古，通信使访日情景早已化为过眼烟云，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们当前构建新时期的东亚文化共同体有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中主人公自我救赎之路的过程，结合理性主义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关理论，从文本中凸显的立意出发，探讨人类如何才能在异化的现代社会实现自我救赎。通过对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矛盾的分析，一方面解读小说文本中所展现的关于异化意象；另一方面探讨人类如何摆脱人性异化的束缚，从而将自我从这个价值理性衰落的世界中救赎出来。
因此，本文以主人公的救赎之路为主线，以人性主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探寻人类通过人性的传承、对价值理性的坚守实现自身救赎的可能性。
本文一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包括作家简介，文献综述，回顾国内外作家的一些观点，并简要介绍了理性主义理论中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互关系；第二章从价值理性的衰落、工具理性的崛起和人性的危机这三个方面来展现小说中描绘的文明荒漠，小说中无名的主人公在精神世界面临着迷失的困境；第三章通过对人性之火寓意的分析，以及对父子二人在道德与现实方向的双重迷失情形下试图通过仪式化行为来传承人性之火的过程分析，表明在上帝已死、价值理性式微的当下，人类可以依据人性对自身完成救赎；第四章主要分析《路》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父亲和儿子。他们往往被认为是道德与秩序的守护人、人性之火的传承者。本章试图通过两者间的对比来探寻人类获得自身救赎之手段；最后一章总结前四章内容，并表明人类可以依靠自身实现对异化的超越并获得救赎。对人性怀有坚定信念的人就是现代社会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