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而言，创业研究的视角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对此本文将列举数字对重要经济学者对于创业的看法进行讨论，藉以更系统地了解创业研究的传统、发展与现况。
熊彼得一改传统经济学对于创业活动的基本预设，即创业活动会对社会与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预设。熊彼得从反面加以论述，熊氏认为，试想在一个没有创业家的社会，每一个人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一样，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发现生活上创新驱动和改变的可能，每一个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选项已经都被发觉。因此对于每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和决定，都已经有最优方案可供选择； 但如果有创业家出现，创业家将会积极地透过寻找新的获利机会而努力找寻可供突破的创新技术与产品，创业家引入新的组合或进行创新所欲达到的目的即是利润为驱动。因此，熊彼得认为创业家所从事的创新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创新行为打破了既有的经济均衡，寻找新经济均衡底下可能的利润空间。[6]
William J. Baumol（ 1968） 则提出创业与经济增长理论，虽然 Baumol 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创业行为，但不同于纯经济学途径的探讨，Baumol 反而更加重视创业过程中，政策与制度所建构的创业环境，是如何影响创业成果以及最终的经济表现。
Baumol 认为要维持经济增长不能仅透过各种生产要素本身来解释，因为生产要素本身的配置条件并不会自己改变，但一个创业家透过创造性与创新的生产性活动，即可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藉以达到最有效益的结果。如何鼓励生产性与具有创新行为的创业活动即受一地创业制度政策环境所影响；因此，如何在经济制度中融入相关的奖励机制，将会对创业的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7]
从 Baumol 的观点可知，创业制度、政策环境与创业成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链结明确。拥有完整且富含奖励机制的创业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创业家更容易成功。而在这样的政策制度环境体系下，创业家也将更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此观点拥有相当的经济学色彩。
Mark Casson（ 2005） 则透过检视创业家决策过程，提出创业家式判断（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的理论看法。Casson 认为创业家专门是在环境资源稀缺的情形下进行判断性决策的人，因此创业家擅长做出判断决策以协调稀缺的资源。但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做出决策性的判断时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高，当创业家基于其他人没有掌握的信息做出决策时，非创业家可能认为这样的决策有很高的风险，因此丧失了市场进入的先机与条件。对此，Casson 的创业家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创业家发现创业机会，建立了一个新市场把需求和供应联系在一起，然后建立新的市场、满足新的需求，藉此将创业的不确定性风险转化成创业后的经济利益。[8]
Audretsch,D. B.and A. R. Thurik （ 2004） 积极思考并试图回答创业为什么重要？ 创业的重要性如何发挥？ 对此，Au-dretsch and Thurik 提出创业的知识溢出（ KnowledgeSpillover） 和内生性创业 （ Endogenous Entrepreneur-ship） 等理论。创业就是识别新机会并透过创建新企业实现机会的一种机制，并且创业机会不是给定的或外生的，很大部分则是来自于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目的、系统性的致力于知识生产和新创意的结果。另外，创业是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形式，创业透过创造知识溢出、增加新创企业数量以及促进竞争和企业多样化三条途径影响着经济增长与发展。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当下，创业型经济透过大量的创业活动、创新发明以及专利申请等，促进企业的不断创新与成长，并进一步推动经济成长与维持动能。[9]
从上述经济学者对于创业过程的概念、看法与研究可知，传统透过经济学途径所进行的创业研究，大多试图将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关系加以连结。除了针对传统创业研究从经济学领域的角度进行文献梳理外，以下从对研究者透过不同分析层次（ 微观层次： 个人/中观层次： 组织/巨观层次： 制度、文化） 研究成果的爬网，藉以更全面地了解创业研究的发展与现况，以及在当前创业研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情形下，又有什么可供突破的方式开创创业研究的新局面。
蔡明田、谢炜频、李国玮、许东赞（ 2008） ,有鉴于传统创业研究中，在个人层次的分析上仅着重于创业行动者应具有甚么样的人格特质进行讨论，但并未针对创业行动者人格特质对创业能力、创业动机与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该文为了补足个人层次创业行动者人格特质研究之不足，透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试图在既有创业人格特质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创业行动者人格特质与创业表现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人格特质与创业能力的关系的影响并不显着，创业行动者的人格特质倾向对于创业者创业资源的撷取以及创业能力的发挥并无显着影响。显示创业者的人格特质倾向并无助于提升创业者的有形与无形资源和能力。其次，人格特质与创业动机间的关系则有显着影响，若创业行动者属于“外向型”人格（ 在此所谓之外向型人格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能力的肯定较低，对于许多事情是否能完成则相信人生有很多时候成事在人、也认为人生不经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 ,其创业动机大多数并非来自于自我创业动力高的驱使，反而是因为对于工作现状的不满，因而从事创业之行为。相反的，若创业行动者人格特质属于“内向型”人格，亦即创业行动者认为许多事情只需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即可有机会获得好的结果，其创业动机就不是因为对于现有工作不满而从事创业行为，反而是因为具有较高的创业初始动机与创业目标所进行的创业行为。最后，该研究也发现内向型人格创业者，其创业精神较佳，且其创业的自主与风险承担性、创新性与创业机警性也愈佳，外向型人格创业家的表现则与之相反。[10]
邬荣霖、王思峰、徐达光（ 2009）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透过选择一家典型的台湾中小家族企业服饰代工制造厂作为质化访谈个案研究对象，并运用叙说分析法纪录该工厂创业家创业过程的整体故事和历程记录。纪录内容包含企业在台湾累积代理品牌与零售通路的经验、赴中国大陆建立品牌开创市场的挫折经验、以及在整体创业与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企业经营者与创业家在面对不同情形下对其心理认知与心智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仅针对该文内容进行简要的梳理与讨论，例如个案决定前往中国大陆创造品牌并开发市场之前，创业家与企业经营者的认知为两岸具有高度的文化相似性，因此一开始创业家认为仅需要将台湾的管理阶层派赴中国大陆、运用在台湾的企业经营模式与策略、复制台湾的品牌营销与管理模式即可在中国大陆复制与台湾同样的品牌与企业经营经验。但真正赴中国大陆拓展品牌失败后，创业家的心理认知才有了转变；创业家调整了其认知心理与心智模式后，创业家始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当作两个不同文化的区域，并且调整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模式，从原本以复制台湾企业经营模式进一步改为类似“跨国”的企业经营模式，并调整人力资源的使用，采用在地化的方向调整，增加雇用当地人。[11]
透过该文的研究可知，透过创业研究与认知心理学的结合与应用，不仅可更具体和生动地纪录创业历程与创业故事，更能进一步地透过心理认知转变的情形，探究创业家创业心理与历程的改变，并且提供给往后有心从事创业之行动者更为细腻的心理转变历程与建议。由此可见，这样的跨领域研究不仅展现了实用的建议性质，更展现了创业研究领域的开放性与学科对话性。
除了从个人层次探讨创业家人格特质与创业表现的相关性研究外，组织层次的探讨是当前创业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分析层次重点，其中又以创业行动者与他人所建构出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行动者创业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最为学者在组织层次上所关切。
陈家声、戴士娴（ 2007） 透过质化访谈的方式，搜集数个台湾创业家，如何运用不同的社会网络资源，进一步获得在创业和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信息和潜在利益。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行动者会积极地在日常生活中，透过各种各样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建立社会网络人际关系，而这样的人际关系类似社会学所谓的社会资本。该文实证研究显示台湾创业行动者将会经由不同的渠道，可能是正式的组织或协会、公会，或是非正式场合中与别人建立或深或浅的人际关系，透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创业过程和企业经营所需的不同信息。而这样的人际社会网络的建立，可分成从关键人物（ 强连带关系） 身上可以得到产业重要的技术与知识以及情感上的支持，而一般社交朋友（ 弱连带关系） 可以得到较多、较广泛的信息。总体而言，创业行动者与企业经营者不论在强连带关系或弱连带关系的社会网络资源上，都能够协助创业家获得创业相关的各种信息及协助，并且透过社会网络关系的信息取得发掘创业机会与拓展事业与市场。该研究亦发现，由于强连带关系的社会网络建立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关系，因此降低了创业过程与企业经营的交易风险与成本，形成便利经济行为，并以口头式契约和延缓性支付为表现形式。[12]
江烘贵、蔡志豪（ 2008） 的研究亦是希望一改传统以来创业研究皆以经济角度切入，以极大化企业利润为目标，并且假定创业机会是一个给定先决条件的假设。该研究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创业并非如经济学途径观点所描述的如此线性和单一，创业过程事实上是透过创业行动者在每天日常生活的建构缓慢的构筑而成。该文运用 Giddens 的结构理论观点，进一步探讨创业行动者在其创业历程中，如何透过进入在地的环境与结构中进行互动；透过个体与环境的二元互动模式，一方面从自己熟悉与有限制的结构规则，另一方面运用自身行动者的能动性来获取接近资源与信息的机会，促使自身与社群结构之间的相互调整与改变。此一互动过程，不但有助于创业行动者发现社会中许多尚未被发现的创业资源，来达成其创业目标外，而且使创业行动者通过深入了解当地的结构环境，将企业经营模式融入当地创业企业收益，但这样的个体、结构与创业行为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虽然创业行动者（ 个体） 的行为会受到镶嵌于环境结构的限制与改变，但结构中行动者的行为亦会反过来影响环境结构，因此个体、结构与创业行动为三者存在的连续性互动关系。[13]
从制度层次的观点分析创业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台湾相关之期刊论文。高明瑞、蔡依伦（ 2009） 研究的主题并非一般的商业创业行为，而着重在讨论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创业行为，虽然一般商业创业行为与社会创业行为无论在理论上、定义上以及创业的本质都有着许多的不同，但无论是一般商业性创业还是社会创业基本上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
社会创业如同商业性创业一般，镶嵌在独特的时间与空间之下的社会脉络； 只不过社会创业的原因在于一群人亲身遭逢社会问题，他们透过结合了平常未曾拥有的资源，借着社会创业来改变其结构的位置，因此社会创业可谓为社会部门带来根本的变迁。
该文的出发点认为，社会创业的出现，事实上与制度革新以及新制度的创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该文的研究问题是： 社会创业的过程如何透过制度革新（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的行动来改变镶嵌在制度之上的社会问题，进而促成社会变迁？ 透过对于制度的研究，试图以中层（ meso） 的层次观点，来探讨创业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该文研究认为，以制度革新观点探讨社会创业，则为社会创业的创新驱动 提供了基础，社会创新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实质的改变；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理论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提供创业研究在分析制度创新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包括： 制度如何被建构、如何进行制度革新等研究途径，将可进一步扩大创业研究的视野以及与中层制度研究的联结性。[14]
庄立民、杨纹惠（ 2012） 透过跨国的比较研究，试图说明不同国家中的制度与文化是如何影响创业活动与创业行为的表现； 传统创业研究大多以经济学角度切入创业活动并以创业所获致的经济收益作为评估创业行为的标准，甚少关注制度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和创业表现。事实上，制度即是人们生活所建构出来的产物，国家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其境内的经济发展和表现，包括： 经济成长率、涉及创业行为、创业成效以及创业活动的资金取得和创业环境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等。因此，虽然传统经济学途径的创业研究，并未注重制度对创业活动与创业行为表现的研究，但不可否认，各国及地区不同的制度体制，显着地影响到创业活动与成果； 另外，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化差异，亦对创业行为和成效有着重大影响，对此不仅可从不同国家民众对于创业行为认知态度可略知一二外，部分研究结果亦显示，国家文化越是崇尚个人主义则创业率也就越高。该研究，就是从梳理制度与文化对创业行为与效果出发，认为各国不同的国家制度与文化着实深刻地影响创业行动者对于创业之认知、创业行为以及创业成果。对此，该研究透过运用世界经济论坛（ WEF） 每年所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以及世界文化价值观调查（ WVS）为自变项，以全球创业观察（ GEM） 为依变项，试图进一步探究制度与文化是如何在跨国的向度影响着不同国家的创业行为与表现。以下列举部分内容加以讨论说明，例如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创业活动方面，该文透过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进行分类，其中以制度环境较差的“需求型创业活动”为例，这一类别的国家包括： 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巴基斯坦、俄罗斯、秘鲁等，这个类别的国家由于国家制度环境较差，因此现有的企业家数少，新生企业家则非常多，并且多属于早阶段之创业活动，但企业失败的退出率高。另外，从不同文化观点分析创业活动与结果的研究亦显示，无论是制度或文化的不同，皆对于创业活动的类型、成效与态度有着显着的影响。
依序从传统经济学途径的创业研究成果、个体层次的创业研究成果、组织层次研究成果以及制度层次研究成果可发现，经过数十年来创业研究者的努力，整体创业研究亦有慢慢尝试希望能融合三大分析层次中的任两层次或整合三大层次的研究努力。但不可讳言的是，当前世界创业研究依旧缺乏能够有效统整三大分析层次的创业研究成果，也因此造就到目前为止创业研究途径难以完整如实地呈现创业过程与问题，致使创业研究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如表 1.[17]
二、新移民创业研究的现况
台湾除了创业研究整体上较国际创业研究学术社团发展来的慢，另一方面台湾在针对新移民创业研究方面，当前研究成果依旧相当有限。研究者透过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网页进行以标题和关键词搜寻新移民创业的硕博士论文后发现，截至2015 年 3 月，以新移民创业为标题或关键词的硕博士论文仅 15 篇，且皆为硕士论文，尚未有博士论文进行完整的新移民创业研究。硕士论文大多以特定的新移民群体、特定地区新移民或特定新移民性别进行研究，例如以客家地区新移民群体为对象的创业研究、新移民女性在客家庄的创业研究、新移民在特定产业的创业历程研究等，总体来说当前台湾针对新移民创业之研究集中在新移民女性、特定区域新移民以及特定产业新移民创业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反而对于整体新移民的创业研究或针对跨国性新移民创业之研究成果相当缺乏，显示出建构出一个完整、全体、系统性甚至跨国创业研究的迫切性与发展性。以下针对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之搜寻结果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讨论，藉此了解当前台湾在有关新移民创业研究的现况与发展。
苏建翰（ 2011） 访谈八位微型创业外籍配偶的创业经验以及在创业成功以后，如何对于创业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进行权衡与安排。该研究成果指出，在台湾外籍配偶经由微型创业而成为经营者的新移民大多都是家庭内重要甚至唯一的所得来源，因此新移民不仅要扮演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外，多数在其中的新移民创业女性更必须同时承担家中主要的家务劳动，可以说呈现蜡烛两头烧的情形。[18]
钟荞忆（ 2011） 探究新移民女性如何在客家庄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创事业，以及创业的历程和故事为何，研究结果显示新移民女性在客家庄创业的过程中，如何取得社会资本并且如何能够妥善地运用文化资本是新移民女性在客家庄能否成功创业的两个关键因素。在社会资本的部分，新移民女性初到客家庄不仅人生地不熟、在语言上、饮食与生活习惯上更是与其母国有着显着的不同，对此若有意进行创业的新移民女性必须要在移民至台湾客家庄且适应当地生活后，积极透过布建当地的人际关系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本以协助创业工作[19].
黄淑贞（ 2012） 透过 13 位新移民女性创业经验进行访谈，研究结果发现新移民女性在移民来到台湾后，如何有效地截取文化资本并从中建立社会人际网络的社会资本，成为新移民女性来台湾是否能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新移民女性创业除了必须管理好属于自己的创业基础外，也必须结合家庭与社会对女性在婚姻和家庭所应扮演的角色，该研究显示有新移民女性来台，已经愈来愈可以扮演好这两种不同的角色，同时立足于家庭场域与经济 场 域。[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