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文体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纳博科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贵族家庭，优渥的家庭环境使其从小就精通英语与法语。 纳博科夫在学会母语俄语之前，就已经能阅读和拼写英语了。 他五岁即能阅读英文图画期刊，八岁就能熟练地运用法语。 然而纳博科夫一生都生活在动荡和漂泊中，1919 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纳氏家族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流亡欧洲各国。
纳博科夫在德国柏林期间，用笔名 Vladimir Sirin 创作出版俄文作品，其作品在欧洲的俄国侨民圈子里颇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恐及纳粹的迫害，纳博科夫和妻子于 1940 年移民美国，纳氏先后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任教讲授文学，并开始用英语创作出版文学作品，小说《洛丽塔》、《微暗的火》等作品的出版让纳博科夫逐渐享誉文坛；纳氏在晚年成名后，遂定居瑞士直至逝世。 纳博科夫不仅是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作家，也是一名翻译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和阐释颇具个人特色。 纳博科夫跌宕起伏的人生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也影响了其翻译观的形成。 我国对纳博科夫翻译观的系统研究仍不充分，纳博科夫作品汉译大家梅绍武先生介绍了纳博科夫所指出的西方翻译界中的弊端，进而分析作为一名优秀译者的必要条件。 李小均分析阐释了纳博科夫翻译观嬗变背后的俄罗斯文化根源。 纳博科夫的翻译观可根据其人经历分为三个阶段，其跌宕起伏的人生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也影响了其翻译观的形成。 纳博科夫的翻译观与其人生经历一致，可分为早期的意译观；中期移民美国时期的直译观；以及晚期定居瑞士时的重写理论。 本文另辟蹊径，分析纳博科夫翻译观中对翻译行为限制性与创造性的认知，阐释说明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是贯穿其翻译观中的重要观点，并深入挖掘纳博科夫翻译观的形成原因。
一、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
翻译即是 “用一种语言 （译语） 的等值的文本材料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去替换（replace）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指出翻译即是“一个特定语言之内任何一次成功的言语行为所包含的交际过程”。 严复在其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语言中，就翻译的标准提出“信、达、雅”三原则，信，即是忠实于原文，指意义不背离原文，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谈到，“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 Shuttleworth 和 Cowie 认为，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更是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间的转换。
虽然忠实是翻译中最重要的原则，但在翻译实践中，绝对的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即是翻译行为的限制性。 唐健禾阐释了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五种文化因素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限制性。 翻译不只是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而应该是意义的传递，而翻译的限制性实则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碰撞与冲击”。 翻译的创造性是翻译行为的必然选择，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阐释到“翻译必须再创造，理想的翻译应当是：读者读到一篇原文，把它放回熔炉即思维中，让它和译者本人的思想性格融为一体，然后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 这样，译文就不可能不带有译者风格的痕迹。 ”
译者不仅仅要面对必然存在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性，亦须重视翻译行为的创造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给予翻译者约束，翻译行为的创造性则赋予翻译者自由”，两者之间既对立又互补，既对立又统一。 张泽乾认为“作为创造的艺术、审美的艺术的翻译的艺术，其最基本的方面仍在于实践性，因此，创造美可以说乃是翻译艺术的本质特征。 ”翻译活动即是把源语言转化成译入语，但是两门语言在词汇、语法、音韵、语义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孕育语言的土壤即文化也迥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此外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亦是迥异。 那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地理解原文，也需要充分运用译入语的优势，才能达到翻译行为的真正目的。
二、纳氏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阐释
纳博科夫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他一生完成了大量的译作工作。 纳博科夫曾把罗兰、莎士比亚、济慈、缪塞等人的作品翻译成俄文，而后又把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成英文。 此外，纳博科夫还把自己早期的俄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受欢迎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俄文，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纳博科夫把自己的俄语小说《失望》和《模糊的镜头》（在美国出版名为《黑暗中的笑声》）翻译成英文。 在纳博科夫移居瑞士后，纳博科夫一方面继续把早年的俄语作品翻译成英语出版，如《王、后、杰克》、《防御》、《光荣》、《斩首的邀请》等，另一方面把英文作品翻译成俄文，如成名作《洛丽塔》以及自传《终极证据》（后从俄文译成英文，名为《说吧、记忆》）。
纳博科夫本人最为重视的即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 他耗费了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来翻译普希金的这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该译作共有四卷，每一卷长达五百多页，纳博科夫不仅翻译了文本，而且还附有大量的注释和评论。纳博科夫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译作中践行了其翻译观中的直译理论，在出版的四册译作中，原诗的翻译仅仅占第一册的一小部分，第一册的剩余部分以及第二、三、四册均是对该诗歌的注释。 纳博科夫在一则访谈中曾谈到“我的译文是逐字逐句进行的，是直译。 为了忠实原文我牺牲了一切：典雅、和谐、清澈、佳味、现代用语、甚至语法。 ”
翻译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要做到绝对的忠实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纳博科夫的译文放弃了文本的典雅与和谐，其译文充斥着生僻词、古语以及语法的变异，让读者觉得晦涩难懂。
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的转换因为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差异而体现出翻译的限制性，“两种语言的转换带来困难和障碍，甚至形成极大的限制，影响到可译性的程度”。
纳博科夫亦认为在语言的转换方面存在困难与障碍，例如，英语和俄语在古词、方言、外来语等词汇方面的转换存在限制性，也影响了文本的可译性。 例如，纳博科夫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部第八章第五节，其中用到英文的罕见词“familistic”，目的是对应“семейственнойКартиной”这个古俄语短语的表达模式。 而纳博科夫所使用的生僻词“familistic”受到批评家以及读者的诟病。 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纳博科夫为了忠实于原文，他采用了几例古英语来匹配几个古俄文单词，意在体现普通俄语中存在的微妙意思，然而这些古英语词汇的意思在普通英语中已经消失了，“我选用的词汇目的在文字而不是在可读性。 它们是绝对忠实原文的”。 然而，译文读者很难读懂纳博科夫翻译用语的意义，那么译文则失去了自身使命的价值。
纳博科夫认为就英语和俄语的单词而言，英语要比俄语丰富得多，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
俄语的特点是专门词汇太稀少，太模糊，太笨拙，例如专门词汇“存车”，假如从俄语直译过来的话，就是“长时间地把汽车停在某处”。 在语言的转换之间，纳博科夫考虑的不是译入语的通顺性，可读性，而是与原作者的一致性，例如，纳博科夫用“shippon”一词来译俄语中的“hley”，虽然“shippon”一词生僻，但是纳博科夫认为该词“牛棚”的形状和俄国的牛棚相似。 纳博科夫的译文长常出现如“ache，pal，mollitude”这样的信号词，即是为了表明原文中有相应的俄文词，纳博科夫认为恰当的译文旨在给出其认为“正确的信息”，而不是“正确文风”的样本。
文学翻译中音韵节奏的限制性，思果在《翻译研究》中谈到，诗不能译，译诗就是毁灭。 一经翻译，便失去了原诗的音调、韵律、词藻等诗歌的生命，“从文学的立场看，原诗好似帝王，译诗好似沿街讨饭乞丐。 这种翻译，真不如没有。 ”
在语音方面，纳博科夫认为在翻译四音步或者六音步的抑扬格英文诗歌时，一个冗长的形容词就会占据一行诗里最后三个音步中最初的四五个音节，这样要译文的韵律很难与原文媲美。 因此，纳博科夫选择“задумчив ле”（沉思的），“утраченный ле”（迷失的），“мучитель’н ле”（痛苦的） 这样一类词语一个词身只有一个重音的俄语形容词，全都以第二个音节为重音。 纳博科夫尽量在诗歌的翻译中，避免音韵节奏的限制性，但诗歌体在两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转换当中，音韵、节奏、词汇的选择必然存在。 于是，译者纳博科夫或是摒弃了译入语的韵律结构，或是为了生搬硬套达成音韵节奏的一致而使用生僻晦涩的词汇，那么译文也就失去了典雅与和谐。 纳博科夫曾承认到，“很清楚我对俄罗斯诗歌的经典作品之一（指曼德尔斯坦的一首诗作）的逐字苦译因真诚地忠实于原文而失去了英语的诗美。 但是，我也清楚，尽管这样的译文僵死少韵，却是真正的翻译。 ”
而在语言的礼貌用语方面，俄语的礼貌用语比英语要正式得多；而在语法方面，俄语比英语的语法更为灵活多变。 纳博科夫不惜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在译文的语言选择方面旨在达到原文语言所表达的历史背景以及语言风格等。 究其缘由，纳博科夫在翻译的实践中，充分意识到作为译者其翻译行为在语言转换和文化传递中的限制性。 在《固执己见》收录的 1966 年的一则访谈中，采访人问及纳博科夫对于翻译的艺术和实践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时，纳氏谈道：
“当我读着当代有名人士译的俄国烈士的‘诗’时，就会产生这种恶心的视觉。 被折磨的作者和被欺骗的读者……翻译的惟一目标和理由是转达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这只有逐字翻译才能达到，并且要有注释”。 纳博科夫规避翻译限制性的方法即是直译加注释，虽然纳博科夫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但该译文作品从出版之时到当下仍颇受争议。
三、纳博科夫对翻译行为创造性的否定
翻译的限制性与创造性在翻译行为中本身就是一对二元对立因素，译者既不应该完全受制于翻译的限制性，也不应该完全摒弃翻译的创造性，这二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译者而应该正视翻译行为中语言转换的限制性，并以限制性为驱动，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力求在矛盾中获得统一。 许钧指出“把翻译视作机械的语言转换的传统观点客观上遮蔽了翻译的创造性，由此而进一步导致了翻译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困难得不到妥当的解决。 从翻译的全过程看，无论是理解还是阐释，都是一个参与原文创造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感应或复制过程。 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结构在目的语中必须重建，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也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而面对新的文化土壤、新的社会和新的读者，原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接收空间。 ”
然而，纳博科夫翻译观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即是语言的准确转换原文与译文的准确“复制”，译者不能“参与原文的创造”，译文也无需考虑译入语的“新的社会和新的读者”，或另一个“崭新的接受空间”。 纳博科夫认为“改编者的好诗除了错误和不忠诚外，什么也不是……我不禁感到，尽管改编者有良好的意愿，他们的劳动的结果只会是欺骗。”
纳博科夫在谈到翻译是改编、重写或者是再创造时总是嗤之以鼻，他把改编看成是译者“粗劣的模仿和无知的杜撰”，“但愿有人告诉我，但愿我能明白。 ‘改编’成什么，改编成白痴读者需要的东西？ 改编成高雅读者要求的东西？ 改编得具有某人自己天才水平的东西？ 然而，世界上的读者多种多样，也聪明得很。 高雅艺术也未规定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至于天才，这些译文里没有什么达到虚幻渊博的高度，高山映到湖水里至少还是一种安慰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粗劣的模仿和无知的杜撰。 ”
纳博科夫坚持认为只有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才是可取的翻译行为，他认为，“在这词语转换的古怪天地里（in the queer world of verbal transmigration），常常可以辨认出三类不同程度的罪恶（Three grades of evil）。 第一类罪过较轻，显然是由于无知或误解而犯下了明显的错误，这只是人的弱点，情有可原。 跨一步就进入地狱的是另一类译者，他故意略去那些自己懒得动脑筋弄明白的词汇或段落，或者故意略去那些可能会使他朦胧设想的读者觉得晦涩或猥亵的词语或段落，他那部字典冲他露出茫然的表情，他却无动于衷，毫不犹豫，要么就是他打算让学术屈从于假正经：他一方面乐于原作者少明白点儿，一方面又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比原作者更高明。 第三类堕落最糟糕，那就是抡起锄头把一部杰作锤得四平八稳，再邪恶地把它美化得符合特定读者的观点和偏见，这类罪恶应该像当年处罚剽窃者那样给拷上足枷”。 在纳博科夫看来，翻译行为不应该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译文不能带有译者的个人色彩；翻译理应忠实，译者亦须忠实于原作者。 如果按照译者的意愿或者是译入语读者的意愿进行改写或者重写则是译者不可饶恕的“罪恶”。 纳博科夫忽视了翻译行为中译者的创造性因素，他十分了解与赞同两门语言转换中的限制性因素。 因此，纳博科夫认为上佳的翻译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外加译者的注释来解释说明译文的语言。
那么，纳博科夫反对翻译行为创造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纳氏为何曾如此坚定地反对改写或者是重写呢？ 笔者认为这与其流亡背景息息相关，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他流亡于欧洲各国，后又移民美国，最终定居瑞士。 纳博科夫远离自己的祖国俄罗斯，一生在外漂泊流浪，虽然在二战后获得了美国国籍，但是他在美国仍然得不到文化身份认同感。 因此，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情节使其在翻译中摒弃翻译的创造性，而采用“异化”的原则和策略，“使译文操持异域风貌、异国情调，读起来像译文。 ”
纳博科夫的翻译标准即是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思想，尤其是在翻译俄国经典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一书之时，他坚持直译，否定译者的任何创造性改写，否定译者对译文进行美化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他认为这部作品在译入语环境中也应该是保持其俄罗斯经典作品的特征。 韦努蒂（Venuti）认为，异化翻译是使其关注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体验外国人的阅读感受。 异化翻译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采取原文作者使用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 纳博科夫坚持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翻译观无疑是希望保存其俄罗斯文化身份的方式或途径之一。 纳博科夫自幼离开祖国俄罗斯，辗转流亡欧美多个国家，无论他身在何处，纳博科夫最希望保存和突显的就是其俄罗斯文化身份以及“俄罗斯情节”。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作品中，总会塑造具有俄罗斯身份的人物，如小说《普宁》中的普宁教授，小说《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物教授等，这些小说人物都是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化身份和“俄罗斯情节”在虚拟世界的具像化体现。 同样地，在翻译活动中，纳博科夫仍然秉持突显自身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原则。 因此，他选择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希望译作者像原文作者靠拢，译文向原文靠拢，让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译入语语境中保存其原本经典地位。
四、结 语
自有翻译行为以来，各种翻译争论便不绝于耳，纳博科夫身处 20 世纪美国文艺理论大爆发的时期，对待翻译理论的认知以及翻译的实践行为均具有纳氏特色。 纳博科夫的翻译观侧重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应完全一致，而且在语言形式如句子结构、语法语序等方面也需保持一致，译文也必须传递原文作者意欲表达的情绪情感以及态度观点。 然而，纳博科夫的译文作品尤其是英译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可，乃至引发评论家的诟病，其历史现实充分揭示了翻译限制性的必然存在。 翻译语言的“过度异化实际上违逆了接受者的语言审美心理，影响译文的接受效果。 ”
在看待翻译行为的问题上，纳博科夫最终认为译者“得有原作家的天资，至少得有近似的天分；他得彻底掌握两国的语言文字，彻底了解两个民族各方面的情况，完全熟悉那位作家的创作手法和风格的种种细节，而且还得深谙词汇的历史背景、语言的风尚、历史严格和相互搭配关系；他得具备模仿的才能，能极为逼真地扮演原作者，惟妙惟肖地表达出他的行为举止、言谈话语和思维方式。 ”
翻译即是语言的转化，语言的选择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息息相关，那么翻译的限制性必然存在，那么译者怎样才能突破翻译行为的限制性， 纳博科夫认为应对语言转换之间的限制性足够重视，而译者必须充分了解译入语的历史背景与语言文化，充分了解原作者的创作手法和写作技巧并忠实于原作者，不能改写或重写原作。 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促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翻译观的形成， 纳氏虽身在美国或者欧洲， 但是他最希望突显的仍然是自身的俄罗斯文化身份，“活生生的个人体验，而且，往往是这些体验提供了更为真实的历史面貌、更为独特的意义面向。 ”
纳博科夫否定翻译行为创造性的本质原因在于自身的流亡者身份及其“俄罗斯情节”，纳博科夫希望通过“异化”的翻译使俄罗斯经典作品在英语环境中仍然保持经典地位，同时他更希望在翻译过程中突显自身的俄罗斯文化身份，“我为自己保留向往一个合适的生态场所的权利，在我的美利坚的天空下感叹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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