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利用不同的方法对语码转换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社会语言学家力图从社会角度分析这种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语码作为符号系统，可以是语言，方言或其他语言变体，甚至一种语体。因此，在交际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被成为语码转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最初有人认为语码转换是不完全的语言习得的结果，是不能够纯正地使用一种语言的表现，到奥尔、甘柏兹、斯科顿等人提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理论，可谓研究深入，进展巨大。
然而在各类研究中，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首先，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语码转换或者影响语码转换的因素有哪些？这是不完全语言习得的结果，还是人们掌握两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后，根据对象、场合、话题等因素来进行选择？其次，进行语码转换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或意义？
本文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以国内收视率领先的大型礼仪、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中首席主持人，湖南湘潭人汪涵的普通话和湖南方言作为研究对象，与以往其他研究不同，这次研究对准的是电视媒体人，他们的公众性和专业性特点可能对于语码转换的动因和影响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1 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及功能
1.1 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
社会语言学家斯科顿从语言选择的标记性出发，强调通过交谈本身对说话人语码选择进行解释，提出了“标记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标题能够指示说话人希望听话人保持符合自己身份的义务集；说话人的语码转换是想协商与听话人的权力义务，并维护这种语言形式；说话人的语码转化是在社会规则影响下进行的，是巧妙的、有目的的语言表达形式；交际双方都有“标记性尺度”，以此衡量选用的语码是否符合社会期望。
关于语码转换的动因，斯科顿做出了系统的阐释。她也对语码转换这种特殊的技巧进行了肯定。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对《天天向上》的材料分析，归纳总结影响汪涵普通话和湖南方言之间转换的社会动因。
1.2 影响汪涵语码转换的主要社会因素
1）交谈对象、交谈话题等
作为主持人，汪涵在大部分时间使用普通话与嘉宾、其他主持人进行交流。但是，在场合基本固定（摄影棚采访）的情况下，随着话题和对象的不同进行语码变换。
在2012年11月23日的节目中，汪涵为新加盟湖南卫视的朱丹、邱启明介绍湖南台有名的化妆师罗妈妈时，是这样的：
例一：
汪（朝朱、邱）：罗妈妈要是爱上你，你就完了……她会非常非常心疼你。
（众人笑）
汪（转向罗妈妈，湖南方言）：来，娘老子，你先到旁边休息一下啊。
“罗妈妈”是湖南台工作人员对8号化妆间的化妆师罗红涛的昵称。“娘老子”在湖南方言中正是是“妈妈”的意思，和普通话中的“罗妈妈”基本对等。在与同是主持人的朱丹和邱启明进行交谈时，同时考虑到观众，汪涵使用了普通话进行交谈；但是与同是湖南人的罗妈妈来说，语码就立马转换成了两人都了解的湖南方言，这就是根据交谈对象的不同进行的语码转换。
交谈话题也是汪涵常常在节目中在普通话和湖南方言之间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2012年11月16日的节目中，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方言保护，汪涵作为湖南方言的代表，开场白就表演了一段具有地方语言特色的顺口溜（选自节目自带字幕）：
例二：
汪：津咸的沁甜的纠酸的；潘腥的咩苦的喷臭的；该餐饭恰得我是咩老的；一番口袋是令光的；老板讲我是西下的，猪猪猪猪头木寸的，我的脸吓得是渗白的；溜青的根绿的噶黄的；我不打粉来自然白，不擦胭脂我桃红色；汪时有他的里格朗，我一个人打吊看《天天向上》！杵脸幔嘴、云里雾里、捞皮哒登；捉魔捉涨、雷急火急、气股气横；将将胡、七小对、哈摸不中；时唉八板、结实管经，像唐僧；唐僧走路屁之个冲，后面跟扎孙悟空，孙悟空犯事，事又犯的恶，抓嗒和尚我砍脑壳！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目，大篇幅出现方言主持的现象很可能导致受众的不理解；但是在这期节目中就显得很正常。因为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就是讲各地方言的，这个交谈的话题就决定了用方言的形式开场，既能迅速的凸显谈话主题，又能改变主持风格，具有双重意义。
2）社会身份、文化程度、阅历等
每种语码实际上都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的装饰品，通过改变语码，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并与听话者之间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介绍湖南籍相声表演艺术家大兵、赵卫国的节目中(2012年12月21日)，他们的对白如下：
例三：
汪（湖南方言）：兵兵。
大兵：（湖南方言）：涵涵。
汪（普通话，向观众）：1999年的时候相声《白吃》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晚最佳节目二等奖，2006年相声《谁让你优秀》，也是获得了节目二等奖，是湖南曲艺节目冲刺春晚最好的成绩。
大兵（普通话）：本来是要得一等奖的，后来……
汪（向大兵，湖南方言）：说一下没事，我们这个节目，央视人是不会看的。
在这段对话中，汪涵对大众采用了普通话进行主持，因为其充当着主持人的社会身份，这就要求他要以主要全国观众为对象，采用绝大多数观众都能明白的普通话主持；而后者是老乡的身份，选择方言可以拉近与嘉宾的社会距离，缓解大兵的压力；又创造出一种玩乐似的气氛，避免话题尴尬、谈话进入僵局。
1.3 汪涵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
语码转换既然有其社会动因，就必将有其社会功能。斯科顿认为之所以要进行语码转换，是要建立一个更适合交际的社会场景，或企图避免明确交谈的社会性质。
毫无疑问，汪涵进行的语码转换和交际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例一中，他分别使用普通话、湖南方言和嘉宾们进行交际，实现语码自由转换；也就是说，一旦外界需要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他就转换语码以适应外界的需要，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这样一来既保持了交际渠道顺畅，同时也是扩充语言交际的手段，不仅不会妨碍交流，反而能够消除罗妈妈的紧张感，使她在稍后的专访中克服焦虑感，更加顺畅地进行交际。
在例三中，针对于大兵欲言又止的原因，汪涵马上使用湖南方言“说一下没事，我们这个节目，央视人是不会看的”营造了交际进行下去的氛围，保证交谈顺利有效的展开；既轻松幽默地使对方消除顾虑；又借机调侃自己节目，突显了自己的胸怀。
2 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功能
语码转换不是任意的行为，它受交际环境、交际者心理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说话人往往采用选择不同语码来强调或者避免某种表达。
2.1 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
语言学家贾尔斯和史密斯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提出了“适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语码转换现象分为两类：一为聚合，说话者在言语上努力适应对方，以求对方承认彼此的一致性；另一种是分散，它是指说话者为了区别彼此，因此在言语上坚持使用不同的语码。
语言聚合，即语言趋合，表明了说话人在心理上向对方趋同，以此凸显双方的共性，形成自己言语社区特有的情感联系和聚拢。说话人一旦在外界环境中发现自己言语社区成员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上文例三中汪涵与大兵谈话时从普通话改为方言就是语言聚合的典型例证。作为知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大兵的相声主要是采用湖南方言进行表演的，而同时湖南人的主持人汪涵在与大兵的交际中，摒弃普通话采用家乡话，表示了自己的亲和，在两人之中建立起了共聚量，侧重两人的共同点，也减少了自己在达到交际目的时遇到的障碍。
与语言聚合相反，语言分散是一种偏离。它是指说话人有意图的与交际对象保持社会距离，强调彼此的差异，因而选用与对方不同的语码进行交际的现象。在2012年11月16日的节目中，朗读界的四大男声分用普通话朗诵完《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段稿子后，作为主持人的汪涵将之前采访时的普通话转化为湖南方言，区别普通话与湖南方言在发音上的不同（为凸显发音不同，作者将拼音注在其后）；由此出现了以下的话语：
例四：
汪涵：要不然是这样（普通话），我用长（záng）沙话来配，长沙人讲话调子蛮高了（湖南方言）。（接下来都是湖南方言）似乎讲了，一百年前，回(féi)族人有个叫马保子的，他把煮过的牛羊肝汤嗽，放到锅中一顿煮(jiào)，那个鲜味扑鼻的热果子面撒，我的(dì)个伢啊，大受欢迎，我跟你讲(gāng)的直，它应该是具有以下特点：这(gái)个汤啊，要清爽。这个萝卜呢，要嫩白的；这个辣油撒，要通红的。这个香菜啊，要顶绿(lòu)的。这个面撒，要根黄的。硬是有这五个特点，那才叫嬲塞（niǎo sái）啦。
在汪涵的这次话语论交际中，他显然偏离了作为主持人该采用的普通话，采用方言的形式读出来，旨在凸显湖南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和差异，是语言分散的典型；同时也丰富了节目内容和表现方式。
2.2 汪涵语码转换的心理功能
无论是语码转换是出于语言聚合或者语言分散，这种转换的心理过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从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可以表现出作为主持人对听话者所持语码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亲合或者疏离，拉近或者增加彼此的距离。其次，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汪涵在做出明显的语码转换行为时的大脑活动状态，理解说话者在语码转换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企图严肃对待某一话题还是希望营造一种轻松幽默的交际氛围。
3 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汪涵在《天天向上》中进行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和心理动因，并且对语码转换后产生的作用及意义做出了探讨，希望不仅对于语言现象探讨，对于其他主持人的主持技巧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实际生活中的某些居民，而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主持人，主持人与嘉宾或与观众的交谈是一种主客的关系，所以本文更加偏向社会动因和功能；主持人反应敏捷、思维跳跃很丰富这一特点对于研究心理方面的动因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希望今后语码转换方面的研究能涉及这个因素，使社会语言学成为更加完善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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