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4年中国日语语言学研究依然延续了2008年以来的“数量大、水平高”的特点,成果丰硕,形势喜人。以2014年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年会为代表,全国各地召开的日语语言学相关学术会议高达15次。
以《日语学习与研究》等专业期刊为首,各级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再攀新高,达239篇[1]。本文延续和借鉴彭广陆(2008)、徐一平(2009)、王忻(2011)、曹大峰(2012)、李运博(2013)的基本方法,对主要期刊论文、部分专着、研究论集及国家社科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2014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间,笔者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多次点击进入中国知网,在文献全部分类页面下,以“全文”为检索范围,输入检索目标“日语语言”后,共获得最大记录1986条。经手动筛选和补充[2],共获得外语类核心期刊、日语界高等级期刊《日语学习与研究》、《东北亚外语研究》、集刊《日语研究》及部分大学学报、集刊(《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日语教育与日本学》、《日语教学与日本研究》所发论文239篇。
1 论 文
为了便于考察,笔者将上述239篇论文分为语义语法类(含词汇)、语用类、习得及偏误类(含测试)、日汉对比类、日语教学类、其他等6个类别进行评述。(各类别论文数量见图1)【1】
1.1 语义语法类论文
总起来看,2014年语义语法类论文呈现出以下4个特点:(1)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论文多;(2)探讨词汇类的论文多;(3)关注授受关系;(4)关注日语教学语法的构建。
1.1.1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类论文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是近年来国内外语界的一大特点,本年度的日语语言学论文充分体现出了该特点。在笔者所收集的84篇有关语法、语义、词汇研究的论文中,基于认知语言学角度考察的论文就有15篇,占到总数的18%。这些论文除了使用传统的隐喻(包括转喻、提喻)认知模式外还较多使用了原型范畴理论、棱柱形模式等。
李菁菁的《动词「つく」的语义扩展与认知机制——以「~が~をつく」的结构为中心》[3]一文认为动词「つく」共有5个义项。除本质义项“用尖物、细长物、手等施力于另一物体”之外,其余的4个义项是通过转喻和隐喻机制来实现的。白解红、王莎莎的《汉语网络流行语“萌”语义演变及认知机制探析》[4]认为“萌”的语义演变过程是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过程,汉日网民通过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认知机制,推动汉字的意义不断发生演变。刘莉、赵伟秋、朱婷婷(2014)[5]利用原型理论,通过图式描述不同语境下动词「つける」的各个义项所体现的空间认知关系。这些图式具有相同的内部概念结构,由此构成隐喻映射的基础,同时前后图式也自然成为隐喻映射的源域和目标域,正是这种推理模式的转移,「つける」在隐喻链条的作用下,逐渐扩展出庞大而复杂的语义范畴。吴伟丽(2014)[6]借用原型范畴理论研究了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认为程度范畴是“量”范畴下的一个下位范畴,程度副词内部成员语义的共性是“量性”。吴宏(2014)[7]则利用棱柱形模式,剖析了日语组合型人体惯用语语义扩展的三种方式(隐喻义、转喻义、扩展义)。邵丽勤的《「かえす」单独使用和复合使用时的多义性研究》[8]则利用意象图式,结合语料库的实例具体分析了「かえす」单独使用和作为复合动词后项使用时表现出的多义性,抽象出各种语义共同的意象模式,对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先行研究遗留问题进行了考察,以期使学习者在接触该词时对其有一个整体清晰的把握。此外,脱小杰(2014)[9]、杜丽丽(2014)[10]也分别利用认知模式分析了多义动词「とる」的多义性和体态语“手”所表达的隐喻模式。
1.1.2 语法研究类论文
语法研究类论文关注的热点是句法、语法学史、“体”范畴等问题。沈书娟的《日语主语从句类复句中的主从关系——以句型「…が…ことは…」和「…が…ことが…」为例》[11]通过定性分析发现主语从句类复句中至少存在6种以上的主从关系。通过定量分析发现,超过半数例句集中在“明示盖然性”[12]这一主从关系上。于日平的《双重主谓句的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以「主题は―主语が―情意形容词」结构句式为例》[13]明确了「主题は―述题」句式和「主语が―述语」句式的不同语法功能,提出了对「~は~が―述语」句式进行句子层面的“句式框架结构”和句子成分层面的“句中成分结构”的新分析法。白晓光的《“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定义和功能——兼与增田(2001)商榷》[14]一文对增田真理子(2001)[15]发表在日本权威期刊《日本语教育》上的论文『谈话展开型连体节』提出质疑,认为其定义有不严密之处。该文研究发现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基本语篇功能是“信息附加”,增田指出的三种功能只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从属性表达到事件表达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附加功能。该文虽未全部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与日语本族语者直接展开争鸣的勇气值得肯定,这也反映了中国日语研究的不断进步。此外,陈雨贤(2014)[16]与史倩倩(2014)[17]分别探讨了语法学史的相关问题。前者探讨了时枝诚记语法思想的理论源头,认为江户时期本居宣长等人的研究积淀是时枝语法的理论源头;后者剖析了松下大三郎的动词自他界定判断标准在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
肖开益(2014)[18]、孙佳音(2014)[19]及邱林燕(2014)[20]均进行了“体”范畴相关研究。肖开益以「タ」、「スル」、「シテイル」为中心,探讨了「节」中的时间表达形式,认为「节」的从属程度、主句的时间表达都对「节」中的时间表达形式有影响。孙佳音探讨了「いつも」、「つねに」、「ずっと」三个时间副词作为其本质特征的“体”意义,并梳理其与句子谓语“体”的对应关系。邱林燕基于动词及时间的界限分析,考察了日语结果否定句的成立要因。指出结果否定句的成立与前文动词的界限及所表示事件的界限相关。前文动词为具有无界动词特点的有对他动词,且所表示事件为无界事件时,后文可对其结果进行否定,构成结果否定句,否则结果否定句不成立。
1.1.3 词汇学研究类论文
中日词汇交流是词汇学方面论文关注的重点。陈力卫的《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21],从中日语言交涉史的角度考察了“民主”、“共和”二词的形成及其概念变迁,认为二词的中日概念形成及其影响是“中日类义词的意义互补”模式的具体体现。李运博的《周作人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兼谈周作人的日语观》[22]和蒋芳婧的《改革开放后中日经济词汇交流的研究》[23]分别考察了近代和现代的中日词汇交流。李运博认为周作人在作品中使用日语借词或许是一种无意的行为,但不能因此忽视他在日语借词传播和融入到中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不能用是否有意提倡来评价其在传播日本文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蒋芳婧则认为,当代中日经济词汇交流呈现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既有“泡沫经济”等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词汇,也有“创业板”等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词汇。李旖旎、徐敬宏(2014)[24]、杨陇(2014)[25]、黄瑞云、黄景兰(2014)[26]、徐寅(2014)[27]等均考察了汉语中的日源新词。李旖旎、徐敬宏考察了网络流行语中的日语借词,从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借词中找到了其内在规律,即可分为音译、意译、汉字借词、拉丁字母借词、特殊语法结构借词和特定动漫作品借词等六大类。黄瑞云、黄景兰根据具体词例,将汉语中的日源词分为“起用古代汉语词汇”和“用汉字创制新词”两个类型,并研究了它们不同于一般现代汉语词语的特点。徐寅以「丼」为例指出新时期日源词的借用方式由单纯借形、借义变为借音的新特点。
与以上研究相反,黄燕青的《古日语对汉语介词的借用现象——“从”在『万叶集』中的运用》[28]、陶金的《近代汉字新词对日传播的历史成因解读》[29]考察了汉语词汇对日传播的情形。黄燕青认为万叶和歌中“从”的使用状况反映了古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汉语介词“从”作为万叶假名的正训字使用时,表空间的经由、起点、目的地及时间起点等意义时与古汉语基本相同,句法结构上也有借用汉语语序的现象。该文突破了同类研究中重实词、轻虚词的传统,有一定的开拓意义。陶金立足于中日两国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对汉字新词对日传播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此外,邵艳红(2014)[30]以《明六杂志》为资料,分析了明治初期日语三字词(如「収纳高」等)的使用状况、构词特征等,认为当时所用的后缀已成为现代日语常用词缀,为现代日语三字词打下了基础。王秋菊、赵佳(2014)[31]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对“盂兰盆”一词作了历时动态考察,认为该词源于中印两国的佛教交流,传入日本后延伸出新的文化内涵,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现象。
黄小丽的《日语方位词“上”的语法化考察》[32]通过对方位词“上”的训读「うえ」和音读「じょう」的语法化考察,归纳出了两条规律性类型特征。(1)如「うえ」作为形式名词,可承接定语小句,并与其后的格助词一道,形成格助词性用法,进而形成接续助词性用法。(2)「じょう」不能单独承接定语修饰,必须以后置词的形式依附在汉语词之后,与该汉语词共同形成接续助词性用法。王华伟、曹亚辉的《日语动词使用频数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33]通过对动词使用频数分布情况的考察,得出高使用频数内的动词随着频数的依次递减其数量在增加而低使用频数区域内的动词每个区间内其数量没有一定规律的结论。建议日语教学中要多给出一些使用频数高的实例,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词义,提高产出能力。芦茜的《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词法特征考察》[34]一文使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177个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词法特征进行了考察,发现兼具名词、动词词性的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名词性用例占绝大多数,并且当反义二字复合词兼具副词词性时,其作为副词时的使用率较高。
1.1.4 授受表达、可能句研究
涉及授受表达、可能句研究的论文共有6篇,显示了授受表达及可能句研究仍然是语言学热点问题之一。林韶南的《「Vテモラウ」的意义和用法——具有事先请求的情况》[35]一文通过语料库检索,对具有事先请求情况下的「Vテモラウ」进行了考察,发现其意义的下位分类存在请求义、指示义、表达愿望义、许可义四种。朱秀丽的《「クレル」的语义类型与语义特征》[36]认为「クレル」的基本义是给予物品义,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扩展为给予行为义、给予行为支配义、恩惠义、讽刺不利义、祈使义和说话者立场义六种类型。陈文君(2014)[37]利用产生于汉语界的语义指向分析理论,对日语补助动词「テヤル」进行分析了新的分类探索,考察了各类型「テヤル」句所要求的前接动词类型以及句型结构之间存在的规律。孙斐(2014)[38]通过对不同体裁语料的考察,发现与其他两种授受助动词句相比,「~てくれる」句使用频率最高,分布的体裁最广泛,不论从语法形态上或是篇章层面上来说都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特殊性,因此建议编纂日语教材时应该将此成果反映其中。此外,段启云(2014)[39]和于姗姗(2014)[40]分别探讨了授受表现中的恩惠意识和授受动词的“视点”和“方向”问题。
安书慧的《日语的可能表达方式及内部机制》[41]突破传统的两分法(能力可能及状态可能),提出了将可能表现分为11类的新分法,例如将「~て(は)いられない」分为“心理可能”,将「この冷蔵库は大きいからたくさん入ります」中的「入る」分为“自发可能”等。
1.1.5 有关日语教学语法构建的研究
适合中国人的日语教学语法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彭广陆、曹大峰等为代表,近年来推出了一大批成果(如曹大峰2012、彭广陆2013等)。如彭广陆(2013)[42]提出了面向汉语母语者、与汉语语法系统接轨的新的日语词类系统。曹大峰的《面向大学本科教育的日语教学语法建设——理念、内容、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43]是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成果之一。该文针对我国日语教学中出现的多种教学语法体系并存的现象,通过回顾大学本科教育日语教学语法的发展历程,对比分析了《新编日语》、《综合日语》、《基础日语综合教程》等3种有代表性的教学语法的教学理念、内容及方法,论述了基于外语教学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目的建构的日语教学语法的设计思路和内容特色。有关日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的讨论,体现出我国日语界由照搬日本学校语法体系向关注中国人学习特点、构建适合中国人学习语法体系的思路转变。
1.2 语用学研究类论文
语用学方面论文共有29篇。其中探讨礼貌现象的11篇,探讨具体言语行为7篇,探讨女性语、体态语研究的论文各2篇,其他论文7篇。
礼貌现象研究一直是语用学的重点问题之一,本年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礼貌策略理论及由其发展而来的话语礼貌理论。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的「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论の新构想と异文化间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日中比较を中心に」[44]一文第一次面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其所提倡的话语礼貌理论的全貌及该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是不可多得的话语礼貌理论入门论文。李宇霞的《用“礼貌原则”理论探讨中日话题选择的问题》[45]就使用日语和汉语初次见面时所选话题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运用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理论进行了分析。朱世波的《礼貌原则与日语敬语》[46]在对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进行介绍的同时,针对国内对于礼貌策略的质疑点及其与日语敬语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和探讨。王小丽(2014)[47]以《红楼梦》为例,分析了日译本中非礼貌语的翻译策略。非礼貌语是礼貌现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相关研究较少,王小丽的探索性研究值得评价。范冬妮(2014)[48]与李凝(2014)[49]均考察了属于消极礼貌策略之一的日语模糊限制语(hedge),对其功能、使用场景等进行了分析。朱棠、邹晓玲(2014)[50]探讨了有关“死亡”的忌讳语并做了中日对比。
探讨具体言语行为的论文分别关注了请求、建议、拒绝、赞扬等行为。孙杨的《日语的“取消请求”言语行为研究》[51]与《「コーヒーでいい(です)」の适格性に関する要因》[52]均为其在研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高级日语学习者言语行为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前者发现母语者和学习者在进行“取消请求”言语行为时都努力维护听者的面子,谨慎地采取各种策略;后者探讨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制约因素。孙杨、沈丰丹(2014)[53]针对“建议”言语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日语母语者和中国日语学习者在进行该行为时,在「経験言及」和「行为提供」这两个「意味公式」上存在差异,母语者认为这两点有损受话人的面子,是不适当的。时晓阳的《话语礼貌理论视角下的日语拒绝行为研究》[54]以宇佐美的话语礼貌理论为框架,在认定出日语和汉语拒绝行为的“基本态”的基础上分析了中日间交际障碍产生的原因。
张爱萍(2014)[55]及徐娟、金锦珠(2014)[56]均探讨了目前学术界较少研究的目的语对母语的反迁移现象。前者认为日语学习者汉语赞扬应答言语行为不论是在宏观策略还是微观策略选择方面都受到目的语的影响;后者指出目的语的负迁移会造成日语学习者的“汉语损耗”现象的发生。王连娣(2014a)[57]、王旦旦(2014)[58]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日语中的手势语、鞠躬等体态语。王连娣(2014b)[59]考察了日语女性语的内部结构特征。
1.3 习得、偏误及测试类研究
本年度共发表该类论文16篇(习得类8篇,偏误类5篇,测试类3篇)。俞春花、李美花(2014)[60]通过计算误用率发现「くれる」系和「もらう」系的习得难度大于「あげる」系。陈建明的《日语的「もっと」和汉语的“更”的习得研究》[61]遵循了张麟声提出的“假说验证型习得模式”,探讨了「もっと」和“更”的差异,分析了学习者的偏误例子,提出有关母语负迁移的假说,研究方法新颖,值得借鉴。庄倩的《中日同形近义词的产出难易度及其影响因素》[62]研究发现母语与目的语在词义上的差异并不是影响中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形近义词产出难易度的唯一因素。汉语具有独有义项、两种语言在语法功能上存在差异以及日语词汇本身难度较大等特征使得中国日语学习者的产出更加困难。杨豪杰(2014)的《自尊及学习动机对日语专业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63]
提议通过调控自尊及学习动机,可以缓解学习焦虑。王忻近年来致力于日语学习者偏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日语言表达及物性特征分析》[64]
使用及物性指标对学习者偏误实例进行了检验,属其最新成果。陆晓明的《日语结尾词「~的」的误用及原因》[65]通过对偏误的归类分析,从词根的性格、词义等方面分析了结尾词「~的」在实际运用中产生偏误的原因在于母语负迁移。宫琳菁(2014)[66]通过测试调查了学生在「テイル」表示“结果状态”时的习得情况,明确了偏误倾向主要集中在「タ」「、ル」、「テイル」方面,并从母语迁移等角度分析了其原因。
张卫的《影响研究生日语知识运用部分难度因素分析》[67]认为该部分试题难度受文章的题材、体裁和考点的影响,与文章长度没有明显的关系。侯仁锋的《试析完形填空试题的设计与编制》[68]一文,以试题设计为例,探讨了完形填空题的测试目标和设计要求,认为依赖于语篇的完形填空试题当测试点为语义、惯用搭配时,可以附带测出语法能力等,属于高层次试题。
1.4 日汉对比研究类论文
日汉对比研究类论文共有50篇。其中对词义(同形词、同形异义词等)进行对比的有16篇,居首位。情态对比、省略对比类论文各3篇;惯用语(句)对比、综述类论文各2篇;包括时体、语序、条件句、被动句对比等在内的其他论文24篇。
张敬辉的《中日色彩语“绿”多种含义比照》[69]就汉、蒙、日三种语言进行对比,认为色彩不只具有单一的词汇意义,同时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同一色彩词在不同语言中,其意义既有重叠的时候,也有明显差异的时候。龙泽筠、周金声(2014)[70]对色彩词“青”在汉、日语中的语义进行对比发现,“青”在两语言中均具有丰富的含义,在运用上既有相同点(如在表示对色彩的物理感知时语义大致相同),又有明显的差异(如由于文化不同对“青”的理解、喜好不同)。杨娟(2014)[71]对流行词“萌”的词源、词义、词性等进行了考察,认为相较日语,汉语中“萌”构词功能更强,用法更自由。吴俊的《近代以来“同志”一词语义演变及其与英俄日语转换的研究》[72]一文,就诞生于古汉语的“同志”一词的语义变化进行了历时分析,应探讨了其与英语、俄语、日语的转换。施晖、栾竹民(2014)[73]以“个性强的人”为中心,对比了汉日语中的“性向词汇”,发现中日两国在评价“个性强”的人际行为方面,既有负面评价倾向显着的共性,又有正面评价方面的差异,即中国人注重“精明强干、不服输”和“有正义感、坚强”,日本人更加看重“与众不同、有特点、幽默风趣”等。
徐莲的《日语「上」和汉语“上”的原型义对比研究》[74]通过联想实验发现两者均具有单一的原型义「高方位」义,但两者原型义的内部有差异,「上」的「上方」义更为典型,而“上”的「上表面」义原型性更高。无独有偶,刘艳绒、刘国勇(2014)[75]也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汉日方位词“上”,指出二者间表现出不对称性,这与徐莲指出的「上」和“上”在“圆形结构和内部倾向方面存在显着差异”应属相似结论。桂雨薇、秦礼君(2014)[76]与李月秋、李东哲(2014)[77]都关注汉日惯用语比较研究。前者对惯用语的语义、结构及语义特征进行了对比,后者就惯用语的结构特征(语法构成和语音形式)进行了对比。
张惠芳的《「デハナイカ」与“不是…吗”的对照分析”》[78]属情态对比类论文,发现日语「デハナイカ」在会话中的使用频率比汉语“不是…吗”高3.8 倍左右,同时一半以上都为“提供话题”功能,与此相反,“不是…吗”大多数为“要求确认功能”。
颠覆了学界一直公认的“确认用法”为「デハナイカ」主要用法的传统观点,结论具有创新之处。王晓华本年度发表的两篇论文也均聚焦于日汉情态对比。《语义地图理论在日汉情态对比研究中运用的可行性》[79]注重方法论探讨,围绕日汉情态对比研究的三个难题(近义情态标志、日汉多义情态标志、日汉认识情态的体系化)展开探索,证明语义地图能够较好地解决日汉情态对比研究中存在的情态类型不对称、情态标志意义功能不对称、语义模糊和连续等诸多问题。《汉日情态共现的差异与共性》[80]发现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排列顺序。汉日情态标志共现顺序相反现象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类语言共同的规律:汉日的情态连续共现都遵循情态的语法化链顺序,主观性弱的情态类型离V(VP)近,主观性强的情态类型距离V(VP)远。刘金凤(2014)[81]、朱德梅(2014)[82]均考察了汉日主语省略现象,认为日语的省略现象多于汉语,但日语中由于有敬语、授受动词使用等特殊表达方式,日语的主语省略易于汉语。朱立霞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日汉小说中的省略对比研究》[83]利用日汉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了日汉小说中各对应句法位置上省略的分布后发现日语小说的省略频率远高于汉语;日汉、小说中成分省略有倾向性层级,主语、定语最易被省略;省略的数量随语言使用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杨丹(2014)[84]就“V了”与日语各种时态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V了”在表示完成时态时,多与日语中的「シタ」、「テイル」、「テアル」、「テシマウ」形式对应;在表示起始时态时,与「テクル」形式对应;在表示继续时态时,与「テイル」形式对应;在表示即将时态、即行时态时,与「スル」形式对应。盛文忠的《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研究》[85]认为,多项形容词定语共现时,可别度原则、主观性原则、语义原则、语用原则等多个原则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当多个原则相互和谐一致时,语序相对比较固定;当多个原则之间相互竞争冲突时,语序相对自由。李光赫、张建伟的《从期待性看日语和汉语的条件句》[86]从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角度对日语条件句和汉语条件句进行了考察,指出日语的「ト条件文」「タラ条件文」和汉语中的“P,就q”条件句偏重于跟前提条件相联系;而日语中的「バ条件文」和汉语中的“P,才q”条件句偏重于跟必要条件相联系。姚艳玲的《日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式的对比研究》[87]属实证研究,对位移事件表达相关先行研究中指出的“汉语多用方式动词,而日语多用路径动词”的使用倾向观点进行了实证,并据此主张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
1.5 日语教学类论文
涉及教学类的论文共有41篇。其中探讨具体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的有21篇,探讨教改、课程教学模式的有5篇,探讨文化导入的有4篇,探讨学科建设方面的有4篇,探讨教师行为等其他类的有7篇。
教学方法的探讨涉及精读、听力、写作等课程,教学策略的探讨既涉及如「きっと」和「必ず」等具体词汇的教学方略,也涉及如得体表达方式等某一方面的教学方略。刘磐磐的《基于TLFU理念的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法研究》[88]一文提倡在TLFU 理念(为了理解的教学)的基础上确立以“理解”为核心的高级日语教学法,在深化学生理解的同时激发其心理活动,从而提升学生创造性理解及运用能力。李晓霞的《多模态日语听力教学模式探索》[89]阐述了如何基于多模态视角进行日语听力教学,探索了能够促进学习者日语听力理解的多模态教学模式。鲁畅的《语境视域下的日语词汇教学策略》[90]提出应该从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三个方面来研究语境视域,为词汇教学研究提供新视角。邢黎的《语用学视角下的日语“配虑表现”教学研究》[91]提议在传授语义内容的同时导入语用知识的讲授,弥补非语言语境信息的不足,培养学生通过礼貌策略进行语言选择、恰当表达、顺利交际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刘晓华的《试论认知语言学在日语条件句用法解释中的应用——以现行日语教材为例》[92]一文在分析现行教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将原型理论引入教材解释条件句各用法,并编写了解释的试案。田小凤(2014)[93]以授受表达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明晰了学生的问题点,通过教材分析明晰了教材编写的问题点,提出了导入礼貌策略理论解释授受表达等建议。
冷丽敏、杨峻、张文丽、张婉茹的《高校日语专业课堂教学新模式探索》[94]一文聚焦当今学习者使用电子词典的学习行为,探索了适合学习者发展需求的课堂教学新思路,主张教师的课堂角色要转变,应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课堂教学的设计者、学习者课堂学习的参与者、支援者与合作者。
杨兆冬(2014)[95]、孙静、张祝祥(2014)[96]也分别探讨了《基础日语》及专业实训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前者构建基于多媒体的课程教学模式,后者从模式建构、实训方法、考核机制等5个方面探讨了诸如《口语实训》等实训类课程教学模式。侯婷婷(2014)[97]以授受动词讲授为例,探讨了导入恩惠意识、内外意识的重要性。伏泉的《论我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特点和职能》[98]回顾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我国日语专业教育在专业建立、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方面的成就,资料详实,结论可信度高。曲英娟、付立民(2014)[99]等做了学科建设改革方面的探索,提出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能否完全适应社会要求的疑问,提议加强教学改革以适应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1.6 其他论文此类论文共19篇。其中,对日伪时期在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及汉日语接触所形成的“协和语”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如程志燕的《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
[100]认为这是一种奴化教育。于湘泳、张守祥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101]认为协和语带有浓厚的“管制文化”色彩,其消亡具有必然性。
2 专着、研究论集。
以往的学术专着一般以博士论文为主力,今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博士论文以外的专着不断增加。于康、田中良、高山弘子的专着《加注标签软件与日语研究》[102]是张威担任主编的方法工具与日语教学研究丛书之一,介绍了日语语料库专用加注标签软件、偏误语料库专用加注标签软件和翻译语料库专用加注标签软件的内容、使用方法、以及加注标签软件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应用。
毋育新的专着《现代日语礼貌现象研究》[103]在梳理有关礼貌策略各种理论的基础上,从语用学及认知学角度,对包括敬语、待遇表现、礼貌策略在内的日语礼貌现象作了全面阐释,对比了汉日两语言中的礼貌策略,力图为中日跨文化交际提供参考。李波的专着《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日语语序研究》[104]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通过与汉语的对比对日语的若干语序现象进行了探讨研究。陆洁的专着《日语连体修饰节中体表达的研究》[105]由其向上外提交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通过句末对比的方法,在分析和整理连体修饰节中各个体表达形式所表示的体的意义的基础上,从构句要素和语用的两大方面探讨了各个体表达形式的使用受到了哪些制约的问题。此外,孙海英的《日语语法专题研究》[106]、李素杰、孙媛媛的《日语表达式研究》[107]、陈访泽、刘小珊的《日语语言学应用研究》[108]等专着各章均可独立成篇,类似研究论集。曹大峰主编的《日语语言学与日语教育》[109]邀请中日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执笔,从语音、文字、语法、语篇、语用等多个层次对日语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及其与日语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对日语教学和研究均具有参考作用。刘笑明、刘骉主编的《日语语言学和日语教育——研究与实践》[110]主要章节均由在读博士生等学界新人执笔,介绍了语言学及日语教育的基础知识,对研究生及青年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主要研究论集有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主编的《中日跨文化交际研究》[111]、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主编的《日语教学与日本文化研究》[112],前者为2012 年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论文集,后者为 2013年该学院主办的国际研讨会纪念文集,这两本研究论集均内容丰富,特别是前者中不乏铃木泰、宇佐美まゆみ、徐一平等国内外名家之作,一改论文集论文水平低下的传统诟病。
3 学术会议与科研项目。
本年度学术活动极为活跃,与日语语言学有关的学术会议达15次之多,为日语研究者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日语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会议当属2014年6月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014年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年会,参会代表近300人,有关语言学、日语教育的发表有52篇之多。专题性研讨会多、教师研修会多是今年学会的两个特点。专题研讨会如5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办的“陕西省高校日语专业《基础日语》课程教学、教材研讨会”、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6届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等;教师研修会如1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日语教师专业发展论坛暨日语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修会”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本年度日语语言类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5项,少于2013年度的8项,与2012年度的5项、2011 年度的 5 项持平。但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类别每年获准立项的有200项左右,日语语言学类所占比重仍然太少,仅为2.5%,与日语已经成为“大学科”的地位不相称。2014年获准立项项目如下:功能语法视阈下的汉日语限定词对比研究(白晓光)汉日对比与翻译研究(高宁)日伪时期中日语言接触及影响研究(张守祥)上古汉语词汇对古日语的渗透层次研究(郭木兰)基于语料库的日语祈使句研究(赵彦志,青年项目)
4 结 语
本文以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为主要对象,对2014年度的日语语言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综述,因为数量巨大,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见谅。总体说来,2014年度中国日语语言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成果数量大,水平不断提高,把握学术界前沿理论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日本本土研究者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2)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大幅度增加,语用学研究热度依然不减,语义、词汇、语法研究成果丰硕,但语音(音系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本年度仅见李娇的《日语重音规律初探》[113]一篇论文,此方面研究尚待加强。
(3)跨领域研究者(日语专业以外的人士研究日语、日语专业人士研究其他语言等)增多,对比研究亦不只局限于传统汉日对比,汉日英、汉日韩、汉日蒙等对比增加,表现出研究者对语言学中共有的泛语言普遍现象的关心。
当然,毋庸讳言,本年度成果虽多,但发表在外语类9种CSSCI源刊[114]的论文数量太少,尚不足10 篇,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率仍偏低,这些都说明日语语言学研究与外语界的期待尚存一定的距离,需各位同仁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