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用语在日本近现代社会的阶段性特点

　　男女性别差异在语言中的显著体现是日语区别于其他语言体系的一大特点。二战后，日语中的性别差异虽然不断缩小，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但在当代日语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女性用语，也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研究女性用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在学术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女性用语的高潮，国内外学者也对日语女性用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并在语音、语法等女性用语独具特点的表达形式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仅从语言学角度为出发点的研究，强调语言本身的特点在女性用语的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突出女性用语自然属性的同时，却似乎淡化了女性用语的社会属性。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变化及发展都是由语言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且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女性用语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生动地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及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属于日语位相语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用语的研究，还应从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社会因素，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其进行考察。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重点分析明治维新以来，女性用语在日本近现代社会的阶段性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明治初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用语的新变化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欧美人权思想的传入和“文明开化”运动使女性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掀起了一股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潮。顺应社会发展，明治政府倡导女性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开设了“共立女学校”等众多女校。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中主张男女平等，批判封建儒家女子道德思想。严本善治建议夫妻要营建相互平等的家庭关系。接受民权论思想的植木枝盛主张男女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认为女性有能力且应该走向社会。

　　他著名的“女性社会进出主义”将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潮推到了顶峰。同期，《女权》、《家庭杂志》及《青踏》等主张女性解放、扩充女权的杂志也相继创刊。明治初期相对开明的教育制度、启蒙思想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并促进了女性的觉醒，长期处于封建桎梏中的日本女性也开始积极地谋求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在语言表达方面，较当时女性普遍使用的“游里语”而言，部分年轻女性的语言也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新变化，如她们开始使用汉语词汇、外来语、流行语，甚至使用「君」、「僕」这两个男性专用的人称代词等，而这种现象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二、明治中后期军国主义思潮下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制度化

　　明治时代中期，起源于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思潮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了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明治政府制定了“男主女辅、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原则，将传统的儒家女子道德思想灌输给女性，目的在于从思想上控制女性并令其为统治阶层服务。在女性教育方面，政府认为培养日本式的贤妻良母是教育的首要宗旨和最终目标。

　　1892 年政府颁布《小学修身书》，宣称“女性语言是和女子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以天皇为首的家父长制为女性铸造了贤妻良母语—‘女性用语’的模板。”这意味着明治政府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将女性用语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关规范和限制女性语言的主张和书籍。如《女学新誌》、《婦人教育雑誌》等，均宣扬女性语言应高雅、优美、郑重、有礼貌及要多使用假名，不要使用汉语等。

　　上述社会背景导致方兴未艾的女性解放运动受到压制，女性不得不遵循政策、舆论的规定和宣传，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恭敬、谦卑、优雅的“贤妻良母语”。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女性用语的发展暂时处于停滞阶段，明治初期出现的一些语言方面的新变化，如女性使用汉语、外来语及流行语等现象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限制。

　　三、大正初期“军国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标准化

　　20 世纪 20 年代初，文部省下令推广使用已制度化的女性用语。众多知名语言学家纷纷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赞美女性用语并倡导其的使用。新村出认为“女性的言语行为对其子女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家庭内形成的语言同时对整个社会语言的净化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他主张女性说话要委婉、柔和、恭敬及富有感情。

　　20 年代中后期，于室町时代形成且一直被看做是集团内部隐语形式的“女房语”被语言学界重新定义，并被认为是当代女性用语的起源。原因是“女房语”充分体现出服务于天皇的宫廷女官们的谦卑、谨慎、恭敬、优雅的言行特征。这一观点与当时日本政府所宣扬的日语中蕴含了日本人的精神的说法相吻合。因此日本文部省以及许多国语学者都主张要尊重并发扬“女房语”的使用，认为这不仅可以培养日本女性的贤妻良母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日本积极准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社会背景下，对将女性纳入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对其进行教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思想控制是非常有利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女性被称为“军国的女性”，女性用语更是被标榜为“承担教育任务的伟大母亲的语言”，因而被不断地推广、宣传，从而导致女性用语的标准化及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

　　虽然当时的日本社会笼罩着战争阴云，女性也处于极度压迫之中，但在日本街头也曾出现令人顿感轻松、时尚的一幕。例如，出现了剪着短发、身穿洋装、脚蹬长靴、打扮入时的摩登女郎，其装扮与以往高盘发髻、身穿和服、脚踏木屐的日本传统女性形象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且她们对欧美文化充满了向往和渴望。在以摩登女郎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对其言行有如下描写：男のようにいかつい肩で、幅ったく左右へ風を切りながらぐいぐい身をよせてくるなり「きみかァ」そうしてワッワッハと大ざっぱな笑いを放った。（中略）「おっそろしく寒いナ、やりきれねえ、おい、タク、おごらないかァ」（中略）「じゃタクにするけど、その代り」「うん、ネギルのは私（ひと）だよ。いいよ、うまくやってやら」文中以「男のようにいかつい肩」的形象登场的女主人公用「きみ」称呼对方女性，用「ひと」而不用「わたし」来自称，文末用了「寒いナ、やりきれねえ、おごらないかァ、うまくやってやら」等男性专用的语法表达形式，并且用「タク」这种简略形式取代「タクシー」。可见，与传统女性和女性语言相比，部分年轻女性的思想、装扮及其语言在当时女性倍受压抑的社会环境下还是出现了新特点、新倾向，反映出她们对自由的憧憬和从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

　　四、二战期间战时体制下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中性化萌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青壮年男性被源源不断地派往海外战场，女性则成为国内生产劳动的主力军。为了能令妇女积极参与战时体制，日本当局将妇女的作用和职责提高到了国家荣誉的高度，并提出“日本的理想女性、举世无双的日本女性用语”的说法。要求女性必须掌握并使用女性用语，且要保持谦虚、含蓄、优雅、顺从的性格。

　　其实质就是通过对女性用语的宣传，继续加强对女性的思想控制。语言学家们也顺应政策需要继续宣传女性应使用谦卑、恭敬的语言。在这一时期，女性用语中的敬语表达形式被迅速推广使用。日本政府和语言学界虽然对女性用语进行了各种限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用语终究还是脱离了传统的轨道，新现象层出不穷。如年轻女性开始用「ええ」代替「はい」、更为随意地使用男性专用的人称代词「君」和「僕」、新词、外来语、流行语的使用率明显增多及更多地使用简略表达等。

　　檀みち子等国语学者虽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女性使用这些词语是粗野、狂傲、轻佻的，但是，来自各方的阻挠、限定都无法阻止女性用语的发展变化。就连金田一京助也意识到这是一股“试图废除敬语文法的风潮”。1943 年，语言学家石黑修于首次将女性用语出现的上述新变化定义为“中性化的特点。”

　　自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日本的女性用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变化，笔者归纳了如下几个因素：

　　（1）明治维新后，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子不能使用汉语的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2）二十世纪初，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并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其语言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3）二战期间，女性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本着方便、敏捷、效率的活动宗旨，她们褪去了行动不便的和服，换上了轻便的衣装。这一宗旨在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即传统的女性用语也出现了简化的趋势。

　　五、战后民主政策下的女性与女性用语的中性化趋势

　　战后，以美国为主体的占领军当局，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日本政府通过新制定及修订的日本国宪法、婚姻法、教育及劳动基本法等规定女性在婚姻、家庭、教育及社会分工等各方面均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一举措保障了妇女的基本权利、维护了女性的人格尊严、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不断提高、女性在思想行为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

　　在语言表达方面，女性用语与男性用语之间也出现了相互中和的现象，女性用语中男性用语的特征逐渐增多，如敬语的减少、汉语词汇的增多、终助词的省略等等，这使得男女语言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女性用语的“中性化”趋势更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不同，当时的政府、舆论并未对这一趋势进行批评、指责，而是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有语言学家甚至对当时年轻女性使用趋于中性化的语言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们好像刚从某种桎梏中解脱出来一般，充满朝气与激情，她们能够在众多男性面前用趋于中性化的语言侃侃而谈，潇洒自如。”

　　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工作者铃木文史朗（1948）呼吁废除女性用语。他认为“男女语言之间的差异及不平等，事实上是与人格平等、男女同权思想背道而驰的。”1951 年的《婦人公論》中写道：“希望能尽可能地消除男女语言的差别。”永野贤（1955）认为：“随着男女同权社会制度的确立，曾经以身份、教养为基础而形成的女性用语的特征应该逐渐淡化了。”

　　由此可见，以二战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的女性用语在政治、经济、思想及社会舆论等因素的支持、影响下，开始积极地向中性化方向发展。在当代，女性用语依然存在，虽然已呈现出衰退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不会彻底消亡。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和思想根源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故暂不做赘述。

　　六、结语

　　女性用语虽然是发生在语言学领域内的一个尹 航 论日本女性用语在现代社会的转势发展语言现象，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无法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仅单纯地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大环境中，以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纵观日本女性用语从无到有、从集团内的“隐语”到被制度化、被标准化的语言、再到日渐趋于中性化的这一发展历程，女性的社会及家庭地位始终影响并决定着女性用语的发展方向，而女性的地位恰恰是受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战后的民主改革，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高等教育就学及毕业率的提高，为女性进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济的独立、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多样化的工作环境，使得女性需要一种有别于传统且积极、平等并能够充分展现自我的语言形式。这些因素都促使传统意义上的的女性用语在近现代社会中逐渐衰退并朝着中性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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