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薄弱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在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中，苏格拉底表示“没有人是心甘情愿地去做错误的事情”.严格来说，意志薄弱并不算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性格特点，“它缺乏一种对于力量或者能力的掌控力，即自我控制力”①。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用意志薄弱来限制那些完全缺乏自控的人，“他认为自控和不能自制是那些超出大多数人性格特征的部分；自制的人较之不能自制的人更加能够遵守自己的决定”,因此，意志薄弱是一个相对论。
基于这样的理解，迈乐果断地将意志薄弱分为以下三种特征： 第一，“意志薄弱和自控并不是性格的全部”②。比如，在饮食上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或许在婚姻或者性生活上意志力薄弱。艾米丽·罗蒂同样将意志薄弱描述为具有“地域性特征”③。成瘾的两种模型也都认为这样的特征在成瘾中较为常见。因此，成瘾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意志薄弱。
第二个特征是意志薄弱者的行为与能动者的最好判断相背离。上述两种模型也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尽管成瘾者屈服于他的成瘾行为，但是他的判断、决定与其本身行为相离。这通常是在一个人已经染上成瘾之后发生的事情，一个成瘾者明白自己不应该在特定的时间去实施成瘾行为，但是仍然为之。
第三个特征，迈乐表示，这一特征，“不同于能动者最好判断，不能自制是自由的、无目的的行为”①。但是，并不是所有与最好判断不同的无目的行为都是意志薄弱。迈乐认为，一些行为是被强制的，这是疾病模型在阐明药物成瘾时想要表达的重要观点。疾病模型认为，成瘾者是被强迫的，尽管他们是有意与正确的决策不同，但是那是由于其中存在的疾病迫使他们这样行为。意志模型认为，成瘾中这样的强迫并不会决定行为，因此，它不是造成成瘾的必要原因。这也是两种模型针对自发性意志以及意向性的分歧所在。那么，如何既违背最好判断，又让自发性行为变得可能呢？
亚里士多德将冲动与自控能力较弱做了区分。他认为，我们的刻板印象通常会认为后者较前者占的比重大。作为一个现象，与正确决策相悖的自发性行为是由欲望和情感引起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较之其他人更加容易屈服，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缺少能够约束自我的准则。拥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对于抵抗诱惑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谈到意志薄弱会有意无意地形成伤害。如此说来，意志薄弱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所做是错的。由于缺乏自控，他们难以将事情的正确思考与决策转换成动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认知。如萨拉·布罗迪认为，这些人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精神恍惚的”②，并且他们认为如果决策正确，就没有必要再考虑。
另一方面，他们现有的认知似乎不会对他们的选择起什么影响。因此，“它并不是或者不全是积极的义务（ 因为如果他们完成了，反而会感到羞耻） ”③。这一类人的认知不足以运用到实际，因为其不能够影响他们做出什么改变。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侧重于行为的人，他认为认知的关键点在于，意识到应该做什么就去做，不要去和过去做过什么作对比，然后感到羞耻。意志薄弱者不能从一般转向个别，并且用于他们自己的情形，这样的失败是缺乏约束力导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当的训练与性格特征的构建是让意志成为行为的正确推动力的基本条件。
那么现在，成瘾者就能够自由地在成瘾行为中发挥自发性行为了吗？ 成瘾被认为是意志薄弱的一种案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或许会被当成意志与身体/欲望之间的搏斗，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思维的力量与激发行为的能力。属性论与本体论在诠释灵魂时并不会互相排斥，这就表明，除去身体的物理进程对灵魂的影响，灵魂保留了它的能动以及影响身体的能力。
有关激发行为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华莱士的欲望压力理念。这个观点倾向于休谟将激情观视为激发行为的因素。欲望被认为是由任何随机力量引导，我们作为主体，决定了结束表演的行为④。这样的理解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动被描绘为在那种情形当中的主体被动地去实施行为。这一观点与能动性问题的现象证据和自我决定相悖。
意志薄弱可以解释某些形式的成瘾，但不能被视为对所有成瘾行为的唯一、专门的解释。在大多数文献中，意志薄弱被解释为“不合理性的范例，只是因为存在于意志薄弱者或意志薄弱能动者的态度中的明确的、不连贯的类似逻辑的形式”⑤。同样，也有其他一些属性，如思维、诱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思维或许不是诱因的唯一原因，个人也不是仅受理性进程的影响。有一些事情或许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对个体的影响仍然多于思维对个体造成的影响。
综上所述，成瘾可以理解为： 是意志薄弱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人无法将思维进程转换成行为，这种能力的缺陷会导致大脑回馈系统的中断。就成瘾者本身来看，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或许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诱因来强化他们的意志，抵抗对成瘾事件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治疗成瘾的方法对外部诱因非常重视。
五、结 论
本文主要在两种主导的成瘾理论（ 疾病模型与意志模型） 之外提出了一个中间性观点，将成瘾主要视为一种意志问题。尽管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强迫症，但是成瘾行为确实改变了大脑的回馈系统。虽然这种损害并不影响思维进程，但是这让个人心理将思维决策转换为行为变得困难。因此，为了让脆弱的心灵变得完整，有必要引出另外一种动机，不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这样理解的成瘾避开了两大理论的主要问题。与两大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这个观点首先抓住了成瘾者的外部的现象挣扎； 其次，避免了还原主义论。因此，这就显示了人的行为并不是由单纯的物理大脑进程决定，然而，同时又承认大脑进程在心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并没有起到功能上的作用。大脑进程的任何中断，都会影响心理需求和思维活动的实行。这一观点除去上述涵盖的对理论的增进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可行之处，体现在成瘾者与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中。
考虑到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对成瘾的定义，很容易将成瘾者与责任感做二元划分。如华莱士所说，“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时会传递出这样的观点，即有两种基本的选择，成瘾行为不是被视为完全的自发性行为，就是被认为是疾病引起的症状”①。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分别主导了上述观点的一部分。对此，本文提出的中间性观点承认了思维能动能力不仅是复杂的，还同样适于各种形式的发展②。依据文中给予的定义，成瘾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被缩小的责任感”的条件。尽管一个成瘾者可以自发地行动，他心理的受损也将他置于一个易受伤害的状态，人也就因此进入到一个灰色地带，那些平常使人感到责任感和有价值的力量也在下降。在针对是否有责任感这个问题上，并不建议一定要给出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
而且“在由成瘾引起的现象与规范性问题上，似乎都对内在困难做出了恰当的反映”③。或许我们会认为成瘾者是责任递减的，但是如果说成瘾冲动足以诱使人犯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心理的受损不会让人在冲动面前变得毫无抵抗力，这种递减责任感的行为表现会被视为“利己主义”,直接与成瘾物质或行为本身相联系④。鉴于上述的困难摆在眼前，对于责任感这一问题，同样很难给予一个答案。
本文陈述的观点可为改善成瘾行为提供参考。首先，证明成瘾行为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抵抗特定欲望的能力，帮助我们了解成瘾者的困境，“帮助我们脱离对问题简单说不的幼稚的解决方法，进而遵循关于自控的系统阐释以及社会支持，相信它们可以克服迫切的冲动”.而且，本文的观点可以反驳另外一个关于成瘾者的解释---将他们仅仅视为大脑物理进程的牺牲品。将成瘾行为理解为一种关乎意志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成瘾者。
成瘾者作为能动者，是能够思考并做出选择的，“这也帮助他们建立强大的自我”⑤。依此类推，帮助他们不仅在特定的情形下压制住自己的欲望，更努力致力于长时期的自我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