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在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 42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58. 5% ,大约有1.5亿人[2].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与城市紧密相连，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仍把他们作为城市的边缘人来对待，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是具有负性效价的情绪，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愤怒、焦虑、抑郁、无望感与恐惧等[3].在有关个体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长期处于抑郁、焦虑状态下的个体，对活动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会降低，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等行为[3].Ksplan等人认为自杀是有意的自我伤害导致的死亡[4],是自愿地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5].而自杀意念是指思想或者意念的内容出现死亡、自杀和严重的自我伤害行为，包括对自杀行为的计划、步骤和结果的想法，它是评估自杀危险性的一个重要指标[6].研究表明，自杀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潜在性因素，当这些因素激发或强化了自杀者的心理冲动即自杀意念后，才有可能导致自杀行为的产生[7].
温州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温州地区农民工的总体特点是数量多、外省人口比例高、年龄较低等[8],来温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几乎占社会人口的1 /3[9].因此，选择温州作为研究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温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考察研究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负性情绪与其自杀意念的相关关系，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行为的预防和早期发现提出有用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加强与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帮助农民工顺利工作，在社会中健康安全生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温州市青年联合会的协助下，以新生代农民工三大职业（ 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为取样标准，在温州地区抽取6家工厂为调查地点，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各2家。在此基础上，结合系统等距抽样（ 人数 >100的工厂） 和整群抽样（ 人数≤100的工厂） 的方式选取年龄在16 - 30周岁之间的农民工共500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鹿城区、瓯海区和龙湾区被试数量分别占25% （ 125/500） 、20% （ 100/500） 和25% （ 125 /500 ） ,瑞安市、乐清市各占 15%（ 75/500） .最终回收问卷432份，回收率为84. 60%,剔除空白及作答具有明显随意性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12份，有效率为73. 80%.
1.2 研究方法
1.2.1 贝克焦虑量表 （ BAI） .该量表由 AaronT. Beck等人于1985年编制[10],共21个项目，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主观感受到的焦虑程度。一般以 BAI 总分高于45分作为有临床意义焦虑的判断标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 贝克抑郁量表（ BDI） .由 AaronT. Beek 等人于1961年发表，按0 - 3分计分，抑郁水平总分分为4级：无抑郁（ 0 - 13） ,轻度抑郁（ 14 - 19） ,中度抑郁（ 20- 28） ,重度抑郁（ 29 - 63）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贝克无望感量表（ BHS） .共有20 个条目，内容为个体对自己和未来消极的期望态度，答案为“是”、“否”双选类型，计分0 -1.无望感水平总分分为4级：无无望感或极轻微（ 0 - 3） ,轻度无望感（ 4 - 8） ,中度无望感（ 9 -14） ,重度无望感（ 15 -20） .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1.2.4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BSI） .用来量化和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另外，本次研究为了考察外来务工人员自杀行为的普遍程度，在自杀意念量表中增加了第20与21题，分别测试被试是否曾有自杀行为以及上次自杀时的求死欲望强度。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本研究由温州医科大学心理系教师及研究生为主试，在所选取的6家工厂内通过心理讲座方式对参加讲座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在讲明具体要求并宣读指导语后，再由新生代农民工独立填写问卷答案，施测时间在20分钟左右。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1.3 统计方法
所得数据用 SPSS16. 0统计包进行处理，所用的统计方法有 t 检验，卡方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
在312名被试中，男性有159人，女性有153人； 小学文化程度有87人，初高中202人，高中以上23人； 与家人同住的有210人，独自居住的有102人； 未婚的有105人，已婚的有195人，离婚和丧偶的分别有8人和3人； 来本城的时间，1年以下的有51人，1 - 3年的有156人，3年以上的有105人； 月收入方面，1000以下的有8人，1000 - 2000元的有264人，2000以上的有40人。
2.2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意念、负性情绪的一般情况
2.2.1 新生代农民工负性情绪的检出率。对负性情绪量表的得分按照原量表标准分别进行组别划分，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各负性情绪上的检出率情况。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19. 6%,其中轻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 3% （ 32/312） ,中度抑郁的检出率为6. 1%（ 19/312） ,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3. 2% （ 10/312） ; 无望感的总体检出率为79. 2%,轻度无望感的检出率为45. 2%（ 141/312） ,中度无望感的检出率为31. 1%（ 97/312） ,重度无望感的检出率为2. 9%（ 9/312） ; 焦虑的检出率为5. 1% （ 16/312） .为了进一步比较，同时将本研究的数据与刘晓敏等人对915名深圳农民工的抑郁焦虑情况（ 抑郁的检出率为69. 7% （ 638/915） ,焦虑的检出率为3. 9% （ 36 /915） ） 相比较[11],经卡方检验得出，深圳地区农民工焦虑（ χ2= 7. 69,P< 0. 01） 与抑郁（ χ2= 476. 3,P < 0. 001） 的人数显着多于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