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琴的论文第五篇：古琴典籍中“和”的论述及中医和法代表方剂的探讨
摘要：目的：研究古琴艺术及中医学引起“失和”的主要原因及追求“和”的方法，并将其推广至脾胃病防治方面。方法：结合古琴典籍中“和”的论述及中医和法代表方剂的探讨，明确脾胃病防治的关键所在。结论：古琴艺术与中医学达到“和”的方法，其共性在于对外同自然和谐相处，对内追求阴阳调和，在脾胃病防治方面具有显着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琴艺术;中医学;防治疾病;阴阳调和;
Abstract：Objective: According to study the main causes of disharmony in Guqin(古琴) art and TCM, and search for the methods of He(和),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was promoted in clinc. Methods: The key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was clarified by combin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He thought(“ 和 ” 的思想) in Guqin classics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of TCM. Conclusion: The methods of He in Guqin art and TCM hav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nd the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Yin and Yang(阴阳),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古琴艺术与中医学作为其精粹，二者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基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具有丰富的理论体系。魏晋着名琴学家嵇康在《琴赋》中赞美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和”作为其重要思想，与中医学有密切联系，又因脾胃独特的生理病理特点，尤其与脾胃系统疾病的防治有着诸多共性。
1 古琴艺术与中医学“和”的基本思想概述
古琴“和”的理念，滥觞于明末清初虞山派集大成者徐青山，在其代表着作《溪山琴况》中，将其放在首篇的重要位置，不仅就“和”的境界提升到“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的高度，并且就演奏方面，当“重而不虐、轻而不鄙、疾而不促、缓而不驰”，追求轻重、疾促的动态平衡，以提升音乐的美感，使得琴者与听者内心充分共鸣。
中医学认为，脾胃同属中焦，具有“升降相因、纳化相依、燥湿相济”的关系，同主受纳腐熟水谷，化生营血，运行周身以至四肢百骸，是为后天之本。以脾属阴，功在促进下焦肝血及肾精升发以资心肺，同时升举清阳至头面诸窍；胃属阳，一可将糟粕传输下焦，促进正常消化运动，二可下传营血精气至肾以养先天。如此阴升阳降的运动关系，可使枢机运转、阴阳调和、水火既济，即黄元御在《玉楸药解》提到的“清升浊降，全赖中气，中气非旺，则枢纽不转，脾陷胃逆”。若升降失和则脾胃功能失常，进一步引起阴阳偏胜，并发痰浊、瘀血等，主要表现在消化功能紊乱：胃失和降则上逆，形成恶心、呕吐等症，脾气下陷则症见腹胀、脏器下垂等。并且他脏传变，尤其是肝气郁结、横犯脾土，也是发病重要因素。
“和”思想的运用，关键在于通过双解的方法，以求“和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万事万物矛盾俱可归结为阴阳失调：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人体内形成阴升阳降的运动体系，循环往复，如环无端，若感受外邪或者内伤七情，影响阴阳升降运动及平衡规律而“失和”，是发病的重要因素。因此，人感受天地之气而生，脏腑气血有其正常生理规律，防治疾病所需要解决的矛盾，在外指人与自然相和，达到天人合一；在内则是人体内部阴阳升降运动和谐，包括情志因素的调和。
2 古琴艺术与中医防病理念在“和”的方面联系密切
《金匮要略》中记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明确了肝脾两脏的密切联系。肝喜调达，主疏泄，情志不舒也是脾胃系统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金代刘完素“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长期压力过大，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横犯脾土，日久则气郁化火，水液代谢失调，内生湿热，上攻则生嗳气、吞酸诸疾，下注则症见泄泻、痢疾等。根据古琴艺术与情志方面的联系，其防病意义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清静内心，追求自然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心灵的清静可帮助人体免受外邪干扰，促使正气来复，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而净心的关键在于追求自然、返璞归真，《吕氏春秋》：“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音乐本由天地阴阳调和而生，其目的在于追求源于自然之和谐，该思想经琴人发挥创造得以充分体现，据同名典故所作的琴曲《鸥鹭忘机》即通过讲述自甘恬淡、与世无争的故事，以此鼓励排除私心杂念，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的养生观。
2.2 抒发情感，取之有度
《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之心感于物也。”乐曲是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并借此感染听者，形成相互内心共鸣，琴曲《平沙落雁》借由“清、微、淡、远”的曲风，抒发豁达的情感，如此则气机条畅，精神安定，但中国古代哲学素来讲求“过犹不及”，若抒发过于偏激，反而破坏和谐，紊乱人体气机，不利于防病。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压力增大，情志因素越发对消化系统疾病产生明显影响。据临床观察表明，长期精神焦虑紧张或情绪波动较大者更易罹患消化系统疾病，同时显着提高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其机制在于通过迷走神经机制影响胃十二指肠的分泌、运动及黏膜血流的调控，并且就中枢神经系统信号传到递质而言，5-羟色胺在消化系统的广泛表达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抑郁、睡眠、食欲等息息相关，其促进胃肠道平滑肌蠕动表现在：(1)紧张的环境刺激可改变5-羟色胺神经元活性，在肠易激综合症患者结肠黏膜5-羟色胺蛋白表达可明显增高，是引起腹泻的重要原因之一；(2)精神焦虑、抑郁可降低5-羟色胺水平，减弱胃肠运动而诱发便秘、消化不良等。故缓解精神压力、调控情绪平衡，借助和缓轻柔的琴曲风格，有利于促进体内消化系统正常运转，预防消化系统疾病及控制复发。
3 古琴艺术与中医脾胃病治疗追求“和”的共性
达到“和”的途径，简而言之，在于“致中和”，“中”即找寻事物矛盾的平衡，将其属性按照自然规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中庸不偏、兼容两端的状态。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3.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即“取象比类”的思想，该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征性代表思想，广泛应用于中国古代生产实践活动，指根据事物自然征象，以类比象征方式，整理归纳到万事万物的共性，以求寻找其相互作用。就古琴形制而言，自然中巍然高者莫过于山岳，其势高坚，故琴弦架与岳山；至低者在沼泽湖泊，汇集水流以涵养万物，故琴底有龙池、凤沼以纳音。琴长三尺六寸，以象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面圆而底平，正应“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同时，在演奏技巧方面，广陵派所独创“蛇行鹤步”的独特指法引人注目：蛇行，是为求音韵不绝，故左手大指同时按多弦取音，状若蛇形；鹤步，其目的在于解决演奏过程中左手在相隔两徽以上取音时，手指长度不足的问题，演奏时手指像仙鹤状，灵活跨过而手不离弦，定指换弦浑然不觉。因此，将自然征象同实践活动相结合，与自然和谐相通，不仅集观赏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更有利于解决实践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其在中医临床指导意义，涵盖药物炮制及遣方用药等诸多方面：一者，脾胃主土，在味主甘，因此滋养脾胃多以甘味为主，诸如甘草、饴糖等，并且在药物炮制方面也多以土炒为主，以加强健脾和胃作用，如土炒山药、土炒白术等；其二，脾属脏，藏精气而不泄，胃属腑，形状中空，传化物而不藏，结合脾胃形态学特点，治有补泄之异，病在脾者当以补益为主，在胃以通顺为宜，就泄泻一病而言，与脾胃均有密切联系，不仅因脾阳虚衰、清气下陷，胃肠湿热下迫也可发病，《名医类案》记载金代医家张子和治疗一泄利不止者，先前医家以虚寒而治，前后二十年，效果不佳，诊其脉后认为当采取通腑之法，以茶调散涌吐后，续以无忧散泻下数十次后患者痊愈，充分体现了腑病“通因通用”的治疗原则。
3.2 人体内部阴阳平衡
运用在古琴演奏方面，可通过解决轻重、缓急、淖注等矛盾关系达到阴阳平衡状态，《溪山琴况·和篇》提出，达到“和”的状态，前提是定音调弦，但古琴之定弦，并无绝对的频率要求，而是根据调整相对音高，散音、按音及泛音均可定弦，所求的真和，乃众音交织，紊而不乱，协调统一，即“异位同声相应”。其次，演奏中力度及速度取决于琴人手指的发挥，若强弱不明，缓急不当，淖者注之，上者下之，则指尖发音难以达到美感，所以审轻重、明缓急则“琴与指和”；在此基础上，细细明辨音所在徽位，吟猱淖注之分寸，可“指与音和”；但乐曲之本义，终究在于表达琴人的内在感情，假使对乐曲情感表达把握失当，不明喜怒哀乐之别，就是违背音乐本义，南辕北辙，其具体方法，《溪山琴况》指出一在“练其音”，进而“洽其意”，在明辨音律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升华轻重缓急的内在平衡，达到最高的境界“音与意和”，实现琴、人、音三者的有机协调统一。
就中医临床而言，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常引起机体相互关联而具有不同阴阳属性的两方面失去平衡，或多种阴阳属性不同的邪气相互掺杂，若只顾及单一属性则易导致病情更加复杂，故常用调和法以求阴阳双解。而和法作为中医特色治疗方法，是方剂八法之一，其运用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譬如外感风邪，腠理开泄，导致营卫不和，恶寒汗出，单纯辛温发汗则加重伤营，只予固护营阴则不利于邪气外出，因此采取桂枝汤兼顾二者以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或如湿热阻滞中焦，影响脾胃升降则生痞证，徒清热则湿邪难清，仅投辛散除湿之品则热不退，故采用半夏泻心汤以辛开苦降，和中消痞。另有调和肝脾之四逆散、清上温下之乌梅丸等，极大丰富了和法的内涵，并广泛应用于中医脾胃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后世在此基础上对和法的认识逐渐加深，其中当首推明代着名医学家张介宾，在其着作《景岳全书·新方八阵》中解释和法为“病又在虚实气血之间，补之不可，攻之有不可者，欲得其平，须从缓治”，并围绕脾胃生理病理特点，认为寒热温凉俱为常见致病因素，故采用健脾、行气、温胃、清热等方法解决矛盾，使得“调平元气，不失中和”则诸病可愈。
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张介宾治疗虚劳性疾病，创造性提出了“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主张阴阳双补，注重熟地、人参、当归、龟板胶、鹿角胶等。外感邪气，常引起枢机不利，气机升降失司，本应采取汗法以驱邪外出，若逢虚人则失宜，因强汗易耗伤阴血，最终阴竭阳脱，形成坏病。故予金水六君煎注重健脾扶正以固其本，少佐辛散驱邪以治其标。方中首取茯苓、炙甘草健脾益气，另熟地黄、当归生化气血，半夏及陈皮行气化痰，少佐生姜温中散寒，纵观全方，以补和之，建中焦而平阴阳，体现了“虚人伤寒建其中”的原则。缪希文曾运用此方加减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服药50剂后胃脘胀痛消失，纳食明显改善，3个月后复查电子胃镜示黏膜正常。[1]
病兼滞者，行而和之。张介宾结合朱丹溪“凡郁皆在中焦”之说，对于气机失调引起内生痰浊、瘀血等，喜从中焦入手，并结合脾胃与其他脏腑关系，常投陈皮、枳壳、厚朴等。陈皮性辛温，擅理中焦之气，《本草备要》记载能“调中快膈、导滞消痰”，广泛用于脾胃气滞之脘腹胀满、消化不良等，现代研究表明，陈皮所含有右旋柠檬烯等挥发油可促进消化液分泌，促进消化道蠕动，同时可疏肝理气；因肺主一身之气，故枳壳上可开肺气之郁闭，中可理脾胃气滞，为合适之药；胃肠之间存在“食下，则肠实而胃虚”的关系，厚朴苦温而通肠，有利于斡旋中焦气机。三药合用，以中焦为主，兼顾上焦及下焦，气行血畅，则诸病自愈。
病兼寒者，温而和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概括痰饮治疗大法为“当以温药和之”，痰饮其本在中阳亏虚，纳运失司，津液输布失常，留而不行，可见呕吐、泄泻等证。湿为阴邪，非阳不化，但不可过于温燥，否则“壮火散气”，损伤人体正气，亦不可专于温补，以免妨碍邪气排出，故当在振奋中阳的同时，配伍行气化湿之品，其代表方诸如和胃二陈煎温胃除湿止呕，该方在二陈汤基础上，加用干姜温胃散寒，砂仁化湿行气，如此则中阳得运，气机自和，祛邪而不伤正。曹炳章曾将此方制为丸剂，并以此为基础方治疗寒痰中阻，痰如稀水，并用于风邪犯肺所引发的咳嗽、咽痒等。[2]
病兼热者，凉而和之。关于湿热阻滞中焦，导致传道失司，引起腹痛、泄泻等，张介宾在前人辛开苦降的基础上，结合叶天士“渗湿于热下”的理论，主张淡渗利湿为主，寒凉清气为辅，导湿热从二便出，则阴平阳秘，气血调和。其代表方剂首推大分清饮，以茯苓、猪苓及泽泻淡渗利湿，山栀子清气分热，枳壳降气通闭，木通及车前子清热利水，助小便排泄，则湿邪可祛，热无所依。彭述宪曾运用此方去山栀子，加黄连、佩兰、薏苡仁等，治疗一女腹泻，泻前腹部胀痛，肛门灼热，大便不爽，小便黄，舌苔黄厚，脉弦滑，诊为湿热中阻，服药4剂后诸症明显缓解，并推广到水肿、腰痛、带下等属湿热者。[3]
4 小结
综上所述，“和”的思想广泛指导古琴艺术与中医学的实践活动，并取得明显成就，是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二者虽存在明显差异，但在阴阳失调的矛盾问题处理上具有明显共性：一是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向自然学习，和谐共存；二是调和事物内部阴阳偏胜及运动状态，达到阴阳调和。如此内外结合，阴阳相感，在脾胃系统疾病日趋复杂的今天，仍具有先进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缪希文慢性萎缩性胃炎辨治体会[J].中国中医急症2005, 14(10):1013.
[2]沈元良.曹炳章先生治疗痰病经验探析[J]浙江中医杂志,2016,51(1):1-2.
[3]彭述宪大分清饮临证治验[J].四川中医，1985,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