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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20世纪下半叶音乐期刊的作用分析
【前言】上世纪下半叶音乐杂志探究
【第一章】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期刊概述
【第二章】对当下中国音乐创作问题的观照
【3.1】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3.2 - 3.4】中国古代与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4.1 4.2】作曲技术与音乐教育理论研究
【4.3 4.4】音乐美学与其他新兴音乐学科研究
【第五章】对音乐表演技术问题的关注
【结论/参考文献】20世纪下半叶音乐理论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二节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及“破旧立新”、“厚今薄古”等理论风行，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反映在音乐期刊上的结果是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文章数量甚少。直至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才开始有了新的进展。从期刊文章上看，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文章涉及古代音乐通史，少数民族音乐发展史，中西音乐交流史、古代律学、敦煌曲谱以及音乐考古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前瞻性与深度，此外还有文章对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和学风问题发表了看法。文章和见解共同推动了古代音乐史学的前进。
一、关于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的研究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在 20 世纪下半叶音乐考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期刊刊等的一篇关于音乐考古研究成果的文章是李纯一的《关于殷钟的研究》，作者在文章中对殷钟等音乐文物的形制和纹饰进行的排队与整理。这一研究对于中国音乐考古实践来说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找到了音乐史研究的一个新途径。
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乐器出土是世界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曾侯乙墓中随葬入墓中的编钟、编磐、瑟、排箫等乐器，气势宏伟壮观，展现了先秦时期音乐发展的繁荣。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推动意义。国内乃至国际上多次召开了以曾侯乙墓乐器研究为题的学术会议，有关研究受到全世界史学研究者们的极大重视。从音乐期刊上看，当时诸多学术期刊上设置“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的专题栏目。如 1981 年《音乐研究》整刊作为曾侯乙墓乐器研究专辑；1988 年《黄钟》第 4 期作“国际编钟会议论文专号”;1998《黄钟》第 3 期设置“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 20 周年”论文专栏，集中刊载了关于曾侯乙墓乐器研究的文章。以曾侯乙编钟研究为例，杨匡民在《曾侯乙编钟音列及其它》①一文中，对编钟的音列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述，同时还对曾侯乙编钟的音阶音列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调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同或者相似的因素，从而得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传统音乐与古老的传统音乐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外，史新民、冯光生、方建军、郑荣达、减艺兵、洛地、陈应时也都在这一时期发表曾侯乙墓乐器及乐律铭文的重要研究论文，共同促进了考古音乐学的发展。
二、关于古代乐律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在古代乐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对于古代律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乐律学研究中，如“左旋右旋”、“同均三宫”、“燕乐二十八调”以及古琴的复合律制等乐律学的问题，都曾引起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先后发表了许多学术质量较高的文章。其中，关于朱载堉的律学思想及其成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现的频次也最高。有关朱载堉律学与成就方面的文章包括对朱载堉异径管律的研究，对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研究，对朱载堉琴律的研究以及对朱载堉思想方面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王子初在《朱载堉和中国音乐史上的异径管律》①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异径管律和异径管律乐器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并且分别论述其与朱载堉异径管律之同异；刘勇在《朱载堉异径管律的测音研究》②一文中论证了朱载堉的异径管律是十二平均律；徐飞在《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算法考》③一文中详细地探究了朱载堉在发明十二平均律时的推算过程，通过对朱载堉计算十二平均律的全部公式以及演算思路和计算顺序，作出了首次考证，从而澄清了一系列长期以来争论不下的问题，此外，陈应时在《朱载堉琴律若干问题之我见》④一文中琴律的角出发度，研究了其对朱载堉“新法密律”的影响等若干问题。这一时期，关于朱载堉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的各个方面，研究者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果，不仅对朱载堉朱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对中国古代乐律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中国近代现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创建以来，就受到“新音乐运动”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从音乐期刊上看尤为明显。从发文上看，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聂耳、冼星海两位作曲家的生平与作品上，其他人物较少涉及。而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有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五四以来的音乐家与作品的专题性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问题也在 80 年代以后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重视，以音乐期刊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家及作品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革命音乐活动和革命性音乐家及其作品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聂耳、冼星海纪念活动的宣传和研究。1955 年文化部、中国音协为纪念聂耳逝世 20 周年、冼星海逝世 10 周年，在《人民音乐》与《音乐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纪念研究性文章。包括马思聪、丁善德、安波、郭乃安、马可等人都发表文章围绕聂耳、冼星海两人为革命音乐活动作出的贡献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普遍认同二人是“社会主义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奠基人”,通过此次活动也更加巩固地确立了聂耳、冼星海在近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和荣誉。其中马思聪撰写的《纪念聂耳、星海》是一篇纪念作曲家与回忆的文章。文章第一部分对聂耳音乐创作道路及成果的简略勾勒；第二部分对冼星海音乐生涯、创作成就的评述。由于马思聪与冼星海曾一起留学法国学习音乐，因此文章第二部分对于了解冼星海在法国的学习及创作情况进行了描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了聂耳、冼星海二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当中人物关注较多的还有作曲家。这一时期刘雪庵、江定仙、向隅等人都发表文章讨论了黄自及其主要作品。然而，钱仁康在期间发表的《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①与《黄自的主要作品分析》②两篇文章却在当时学界引起一次不小的大争议。1958 年在《音乐研究》第 6 期连续刊登了四篇文章，一致认为钱仁康先生没有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问题，错误的抬高了黄自在音乐史上地位，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
同时，还对黄自“资产阶级性”进行了“揭露和剖析”.这场带有阶级性质“场判活动”直到 1959年李焕之在《音乐研究》第 2 期发表《论黄自的创作-兼评钱仁康先生的思想观点》文章后才趋于平息。该文较为全面的分析的黄自的创作和思想，尽管批判的立场没有变，但同时黄自的创作性也作出了肯定。同时，文章对钱仁康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就事论事，客观的作出了判断。文中并没有喊出所谓批判性的“口号”.至此，这场带有批判性质事件因钱仁康对黄自的“错误”评价引起，最后又以李焕之对黄自的客观评价告一段落。
随着整个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后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近现代音乐家与作品的研究方面。与前一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一时发表的关于“五四运动”以来音乐家及作品研究的文章数量逐年增长，并且更加系统和深化，涉及的音乐家包括谭小麟、王光祈、青主、黄自、赵元任、萧友梅、江文也、华彦钧、刘天华等几乎涉及中国近现代所有作曲家，而不再仅仅聚焦在聂耳、冼星海二人。从音乐期刊上看，改革开放以后，《音乐艺术》上刊载的关于青主、黄自与萧友梅三人的研究文章比较多，内容多是关于的作曲家歌曲创作、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王震亚的《青主歌曲评介》、戴海鹏的《黄自年谱》、王宁一的《萧友梅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学和音乐美学》等；《音乐探索》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的研究相对比较多也比较集中，大部分文章是围绕王光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对音乐学学科建设成就展开的，代表性成果有俞玉滋与修海林的《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吕骥的《王光祈对音乐学的贡献》、管建华的《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等；《音乐研究》与《中国音乐》上刊载的有关华彦钧、刘天华的研究性文章相对较多，文章如杨荫浏的《在困难中奋进的刘天华先生》、许忆合的《阿炳的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等，关于二人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对中国民间音乐发展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针对刘天华的研究，范围广成果多。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研究热点依旧减退，研究面不断拓展。这一时期有开始不断有学者关注聂耳、冼星海两位除《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以外的作品，如如石夫的《谈星海的小提琴曲〈红麦子〉》③、侯瑞云的《冼星海〈古诗十首集〉初探》④、钱仁康的《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浅析》⑤等给我们展现出这位血肉丰富的、多产的、发展的音乐家更多鲜为人知的作品。二、关于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1982 年《音乐研究》在第 1 期当中设置“近现代音乐史学术探讨”专栏，1985 年《中国音乐学》在创刊号中设置“回顾与反思”专栏。至此，以音乐期刊为平台，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料建设、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一系列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息息相关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料建设的问题是这一时期讨论的重点问题，其原因是过往史料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当时的史学研究，已经不能够适应 80 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的需要。
1985 年陈聆群在《中国音乐学》创刊号“回顾与反思”专栏中发表《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表达了他对目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思想基础和史料建设现状的不满。随后，张静蔚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①一文中也提出了史料是历史的客观素材，而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在史料方面工作存在很大不足。
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也是被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实际上，陈聆群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有关史料建设的若干问题，其认为过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张静蔚也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一文提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她认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一直以来都被某种思想所束缚，因而只能在某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研究，未能从其他的角度去展开研究。稍后汪毓和在《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建设的三点感想》②一文中表示近现代音乐史的目标是写一部“真正的人民的音乐史”,其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不仅要写新兴音乐史，还包括与人民生活密切祥光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而后张静蔚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的研究构想》③对汪毓和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文中认为应当以中西音乐交汇产生的新兴音乐为研究范围和对象，传统音乐及其历史发展应当属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
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法上，汪毓和在《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建设的三点感想》④提出了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法的三点建议，即要正确处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关系；要认真处理好革命音乐与一般的新音乐的问题；要慎重对待历史人物与历史作品评价问题。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王巍、王西麟、戴嘉枋等人也曾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而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一直持续至今，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引发了新世纪“重新音乐史”讨论。
第四节 西方音乐史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我国关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这一时期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上看是以翻译苏联等东欧国家的研究成果为主。而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的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使西方音乐研究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尤其是对西方现代音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关于西方作曲家及作品的研究
人物与音乐作品在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范畴中，一直作为研究中的中心。建国初期，一些音乐院校的教师以及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的音乐家，如廖天瑞、钱仁康、张洪岛、赵沨、李焕之、李元庆等人积极参与了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这个时期音乐期刊发表的关于西方音乐史的文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译文，一类为本土学者自主研究的文章。这些成果主要刊登在《人民音乐》与一些音乐译类文期刊。由于当时我们拥有了相对有力的翻译团体，为对西方音乐史着作的翻译铺平了道路。在此期间，音乐期刊载了一部分以编泽苏联西方音乐研究成果，与绍介苏联音乐创作的译文。另一方面，在期刊上刊载的由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家、作品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章在这一阶段数量很少，主要是以介绍苏联和东欧音乐史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对西欧重要作曲家介绍文章，但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研究。其中学术水准较高的论文代表有张洪模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①、丁善德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②、钱仁康《莫扎特的歌剧》③.这些文章对于音乐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文中都一定程度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当时可谓弥足珍贵。1963 年“德彪西风波”爆发后，阻碍了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使西方现代音乐在中国的研究中几乎成了禁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研究上也不再完全依靠国外研究成果，本土学者研究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关于人物与作品的研究也有了了全新的拓展与发展，文章基本涵盖了巴洛克时期、中世纪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以及印象主义时期等西方音乐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多位作曲家与作品的研究。这些文章涉及作曲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思想、时代背景。作品研究涉及了歌曲、器乐曲、歌剧等多种体裁形式，并从多角度、多元化的思对作曲家及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与说服力。其中于润洋的《歌剧<特利斯塔与伊索尔>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④一文是这一时期在音乐学分析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章。文章从作品技术分析与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的方式，对作品的进行了分析。
并且对歌剧的音乐构成要素、主题发展、和声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并带有历史性的分析，同时还对作品进行了历史与审美的评价。
二、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新视点”
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迅速开阔了学术视野，同时得益于宽松的研究环境与学术氛围，开始将研究视角伸向断新的课题。从音乐期刊的发文上看，研究者不断将自己的视角伸向新的领域，而成为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的中的新视点。包括西方现代音乐研究、美国现代音乐研究以及以往极少触及的基督教与西方音乐关系的新命题。
改革开放以后，音乐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现代音乐研究的文章源源不断，包括对西方音乐现代音乐的总述，包括对西方现代具体流派的研究，也包括对个别作曲家及创作技法的分析。其中廖乃雄撰写的《西方现代音乐初探（上、下）》①1组成部分，一味的将西方现代音乐看做是“一团乌黑”、“形式主义”、“一无所处”的观念是不可取的。文章中对西方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将西方现代音乐划分成了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世纪末；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阶段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四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五阶段为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并对各流派及个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及作品进行了介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正式开启了关于西方现代音乐研究的热潮。稍后发表的文章还有钟子林的《西方现代音乐概述》②、蔡良玉的《对西方现代音乐的思索》③、唐永葆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音乐创作倾向初探》④等等。除了上述这些对西方现代音乐进行整体性概述的文章，还有一些文章分别对西方现代音乐各流派、代表人物与作品的专题性研究，以及针对西方现代音乐领域某部音乐作品的作曲技法的分析。
西方音乐研究视野中另一个新视点就是关于美国音乐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日趋缓和，美国音乐开始走进学者们的视野，这一时期音乐期刊上刊载了一批有关美国音乐研究的文章，以至这一时期在学术界中形成了“美国研究热潮”.1981 年，以蔡良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纷纷介绍美国音乐文化，在学术界形成了“美国音乐研究热潮”.其中蔡良玉在《美国专业音乐的发展轨迹和特点》⑤一文中将美国专业音乐发展分为酝酿 期、萌芽与诞生期、成熟期、发展期几个阶段，对各阶段中具有代表作曲家与作品进行了阐述，并总结出美国专业音乐具有多样性、全球性、开拓性、矛盾性的主要特点；范哲明在《走向新世纪的新音乐--20 世纪末美国概观（上、下）》⑥一文中从“简约主义音乐”与“新浪漫主义音乐”及其代表人物、新一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及其创作倾向、美国歌剧的创新与变革、美国音乐团体及表演艺术家对新音乐的推动与促进四个大方面介绍了美国音乐的概况。此外，钟子林的《谈谈美国爵士乐》⑦与张湘定的《爵士音乐对美国专业音乐的影响》⑧,主要针对美国爵士乐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美国音乐的形态与发展。
基督教与西方音乐的关系同样在这一时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中也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然而一直以来，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基督教音乐史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触及。而 1991 年第五届“西方音乐史学研讨会”上开启和深化了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些探讨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关系的论文开始陆续发表。其中具有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于润洋的《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历史内涵比较》①、钱仁康的《巴赫声乐作品中的众赞歌再创造》②、周小静的《李斯特的宗教音乐创作》③、李应华的《巴赫第四康塔塔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④等。其中周荣生在《论马勒音乐创作中的宗教情感》⑤一文中以马勒的具体音乐作品为例，从中对马勒生活及亲人的宗教情感方面进行了考察，作者否定了“马勒的音乐创作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说法，而提出马勒希望能够通过音乐作品来体现其宗教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