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生形象再现：以“受害者”为主导的医生群像通过对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再现形象的统计和412个样本分析，新闻报道中主要呈现了三种形象：受害的医生占比77%、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占比14%,救死扶伤的医生占比9%.
应该说报纸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形象的再现基本符合社会现实。在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基本上是受害者，医生职业环境面临威胁。根据2014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疗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2014年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未遭遇过暴力事件。此外，根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统计，医师受到伤害事件逐年增高，医生普遍感到职业中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13
同时，近年来一些涉及医疗行业的报道中出现的媒体失范现象又影响了医生形象，媒体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呈现可以反映社会转型期医生社群的职业环境和工作状态。通常，受害叙事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的功能，往往会激起社会各界将矛头指向受难的原因，14特别是在这类极端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往往受到身体伤害、甚至死亡，从而产生强大的动员效果，推动医生职业环境的改善。这可以从最近两年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予以佐证。
在将医生再现为“受害者”的报道中，运用了冲突叙事和受害者叙事两类叙事。前者突出医患之间的冲突性，往往将医生受难的原因归结为个别患者的暴力行为，忽略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后者更关注医生受难，从不同维度对医生受难进行思考。但是两类叙事的比重差异较大，分别是60.6%和后者仅为4.9%.因此，尽管“受害者”是医生的主导媒介镜像，能够唤起社会对医生的同情，但对于该类事件原因的认识停留在对个别患者暴力行为的谴责，而不能进一步从医患沟通、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等多元层面进行思考。
此外，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了沟通，导致后续矛盾的出现，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医患不信任产生的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上的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由自己向外层层扩散，关系网络主要以交往密切的强连接构成。人与人的信任基于彼此之间这种“熟人的”可靠性，而不是社会契约意识。15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信任。伴随着现代社会中流动性的急剧增加，社会成员交往的圈子也随之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中那种简单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随之向系统性的信任过渡。16然而，一方面是旧有的“你与我”式信任关系的破裂，社会成员还没有形成社会认同，构建新的共同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还没有成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因此，作为社会转型的后果，当下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焦虑，并承受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即是一种典型表现。因此，媒体对于积极施救但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的再现符合当下一些医生的实际工作状态，也有助医患双方反思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类叙事中，不同媒体的表达、措辞有一定差异，有些媒体在解释医生积极救治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医方没有主动与家属沟通，平衡了冲突中的责任和话语分配。“湘潭产妇”事件即是这样的典型案例，媒体再现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及时澄清了误解，消解了事件中的负面舆论，又为医生敲响了与患者沟通的重要性的警钟。
最后，还有少数报道采用正面颂扬的叙事，将医生再现为救死扶伤的形象。在相关39个样本中，大多数报道是引用卫生部发言人作为正面颂扬叙事的新闻源且运用了官方的政治话语，主要突出了“政府积极救助受伤医生”“和谐医患关系”.有学者认为，新闻报道的政治权力话语，具有高度抽象，不可商量，无需推理等特征。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容易变成宣讲式的、布道式的，我听你讲，把听众当成一个收容器，把自认为的“真理”往里灌。17同样，在具有受难性质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媒体引用政府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来实现正面颂扬的叙事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事实尚不清楚，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境下。
（二）患者形象的再现：被异化的“他者”形象
同样，在相关报道的叙事中媒体也再现了三种不同的患者形象：施暴者、性格有缺陷者和值得同情的患者（见图3）。其中，作为施暴者的患者是其最常见报的媒介镜像，占全部数量的86%,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性格有缺陷者10%以及值得同情者的形象4%.
图3.
作为施暴者的患者形象出现在全部四起事件中，甚至包括患者死亡的“湘潭产妇”事件中。媒体往往详细描述了患者如何对医生施暴，造成医生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如被告人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袭击了哪些部位，一共持续多长时间等。
类似对于被告人行凶的叙事也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的报道中。在这些叙事中，媒体往往使用了戏剧性、形象化的表达手法，来突出被告人作为残忍的施暴者形象。有些媒体还使用了“贴标签”的方式来描述被告人的形象，如“丧心病狂的人”等。
此外，媒体叙事还再现了性格有缺陷的患者形象，其主要出现在“温岭杀医”事件中。媒体通过对被告人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以及对其家属的采访来再现其的性格缺陷，被告人被描述成为有“持久的妄想症障碍”的人。在多数媒体的叙述中，被告人连恩青成为了狂躁、偏执、易怒的“他者”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性格缺陷并不等于客观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和建构，这可以通过医疗鉴定机构提供的连恩青精神正常的鉴定结论予以证明。18福柯曾经在《疯癫与文明》中抛弃了关于“疯癫”的一般知识。在他的笔下，“疯癫”不再是一个稳固的本质主义概念。19福柯揭示了“疯癫”在某种意义上是争斗、冲突与协商的结果，是通过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而被建构出来的概念，从而成为被抛弃与孤立的“他者”形象。在对“温岭杀医”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也把连恩青建构成为了这种类似福柯笔下被异化的“疯癫”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媒体再现的两种患者形象中，作为具体事件中的“施暴者”以及“性格有缺陷者”转变成为整个“患者”群体。有研究认为，“歹徒”外延的扩大使得它不再只与新闻中的人物有关联，它的身份从个体扩大到一个社会群体并且通过转喻的方式而形成自然化的联系，20成为符号学中的“神话”.
同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再现了值得同情的患者形象，主要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媒体通过对施暴者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分析了冲突背后的原因。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患者在手术后多次到法院起诉，但法院一直没有开庭对案件进行审理。这些深度报道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相对立体与公正的患者形象，提供了施暴叙事背后的其他情节，有助于对医患暴力冲突进行更全面的反思。但是这部分报道所占比重较小，仅占涉及患者形象报道的全部样本中的4%,因此很难实现相应的文化后果。
四、总结与讨论
医患关系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跳出了人际传播视野下医患沟通对医患关系影响的效果研究路径，从大众媒体如何呈现医患形象的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思考，即探讨大众媒体如何通过对医患形象的再现及其身份的建构，从而影响彼此之间的文化情感。
通过对我国报纸关于近年来四起社会影响力大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和文本分析，本文发现这些报道呈现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因此再现了“脸谱化”的医生与患者形象。尽管报纸的叙事框架呈现了从集中到多元并存的变迁，冲突叙事仍然在数量上具有主导地位并因此影响了医生与患者形象在公共领域中的再现。就医生而言，这类叙事在建构其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他们在这类事件中的主要媒介镜像。因此，虽然媒体也再现了医生的“救死扶伤”和“不擅于沟通”的形象，但由于相关报道数量有限，很难产生相应的文化后果。应该说，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再现有利于外界对于他们的理解。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媒体大量运用冲突叙事，特别是那些运用了“二元对立”“贴标签”“转喻”等方式，浓墨重彩地描写“施暴者”对医生伤害的报道会将医生的受害与患者的行为建立因果联系，从而忽视对于医学本身的风险性、医患沟通以及医疗和法律制度等导致医患暴力冲突的原因的思考。
同样，冲突叙事在将患者再现成为“施暴者”和“性格有缺陷者”的“他者”形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媒体在叙事中采用了“转喻”的操作手法以及“贴标签”的策略，使具体个案中的“施暴者”与抽象、整体意义上的患者形象发生了自然化的联系并很可能导致整个患者群体“污名化”的文化后果。
由于新闻媒体在塑造大众文化中的作用，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医患关系，使其陷入恶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有必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进行报道？如何在报道中公正地分配医患之间的话语权，促进各自社群的诉求表达，特别是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诉求的表达？如何全面、公正地再现医生与患者的形象，从而避免彼此之间排斥的情绪，成为医患之间矛盾的调停者？如何全方位的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究？
本研究发现媒体的叙事方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首先，在未来的报道中媒体应该尝试调整叙事中心，进一步从热衷冲突叙事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以及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多元报道视角转变；其次，在报道尺度的把握上应该尝试树立并践行一种节制的新闻叙事观，辇辑讹不煽情、不道德判断、不盲目地建立因果联系；再次，媒体对于医患类议题的报道应该树立公平分配医患话语权的意识，特别是对相对弱势的患者表达权的考虑。具体而言，媒体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的加强，力求公正、全面地再现医生与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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