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一些地方且呈愈演愈烈之趋势，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国内医患信任关系的研究现状与趋势”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现状与研究展望
摘要：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着。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医患信任；医患关系；医方信任；患方信任；信任修复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一些地方且呈愈演愈烈之趋势，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在总结梳理当下医患信任关系特征的基础上，概括归纳我国医患信任关系现状以及已有研究的要点，并指出未来探索的可行方面，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好铺垫。
一、国内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
医患信任是每个国家都会关注、因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由于医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医患信任关系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中国人的行为具有相当高的关系取向 （relationship-oriented） ,有无关系或关系好坏成为信任能否建立的关键。因此，中国人即使处于制度中，也喜欢通过关系建立信任，不管医院的专家系统信息设计得如何完备，专家简历介绍得如何详细，患者仍然希望通过关系找到好的或信得过的医生，通过其可以延伸到的或重新搭建的关系网络，把医患双方纳入其中，将医患双方由陌生人关系转变成熟人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 黄晓晔，2013）。屈英和、田毅鹏和周同梅（2010） 的调查显示，高达70. 6%的患者希望通过关系就医，86. 6%的医生接受“关系就医”,更重要的是，40. 7%的患者认为，“关系介绍的更可信、心里更踏实”.关系信任取向体现了医患双方试图凭借“第三方推荐”来建立快速信任，这种快速信任能够控制临时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就医风险。关系信任取向与关系就医不仅仅是患者规避医疗风险、建立医患信任的体现，同时也是患者对抗生物医学模式制度化下医生冷漠的一种方式。
2.医患信任关系中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在中国社会，医生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尊重的，医生被称为“大夫”,这个称谓在传统社会中是指一定的、甚至是很显赫的官阶（ 比如隋唐以后，大夫为高级官阶，清代高级文职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医生还和教师一样被称为“先生”,应当意味着医生与天、地、君、亲、师次序中“师”的地位是相等同的。
医生的职责是“与人祛病”,而在传统医学中，“病”的含义是直接建立在对身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 身体并非只是生理器官的静态组合，它是开放性的动态的场域，兼具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多重功能。身体还与环境、自然相呼应，例如“五行配脏”的学说。传统医学将五行（ 木火土金水） 与五脏（ 肝心脾肺肾） 的功能属性做了规范和确定，以五行的功能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这就从理论上把人体的组织器官与自然界的时间、空间、色彩、气味等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同的功能网络。这样，五脏以形质解剖为基础，在功能上与自然相通应，与六腑相表里，与肢节九窍相联系，通过精、气、血、经脉的贯通而构建了一个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图景。何为疾病呢？ 所谓疾病就是由身心合一的人体系统或由人体系统和环境、自然构成的天人合一系统的平衡状态遭到了破坏。任何具体病症的出现一定与整体和系统功能的失调息息相关。所以医生的“与人祛病”也就自然成了“究天人之际”的过程，“医道即天道”,要传播道理，讲授知识、解除疑惑，至此，医生和教师扮演的角色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传道、授业、解惑。
在文字记载和口口相传中，具有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诸如扁鹊、华佗、董奉、张仲景等医生们，其妙手回春的本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治病”,更是一种广义的“济世”.故中国社会的医生要解决的就不单单是生理的问题，还要包括心理的问题、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甚至人生与世界观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及患者群体对于医生有很高的角色期望。
在现实的医患关系中，由于对医疗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对称，前来求助的患者处在弱势和被动的位置，再加之对医生的高角色期待，遂形成了医生的高权威和高支配的地位。显然，这种高权威和对医生角色的高期待有利于医患之间初始信任及快速信任的建立。同时也令患者对医生产生出一种内隐的敬畏态度，这种内隐态度潜在地影响患者对医生群体的认知、情感倾向和行为反应。
3.医院不同部别和科别的医患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国内的研究发现，与门诊部相比，住院部的医患信任关系更好，住院患者在与医护人员的多次积极互动中，建立起对医护人员的人格信任（ 谢铮，邱泽奇，张拓红，2009）。
同时，国内对不同科别的医疗投诉与医疗纠纷的数据分析显示，外科、骨科及妇产科的医患信任水平较低，例如，在医疗投诉方面，王将军等人（2015） 收集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从2009至2013年间医疗投诉案例2579件，发现外科和妇产科位居被投诉的前两位。在医疗纠纷方面，林雪玉和李雯（2015） 检索国内全文期刊数据库中近3年的1552例医疗纠纷案例，发现其分布是，外科占30. 86% 、内科占18. 43% 、骨科占14. 69% 、妇产科占11. 34% .
4.不同级别医院的医患信任水平存在差异。国内的医院按不同的标准被分为不同的级别，若将高级别的医院与低级别的医院在医患信任关系方面做个比较，哪一类会更好些呢？
有研究认为，低级别医院的医患信任状况优于高级别医院。在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被调查的医务人员认为患者信任自己的比例为，城市大医院（44. 4%）、乡镇卫生院（52.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3. 7） ; 被调查的医务人员认为患者不信任自己的比例为，城市大医院（12. 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 0%）、乡镇卫生院（5. 1%）。城市大医院医务人员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相比，更感到不被患者信任（ 王帅，张耀光，徐玲，2014）。
但也有学者将医患信任划分为技术性信任和非技术性信任，并由此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黄春锋、黄奕祥和胡正路（2011） 发现： 尽管三级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较高，但是大量的疑难病患者涌向三级医院，造成医务人员的负荷重、风险大，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医患冲突极可能一触即发。反之，一级医院的运转负荷较轻，有条件为医患沟通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在技术方面却处于弱势。然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二级医院则有可能综合一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长处，从而能够更好地在技术性信任和非技术性信任之间进行平衡。
此外，还有研究聚焦于乡村地区，探讨我国村民群体与村医群体之间的互信程度。例如，房莉杰、梁小云和金承刚（2013） 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某两个村庄的参与观察发现，村民普遍认为乡镇医院医生的医术不如老村医，以致对乡镇卫生院医生表示不信任。村民对村医的信任主要源于“熟人社会”情境产生的非技术性信任，以及村民群体与本乡本土村医群体间频繁的群际接触。群际接触可以减少群际偏见，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越多地接触目标群体，越有可能产生相互的熟悉感及这种熟悉感基础上对自己人的认同与信任（ 贺雪峰，2011）。
二、国内医患信任关系的现状与趋势
一些大型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医患信任关系正在持续地恶化，具体表现在医患纠纷与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频次、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的比例、以及医患彼此关系及信任度的评价等多个维度上。
1.医患纠纷的发生频次快速上升。冯俊敏等人（2013） 回顾了2003年至2012年的418篇相关文献，发现医疗纠纷在我国呈不断加剧的态势。在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243起，比2005年增加近7000起（ 赵晓明，2012）。杨连忠、王晓敏和张蔚星（2011） 对华北某三甲医院自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出现的107例医疗纠纷案进行分析，发现医疗纠纷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却极少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2.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显着增加。中国医院协会于2012年开展了“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涉及全国316家医院，8388名医务人员和8204名患者，结果显示： 医务人员遭到谩骂、威胁的情况较为普遍，发生上述事件的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90%上升至2012年的96%; 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损伤事件的次数逐年增加，所涉及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 7%上升至2012年的63. 7%; 每年发生次数在6次及以上的医院的比例逐年 上升，2012年 （8. 3%） 是2008年（4. 5%） 的近两倍，平均来看，每年都会发生1至3起此类事件，2012年达到顶峰（ 贾晓莉，周洪柱，赵越，郑莉丽，魏琪，郑雪倩，2014）。
3.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逐年减少。根据2013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医务人员报告患者对其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显示：85. 2%的医务人员报告患者对自己的服务表示满意，12. 2%表示一般，2. 6%表示服务不满意。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满意的比例减少了5. 8个百分点，不满意的比例增加了0. 9个百分点。患者不满意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程度有所增加（ 王帅，张耀光，徐玲，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