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不久前随着疫情的突如其来，“乌合之众”一词频现报端，而其出处《乌合之众》一书不但常居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且有着逾百种中译本。通过收集《乌合之众》的所有中译本及译者、出版社的相关资料，勾勒《乌合之众》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之加以阐释，发现在译者、书商、自媒体等行动者的参与下，《乌合之众》的早期译本较为严谨忠实，后期译本多为粗制滥造。而当下此书则跳脱出了文字的局限，以漫画、有声读物、短视频等形式继续传播。通过梳理《乌合之众》的译介与传播轨迹也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反向启示。
关键词： 勒庞; 《乌合之众》; 行动者网络; 译介与传播;
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代表作Psycholigie des Foules（中译本多名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常被认为是群众心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各种版本均长期盘踞我国各大畅销书榜单，据笔者目前已有资料显示，此书中译本多达112本。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乌合之众》更是以图片、短视频、音频等形式在各类自媒体上风靡，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符号。甚至在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当下，有自媒体呼吁人们重读《乌合之众》来理性面对疫情。一百多年前的勒庞或许不曾想到他的书在当下中国竟如此流行。
目前学界对《乌合之众》的讨论多集中于借助书中理论透视社会现象，抑或针对书中内容撰写书评。而单就此书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的研究角度而言，仅有的三篇文章均把重点放在了近代。林建刚选取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对勒庞思想的介绍与评说来剖析勒庞的群体心理研究对我国学界所产生的影响，1徐蕾和李里峰发现，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深受群众心理学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且对近代我国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2冯小艳研究《乌合之众》的初译本及其译者，并简要阐述了其影响。3可见在《乌合之众》一书在当代我国的译介与传播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据笔者统计，目前为止，《乌合之众》共有112本中译本（含重印本）。其中初译本为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群众心理》，译者为吴旭初和杜师业。到了1927年此书已重印至第五版，可见其流行程度。4此外1923年泰东图书局出版了由钟健闳翻译的《群众》，并于1926年和1935年再版，5至此《乌合之众》再无新译本发行。直至六十五年后的200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冯克利翻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此后各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百余本中译本。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是自2000年到2020年间《乌合之众》的所有中译本及其变体。
拘泥于原文、译文、抑或译者的译介研究范式已无法解释由《乌合之众》引发的复杂翻译现象。从其译本之多、变体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的特点来看，理应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来研究。作为社会翻译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旨在揭示并追踪行动者间的关联，倡导联系地看待研究对象，并将其视为产生于网络中各种关系的结果，从而深化对塑造世界的复杂关系的认识。而王岫庐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Actor Network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ANTS）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活态史料采集及分析为辅助、翻译过程的行动者追踪及网络建构为导向，能更好地解释译本的产生及传播等过程。6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分析《乌合之众》在当代我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
一、ANT的核心概念
ANT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等人构建并发展。约翰·劳将其定义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和自然社会中的所有事物看作一个关系网络，所有事物（行动者）处于网络之中，并与其他事物（行动者）持续发生关系、产生结果，没有什么能在这些关系的互动之外存在。而研究这些网络特征和运作的非同质要素共同构成了这个理论。7
ANT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行动者（actor）。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他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行动者”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事物，具有异质性、能动性及不确定性等特点。6此外，拉图尔还引入了转义者（mediators）的概念，它可“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他们所承担的意义或元素”。8而这里的“转译”不同于翻译学中的“翻译”，它指行动者召集其他行动者时所用的方法，是行动者间的利益共谋。“转译”可被视作一种“位移（displacement）、漂流（drift）、创造（invention）、协调（mediation）以及两个领域间连接的建构。”9而在ANT中，转译者即行动者。
ANT的另一核心概念是网络（network），它是各个行动者连结而成的关系网，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由一系列行动组成的概念。拉图尔特别强调网络中的工作（work）、运动（movement）、流动（flow）和变化（change）。10卡隆指出：ANT强调网络的重要性，是因为无论个体有多强，单个行动者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行动，而是需要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那里获得能量，共同完成该项行动。行动者和网络相互建构，网络由行动者联结而成，但是没有网络行动者就无法行动。8
源于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诸多领域中均有应用，但仅就本研究关注的译着传播过程而言，相关着述尚不多见。早期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译介研究的学者多注重于理论建构，如Buzelin、11Chesterman12、黄德先13和胡牧14介绍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并解释它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当前，学者们多把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于个案研究。如汪宝荣分别以鲁迅作品英译出版项目、15《红高粱》葛浩文译本、16西方商业出版社、17为研究对象，考察译着的传播过程及出版社的运作机制；卢静以《高兴》英译本为例考察译作生产的行动者网络；18骆雯雁以亚瑟·韦利英译《西游记》为例考察译着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人类行动者19与非人类行动者；20岑群霞探讨了麦家小说《解密》的英文翻译和传播过程；21张莹在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熊式一英译的《王宝钏》为何成功的基础上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了启示。22虽然学者们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尝试搭建分析译着传播的理论框架，但其着述中稍有概念界定混杂、事实证据不足、套用理论之嫌。本研究旨在客观勾勒《乌合之众》一书在我国的传播轨迹，通过分析各行动者如何发挥作用来解释这一复杂的译介现象。
二、ANT与《乌合之众》的译介
据笔者统计，迄今为止《乌合之众》的中译本（含重印版）已达112种，其数量变化趋势先缓后急（详见下表）。在200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了《乌合之众》在当代我国的初译本后，《乌合之众》便以每年一本的速度持续发行，直到2009年。而这十年间发行的5本《乌合之众》中，前4本（2000版、2004版、2005版、2007版）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而到了2011年，《乌合之众》的中译本突然增至13本，且在之后的九年中译本数量大抵保持在十本左右。2017年的译本甚至达到了22种之多。笔者将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借助ANT中“行动者”、“网络”、“转译”等核心概念，归纳译介特点并阐明背后原因。
表一2 0 0 0 年以来《乌合之众》译本的发行数量趋势
（一）ANT与《乌合之众》的初译
1. 初代行动者——冯克利
当代我国《乌合之众》的初译本于2000年由冯克利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译者是山东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保守主义，还主编了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图书“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冯克利说，他试图通过阅读、翻译、传播来为自己和读者解答“不公平背后的原因”。酷爱读书的他早期便接触到了哈耶克、萨托利等西方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他认为“如果不了解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会给我们处理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的弊端”，23所以“遇到自己特别喜爱的西学着作，不知不觉便有了译出来与人分享的冲动”。24早在《乌合之众》出版的7年前，冯克利在读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中译本名为《民主新论》）后就感慨“反民主之心不可有，防民主之心不可无。”25因为“民主的真谛并不是保护多数，因为民主制度中的多数永远是赢家，无须加以保护。倒是永远会输的少数才是民主真正要保护的对象，不然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必导致极端思想横行，社会稳定难续。”25而21世纪初的我国，尽管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年有余，但对西学的研究与传播要么发展失衡要么局部没落。就像冯克利所言，“只知斯威夫特而不知有奥威尔或波科克一样，这种有选择的引介与阅读，塑造了我们三十多年的西学记忆。”26当时人们只会“批判”那些“保守”、“反动”、“落后”或“右派”阵营的西方思想家，基本没有把他们纳入研究西学的视野。人们认为他们与大势相悖，肯定毫无价值。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冯克利却坚守自己的信仰，直言“听到有人说我‘右’时，我也淡然处之。”24所以在选择翻译《乌合之众》时，冯克利的个人“惯习”（habitus）发挥了显着作用。
在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作为初代行动者的冯克利对《乌合之众》原着的“转译”也更加保守。他的目的是把勒庞的这本着作引入国内，所以冯克利在翻译时较为循规蹈矩，译本忠于原着，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用词和句式，甚至个别地方因太过“硬译”而显得拗口。连他自己本人都说，“直译如果不影响文字通畅性的话，其实是很好的译法。”27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中各行动者地位平等，但须有一个行动者去招募（enrollment）其他行动者，来形成一个交互关系网络，该行动者正是翻译发起人兼译者的冯克利。据冯克利回忆，他是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到过《乌合之众》这本书，于是便把它下载下来。一次和刘军宁吃饭时他说“我这里有本好书”，刘军宁便把这本好书介绍给了一个在美国学过社会学的书商。23后来便交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社“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类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着作和前沿作品。”它的使命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座右铭为“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并“以出‘精品图书’为导向，以尊重思想知识为基石，以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智力后盾，致力于出版高品位、高质量的图书。”28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出版宗旨与冯克利的翻译观不谋而合。当时已在学术圈小有名气的冯克利再加上中央级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无疑是当代初译本《乌合之众》的重大卖点。至此，早期以《乌合之众》译本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业已形成。
2. 非人类行动者——新保守主义
《乌合之众》一书写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作者勒庞支持精英反对大众、支持改良反对革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书中认为当人们带着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它会衍生出不同于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易受暗示、情绪夸张、偏执专横，想象力强大但判断力低下，只接受简单观点却无法独立思考。其中最显着的特点就是集体无意识。这些冲动、易变、急躁的群众则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法律和制度在他们面前毫无用处。他们不仅有服从领袖的本能，还易受断言、重复、感染的影响。勒庞认为当今世界正步入这样一个群体的时代。虽然《乌合之众》的影响很大，但有学者认为，严格说来此书算不上是心理学着作，甚至不能称之为学术作品。它更像是略带学术味道的保守主义政治牢骚，只不过是汹涌于西方十九世纪末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反映。29
图一“超星发现”上“新保守主义”的学术发展趋势
图二“百度学术”上“新保守主义”的研究趋势
那么这样一本“诋毁”群众的书何以在我国火热？其实，它的流行与上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当时人们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思以往得失并了解西方制度的利弊。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29“新保守主义”的提出由萧功秦于1990年年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一时间，保守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众多学者纷纷反思并批判激进主义。到了千禧年后，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甚至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其标志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30方克立把新保守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回归传统；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钟爱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31于是保守主义色彩浓重的《乌合之众》于千禧年传入我国，它的译介不仅是当时我国新保守主义兴盛的表现，更为这种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
笔者通过“超星发现”和“百度学术”检索关键词“新保守主义”（详见上图），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新保守主义”的学术热度成明显的上升趋势，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二）ANT与《乌合之众》的复译
在初译本《乌合之众》发行后引起了不小的市场轰动，这一轰动“招募”（enrollment）、“动员”（mobilization）了更多行动体各自“利益锁定”（interessement），然后加入进这个网络中来。在这一过程里，出版社就是继译者冯克利之后的又一行动者。出版社不断翻译此书的同时也极大推动了此书在我国的传播，即“译”与“介”二者相融。拿中央编译出版社来说，到了2005年该社已将第一版印至5次，到2018年则已印至11次。2014年出版了畅销十年珍藏纪念版，2017年出版了中英双语典藏本。早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的官方微博上，它就多次开展微博抽奖活动，奖品就是《乌合之众》一书；此外还多次转发带有《乌合之众》的内容，并声称它是出版社的“畅销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多次为此书进行推广宣传。这一系列动作无疑强化、扩张了已经建好的以《乌合之众》译本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书商、出版社、媒体、读者、书评人等一同参与进来。《乌合之众》的译介在2011年达到第一个高潮，当年共发行13个译本。与此同时，该行动者网络的核心也由冯克利的初译本转变为众多的译本，而这些译本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参差的译文
就译文本身而言，粗制滥造、甚至大量抄袭的译本不在少数。经对比发现，存在抄袭现象的译本有王飞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现代出版社，2018）、王浩译的《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台海出版社，2017）、宇琦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戴光年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10）、波洛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和张倩倩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2更为详细的译本对比可参见陈璞君的研究。33此外由译者的名字也可从侧面反映译本的质量，无论是前文提及的“宇琦”、“波洛”，抑或实在不像人名的“无脚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山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高山”（新世界出版社，2019）、“亦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海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7）、“若初”（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语娴”（远方出版社，2016），笔者经多方查证均无法了解更多有关译者的信息，译本质量便可想而知。
2. 含混的书名
根据冯克利的初译本介绍，《乌合之众》的法文原名为Psycholigie des Foules，笔者用谷歌翻译得到中译为“人群心理”；而其英译本名为Crowd: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笔者再用谷歌翻译得出中译为“人群：大众意识研究”。可见英译本除增加了“The Crowd”外，基本还原了原着书名。在现有的112个译本中，虽然有7本自称译自法文，但仅有一本名为“群体心理研究”。其余大部分叫做“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还有不少译本的书名与原书名相差甚远（详见下表）。
表二1 1 2 个译本的书名
3. 多元的读本
除了上述迥异的译本外，《乌合之众》还出现了编译本，如语娴编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远方出版社，2016）。此书修改了原书结构，在大多数章节标题下又分出了小节，还附加括号解释其内容。还有的译本不仅用文字来呈现图书内容，如张源翻译的《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则是国内首次印行的有声版读物。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倾听由专业播音艺人朗读的全文。而由王淑仪翻译的《群众心理：为何进入群体後，人们的智商就大幅降低？》（远足文化出版社，2019）更是把本书改编成了漫画。日系的画风、夸张的人物配以书中的只言片语，使得译本跳脱了文字的局限。
综上所述，在《乌合之众》的译介后期，受利益驱使的多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发行更多译本（详见下表）。作为行动者的他们此时较少关注原着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在书名、封面、导读、广告等副文本上大做文章以吸引读者。经过他们的“转译”，译本质量较低，抄袭现象严重；部分译着则跳脱出文字的局限，以有声书、漫画的形式发行。尽管如此，在以译者出版社为代表的行动者之努力下，以《乌合之众》中译本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日益坚固，让读者深入人心。
三、ANT与《乌合之众》的传播
在出现了大量《乌合之众》的中译本后，译者和出版社已不再活跃。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上的各种自媒体涌现。他们为了流量往往会制作出简短易懂的内容以便推广，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乌合之众》则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但这也就造成了人们对此书的片面理解。各种自媒体作为新兴行动者让《乌合之众》以有声读物、短视频、微信推送等形式继续在我国传播，而该行动者网络的核心也逐渐由《乌合之众》的众多中译本转变为“乌合之众”这个符号化的概念。
前文提及，有出版社推出了《乌合之众》漫画版和有声版，而在App“微信读书”上，王浩宇翻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和张波、杨忠谷翻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均推出了有声版。在App“QQ阅读”上也有国内知名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出品的三种有声读本。而在App“喜马拉雅”上，名字中含有“乌合之众”字样的音频节目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的主播照搬原文内容朗读，而大多数节目或多或少都对原文再次编辑。如在一档名为“杨凤池讲《乌合之众》”的节目里，全书被分为七节，分别名为“每个人都身处在乌合之众中”、“群体是一个疯狂的生物”、“精英在一起也会干蠢事”、“群体的命运无法后天改变”、“如何更好地抓住群体的注意力”、“如何成为群体中的领袖”和“领袖成功的本质是影响力”。
在短视频分享平台，App“抖音短视频”上标题带有“乌合之众”的短视频同样不在少数。其中点赞数高达8.3万、评论数达2907的视频“千万不能读的书之《乌合之众》，因为个体的清醒是痛苦的”，先介绍了《乌合之众》一书的地位，然后用简短的几句话介绍图书内容，最后得出“所以千万不能读这本书，因为盲目的认同是容易的，但个体的清醒却是痛苦的”的结论。而笔者在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动画”上以“乌合之众”为关键词搜索后发现，同样有很多解读《乌合之众》一书的视频。其中名为“为什么《乌合之众》频繁被cue?3分钟了解这本书”的视频播放量最高，高达23.1万次。在短短3分钟的视频里，该视频作者同样简单介绍了此书内容，还给出了诸如“但如果你想正儿八经地学习心理系，那我更推荐你读《社会心理学》”的中肯建议。
前不久，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乌合之众”一词再次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频现。笔者以“乌合之众”为关键词在微信里搜索文章（搜索日期为2020.6.7），以阅读量高低排序后发现，前四名的阅读量均超过十万，且它们的题目大同小异。34其中发表时间最早、被其他公众号纷纷转载的是2020年1月31日发表在公众号“粥左罗的好奇心”的《疫情灾难下：清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文中借《乌合之众》的内容来反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种种社会现象。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另一篇阅读量过10万的文章——于2020年2月15日发表在公众号“书单来了”的《疫情之下，不要沦为“乌合之众”》。文中同样以疫情以来生活必备品脱销、双黄连脱销的现象为引子，介绍《乌合之众》的内容，并在最后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重印版《乌合之众》打广告并附上了购买链接。
至此不难发现，虽然《乌合之众》一书的出版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网络上流传的大多是此书的只言片语。在新兴行动者自媒体的“转译”下，人们无从了解书中全部内容，只能从它的诸多变体，如有声书、视频和微信推送里略知一二。因此人们对此书的片面理解则难以避免。
四、ANT视域下的译介研究
通过借用ANT来分析《乌合之众》在当代我国的传播过程有助于让学者们拓宽研究视野、找出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增进对这一过程的理解。“行动者”概念的引入不仅更加彰显译者主体性及其重要作用，而且还把视角转向了译着生产、传播过程中的所有角色，从而使得复译研究更加全面详实。在ANT的关照下，行动者不但包括传统翻译研究所关注的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还包括评论家、赞助人、翻译项目管理者等人类行动者，和原作、译本、出版社、翻译公司、媒体、网络、意识形态等非人行动者，他（它）们合力构成并运作出一个行动者网络。“转译”概念的引入进一步打破了局限于原文译文的研究范式，囊括了多元化的译本形式。从ANT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中的各种行动者共同完成了传播实践，而这个传播网络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完全决定整体的形态。研究者要在尊重行动者多样性的前提下，充分追踪他们的活动轨迹，描述他们之间的关联，以便较为全面地把握整个传播网络。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照下的译介研究不仅可行，还有必要。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描绘《乌合之众》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加以解释，发现译本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其译介初期（2010年以前），行动者为《乌合之众》在当代我国的初译本译者——冯克利。他秉承着介绍西方思想、反思国内现状的原则来翻译《乌合之众》，其译本较尊重原着。2010年之后，行动者由译者变为出版社。他们发现《乌合之众》的畅销带来巨大利益，便纷纷加入发行《乌合之众》的浪潮，不惜将其改头换面以吸引读者，极尽营销之能事。甚至公然抄袭，扰乱了翻译市场的正常秩序。此时《乌合之众》的译本书名含混不清、译文参差不齐，还衍生出漫画、有声书等形式。如今，在以自媒体为主要行动者的努力下，《乌合之众》一书的内容逐渐被压缩简化，并以音频、短视频等为载体广泛传播。不仅如此，自媒体们借助时事使得“乌合之众”一词不断见诸报端，而它也逐渐演变为一个概念而被大众广泛讨论（详见下表）。
表四《乌合之众》复译现象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今后，作为人类行动者的译者、出版社、学者、读者等都要有所作为。译者要参考以往译本，取长补短，更要深入调查，细致考究。《乌合之众》的法语原着和英译本都有诸多版本，译者应慎重挑选底本，最好从法文直译。此外还应作深入研究，对勒庞其人其作、社会背景等做必要了解，更应交代自己翻译时选取的底本。此外前文提到《乌合之众》的译名五花八门，这恐怕要语言学界、翻译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学者共同努力来辨析概念，统一译名。
出版社要引荐相关理论，推陈出新。在扎堆引进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之外，还应多关注勒庞的其他着作，以便让读者对其思想有全面的了解。在对译者的挑选上出版社应更加谨慎，懂法文、有学术背景、有翻译经验的译者或许是最佳人选。译文质量直接影响读者对出版社的口碑，出版社有必要维护自己的企业形象，不能一味追求市场经济效益，更不应通过夸张的广告来建构出虚假的市场需求。出版社应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主动履行其社会责任。此外出版社还可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作导读或书评，不仅可以为读书增加卖点，也可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并客观评价图书内容。
学者要对此书做出中肯评价，正本清源。尽管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发文以《乌合之众》为对象或借书中理论为方法来做研究，但他们大多泛泛而谈，少有对其有客观深入的评介。《乌合之众》在中国的“旅行”后期遭到了国人过激、片面的解读。人们要么以精英小众自居，强烈认同书中观点并批评广大“乌合之众”；要么自诩为人民群众（实际上勒庞并未对“群众”一词下准确定义），批评书中狭隘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读者不妨对其施以“了解之同情”。正如我国学界对《乌合之众》的第一篇书评所言，“和我们对‘文革’的反思相通的是，在这两本关于群众的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与其说是群众本身，还不如说是警惕对群众的利用。”“在一个每个人都能正常表达自己意见并得到政府认真重视的社会中，群众才不可怕。”35
读者则要擦亮眼睛，保持理性。在购买《乌合之众》的中译本时要仔细挑选出版社和译者。在笔者与译者秦传安的通信中，他表示，“任何译本的挑选，当然首先是看译者，但如果平时不大留意译者的话，那就挑出版社，大牌出版社的译文质量总归比杂牌出版社有保证一些。”
最后《乌合之众》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也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些许启迪。首先要正确认识行动者的多元身份并重视其重要作用。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概念不仅包括人，还包括非人因素。因此在翻译项目实施前，不仅要甄选译者，还要关注出版社、翻译公司、社交媒体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同时还要引入评论家、学者、赞助人等其他行动者并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最后还要以多种载体积极转译原着，形成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共同搭建的网络，共同为中华经典着作的传播助力。
注释
1[1]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J].开放时代，2009(11):79-92.
2[2]徐蕾，李里峰.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2):48-55.
3[3]冯小艳.从《乌合之众》中译本看群众心理学的早期译介与传播[J].智库时代，2020(6):192-193.
4[4]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12.
5[5]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社会科学（总类部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
6[6][8]王岫庐.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J].上海翻译，2019(2):14-20.
7[7]L aw,J.Actor Net work T heor y a nd M ater ia l Semiotics[A].Turner,B.S.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C].Malden:Blackwell,2009.141-158.约翰·劳.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材料符号学[A].布莱恩·S.特纳.新布莱克维尔社会学指南[C].莫尔登：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9.141-158.
8[9]Latour,B.Pandora’s Hope: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311.布鲁诺·拉图尔.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现实[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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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详见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2017年3月14日的文章《冯克利：在唱片店离翻译哈耶克的人|新译者访谈》。
28[32]详见微信公众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7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央编译出版社》。
29[33][34]高毅.乌合之众？--重审法国“大恐慌”事件[J].读书，2019(12):93-101.
30[35]俞祖华.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湖南师范大学，2014.
31[36]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J].高校理论战线，1996(02):30-36.
32[37]详见风尚网转载的文章《吐槽外文译着之乱象》和知乎上的提问“《乌合之众》哪个版本的翻译好一些？”
33[38]陈璞君.《乌合之众》多译本比较研究[A].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摘要[C].2013:5.
34[39]它们分别是公众号“粥左罗”于1月31日转载的《疫情灾难下的呼吁：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公众号“粥左罗的好奇心”于1月31日发表的《疫情灾难下：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公众号“武志红”于2月3日转载的《疫情当下：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公众号“麦子熟了”于2月3日转载的《疫情灾难下：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
35[40]安替.群众和乌合之众[J].商务周刊，2003(1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