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民族文化产业是当前我国新兴的一种产业，属于文化产业概念下的子概念，是文化产业中的分支业态。近年来，民族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中，逐渐成为各民族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是该产业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工具、方法、技能和手段，也是该产业的构成要素之一。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作为产业构成的关键性因素，主导着该产业的发展和演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族文化与技术构成民族文化产业的两大要素，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上，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文化作为该产业的资源，其多样化和符号化以及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既是该产业的基础，又是使该产业与一般文化产业相区别的根本，而技术作为民族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作用于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多样化和符号化，以及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发生特定的改变，从而实现产业化。这样，技术在民族文化产业中无疑体现出双重的身份：既是产业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又是改变、加工或变革产业中主体内容使之形成为产业态的方法、技能和手段。在当前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认真深入地研究和处理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对于该产业的发展，甚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均具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拟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借助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及沃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解放大众理论和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本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考察和剖析技术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以及民族文化产业中技术与民族文化的非协调统一问题，进而提出化解问题的对策与战略。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的时代背景
民族文化产业是在文化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新兴产业，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和构成部分。民族文化产业概念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该概念源于 20 世纪末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实践。民族文化产业的支撑点是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如果没有了这些个性的存在，我国民族文化产业也就无从谈起。
在我国，有约占国土陆地面积 60%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其中蕴藏着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在产业的视角下，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大多是文化产业的资源。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例，我国少数民族区域世界文化遗产数量约占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民族文化产业的主体构成。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以来，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我国一种新兴产业，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产业所有者对科学技术缺乏正确认识，同时又因这些产业较多地坐落在偏远欠发达地区，那里较为落后的经济、科技、教育等因素，使得民族文化产业缺乏整体规划设计，从而体现出技术落后，缺乏创新，政策法规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实施能力差等问题，以及民族文化拥有者缺乏文化保护的必要动力和自觉性、缺乏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充分认识、缺乏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平衡，这些导致民族文化产业出现了发展滞后，民族文化资源萎缩等问题。
当前，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国家所确定的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②、以及到 2020 年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进一步体现出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上升为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正确认识技术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科学把握技术在该产业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使民族文化的历史性、传统性及可持续性与现代科技发展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相统一等问题，都是关乎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既关乎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等地方性问题，也关乎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少数民族同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局性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我国十二五期间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现状出发，运用文化哲学和技术哲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从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定的学术支持。
（二）研究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上仅有的几个从文化生产后就没有中断过的文化种类之一。中华文化是以“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价值观为根基、以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为枝干，构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撑，是当前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发展生力军。2011 年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曾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更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完善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①这在充分体现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自觉和自信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及迫切性。民族文化产业是在我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孕育而成的，与西方舶来的文化产业概念相比，民族文化产业概念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这与中国的国情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个性化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个性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厚重性。
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符号。这种民族符号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和人类生活实践创造积淀而成的，它不但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当前，伴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文化在这两方面力量的推动下，已逐步发展成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业态，即民族文化产业。众所周知，文化产业作为 21 世纪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国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遗憾的是，在这一历程中文化产业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完善的理论体系，也很少提供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功案例。具体到文化产业中的分支民族文化产业，也大都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状态，缺少相关的理论指导和引领。此外，由于目前学界对民族文化产业的思考和研究还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及发展前景等的表象层面给予论证分析，很少有真正触及到该产业的“内核”,特别是针对其重要构成要素---技术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几近空白，而在民族文化产业中，科学技术的前瞻性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民族文化的历史性、传统性及可持续性与现代科技发展创新性有机统一等问题则亟需研究。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以及技术与该产业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文化价值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易言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为指导，结合现当代中西科学技术理论，以哲学为视角，通过跨学科研究、运用逻辑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深入剖析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是目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亟需的。
应该说明的是，本论文拟以哲学为研究视角，对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技术进行分析研究，目前还是一个新的学术尝试。此种尝试无论是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还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都有着特定的意义；同时，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民族文化产业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涉及领域广泛的新学科领域。它涉及人文、经济、自然、科技、社会、民俗、民族等多个领域。综合“十二五”期间国内学者对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现状，可以见出其研究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文化全球化对传统文化影响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化产业。较早进行该方面研究的是牟岱，他在 2006 年就曾提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个体的民族文化理性建构问题、民族文化的世界化问题、外来文化的借鉴问题、文化的多元一体问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①并给出了一定的解决策略；时隔七年，魏海香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研究》再一次提出相近的问题。即：“如何把握文化全球化这一新背景的实质？如何提升和发挥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影响力？从而促使该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这些问题对于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②；与此相近，吾守尔在《论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保护》一文则论述了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提出“给传统文化知识客观公平的描述，并依据具体国情设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保护综合保护体制”③的建议；付春等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挑战及回应：全球化的视野》指出该背景下，西方霸权文化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给予的不同程度冲击，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并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朱杰等则用 SWOT 方法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当今体育全球化，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同时提出了构建多元化机制的建议。
二是关于政策与金融对民族文化产业支持方面的研究。该方面的主要观点认为：政策源于政府行为，政府对民族文化产业及民族文化个性认识不够，制约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孟航的《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问题探索》就根据民族文化产业中技术体现，提出了“谁来发展和发展什么的政策性、规划性问题”;肖德怀则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服务、设施等内生动力不足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熊正贤、杨艳辉的研究针对当前还处于低端生产、粗犷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提出了应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策略。他们而且还认为政府在文化产业上投资分散、布局不合理，以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是直接影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这一观点相近的论文是龙晔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问题研究--以武陵山片区湘西南民族村寨为例》，以及宋才发、刘廷兰等《村寨文化旅游业发展创新的法治问题探讨--以贵州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业为例》等。这些文章都根据具体例证，分析探讨了政府应对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法规加以健全和进一步完善。彭延炼、盛竞玲也以湘西民族文化产业为例，对民族文化产业存在的文化管理机制僵化，管理机制混乱，职责不清，产权、经营制度不明等给予了论证分析；崔永东则比较尖锐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立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滞后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而造成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混乱与滞后，目前文化产业所面临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的现状难脱其责”①。关于民族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问题，资金支持力度较小是比较集中的观点。其中陶磊的论文可以作为代表。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排斥研究》中指出：“我国民族地区一直是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薄弱地区，金融排斥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②。
三是关于民族文化产业的经济与人才问题研究。对此，一些学者认为：以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是目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但是由于民族文化产业经济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影响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如祝国超以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为例，提出了民营资本对民族文化产业经济运营能力较弱，而现在文化产业市场缺少企业力量，很大一部分企业还游离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使市场缺乏竞争力；王冠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经济管理行为的特殊意蕴》一文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文化产业在各民族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相关产业的经济管理问题也凸显出来，并成为了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关于民族文化产业中的人才问题，李清源、李秀东在《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中认为：“目前西部各省区文化人才队伍规模偏小、整体素质不高、结构分布不尽合理、高层次人才紧缺，制约了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壮大”③；田军则在《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探究》中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指出该区域一些县市民族传统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杨凤、欧阳博强的《辽宁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问题》和蒋彬的《羌族地区文化产业现状、问题与对策》也都就各自所在的民族地区由于受制于科技人才缺乏，使得其动漫、游戏、文化会展等新型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
四是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民族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民族文化的文化属性和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意愿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新、保护和传承都离不开民族文化主体的支持和参与，民族文化主体是民族文化的拥有者和承载者，离开他们，“民族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出现损害民族文化模式、故意篡改民族文化本来图像的人为建构，”①但是有些民族文化由于先天不足，缺少文化底蕴，生命力薄弱，在现代技术的冲击下，越发表现出不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需求。在这方面学者们倾向于对造成这一问题的诸多原因进行探讨。如林巧、王菁的《云南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美丽背后的困惑》就指出，由于缺乏对民族文产业、民族文化及技术的正确认识，没有政策法规约束，使得传统工艺与工业化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矛盾，其结果是传统技艺消失在工业生产的机器隆鸣声中；缪祥彦、姚洁则通过石林彝族刺绣在旅游业的带动下，盲目的工业化扩大产量，造成工艺粗糙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发展并不是意味着要把传统的东西都通通丢掉，而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亦即扬弃的过程。
